2012年莱德杯（Ryder Cup）上，美国队在梅黛娜也发生过这种事情。当时他们以10:6领先欧洲队，他们只需要在剩下的12杆球里拿到4½分即可赢得冠军。我可以确定当时他们已经有自满情绪了，那是人的本性。而一旦出现自满情绪，就要出问题了，这是一条通往毁灭的道路。当时，在美国队丢掉一分之后，你可以发现不稳定因素开始萦绕着美国队。而在又丢一球之后，整支队伍变得混乱起来。不久他们便开始恐慌，节奏大乱。选手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应该做什么，也无法让自己冷静下来，同时开始犯一些罕见的错误。最后，美国队认输了。
取得任何胜利都需要循序渐进。你根本不可能一步登天，夺得英超冠军。所以我会小心地将所有事情都细分为可以消化的小部分。没有人会把一个登山队带到珠峰脚下，然后指着顶峰说：“小伙子们，我们的目标是那里。”在赛季伊始，我会避免向球员传达任何特定的目标。我在媒体面前发表的关于夺冠的言论也只是泛泛而谈，而且我的球队也已经习惯了这种预期。只有在11月时，当赛季局面和我们未来的对手变得明朗时，我才会制定更精确的目标。此时，随着冬季的临近，我会对球员们说：“如果在新年那天，我们排名第一、第二或第三，或是跟第一名相差3分之内，我们夺冠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自满给我带来的第一次教训在1968年，当时是我在流浪者队踢球的第一个赛季。在决赛对阵阿伯丁队之前，我们从未输过任何一场比赛。而最后我们以2:3输给了对手，失去了冠军。赛后成千上万的球迷陷入了疯狂，他们砸窗户、互相践踏。当时的场面简直是一片混乱，我们在警察的护卫下才得以安全离开球场。其实我们要想赢得冠军并不难，我们只需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但是我们没能够做到。
虽然能为别人付出，我感到很高兴也很满足，但是我承认我不能像他们一样开心。我总觉得明天就不得不再次成为领导者，我需要开始思考我们如何才能提高并关注那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球员。对于我来说，在欢庆期间脑海中总是闪过一些问题：“我们是如何夺冠的？我们如何夺取下一个冠军？”我不希望我们被自满击败。
他人对球队的批评也能让我们更加团结。当某一名球员被媒体指名点姓地批判时是一回事，尤其有些时候是他们罪有应得的。但是，当整支球队被人嘲弄时，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当这种事情发生时，我可以说是很享受的，因为这正中我们下怀。因为这种嘲弄是针对整个集体的，这反而会让球员们团结得更紧密，并且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容易的战斗口号。1996年的英超联赛中，我们陆续惨败给纽卡斯尔联队、南安普敦队和切尔西队，BBC广播公司在新闻中预测我们的英超之旅即将结束。而这条新闻对我们来说就像是完美的兴奋剂，我确信也正是这条新闻帮助我们夺得了那年的英超冠军。回首往事，我弄明白了为什么这件事情意味深长，因为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20年里，这种事情仅发生过两次。
当我感觉可以帮助一名球员提高时，我会对他进行批评，但是我会选择一种积极的方式。例如，我会告诉一名年轻的球员，如果多传球，他的价值会更大。这样他能更好地领会我的意思，反之厉声说：“如果你总是自己拿着球不传，你将一无是处。”则效果不佳。当比赛结束时，我总是避免训斥球员。他们已经承受了足够大的压力，无须我再当众施压了。我会把批评之词留在私下场合，躲开那些时刻窥探着的眼睛。对于那些传球失误导致我们丢球或是失去了机会球的球员，我会努力将他们保护起来，不让他们受到批判。你总能给媒体一些其他内容去发挥，一些对我们不公正的判罚、一个本应该判给我们并能帮助我们赢得比赛的点球、球队中有很多伤员或是多如牛毛的赛事。对于那些无须我或是他人提醒就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球员，我会努力减少他们承担的压力。因为大部分的球员都会因为让球队失望而感到羞愧难当。而我的首选方式则是保护这名球员，以后再说。
你也许会认为球员们会抱怨某名球员得到了特殊待遇。如果那名球员仅仅是个普通角色，那么确实可能会招来抱怨。但是经常会有需要特殊待遇的球员出现，埃里克·坎通纳就是其中一位。他在之前的俱乐部里一直表现得狂放不羁，而且落下了桀骜不驯、难以相处的坏名声。你就是无法用纪律去约束他，因此很多人视他为魔鬼。我却不这么认为。当你与天赋异禀的人接触时，以特殊的方式对待他们也是应该的。我有意识地不去想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是像对待新球员一样对待坎通纳。在坎通纳为曼联效力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会找他谈话，在训练场上、自助餐厅或是更衣室。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任何事情都能把他激怒，但是他喜欢谈论足球，而这也是让他振作起来的方法之一。我在对待坎通纳和一些非常特殊的球员时确实采用了不同于其他球员的方式，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会让大家产生怨恨情绪，因为球员们都明白自己身上没有那种超群的天赋和素质。我跟坎通纳都不是英格兰人，而且都经常视自己为局外人，这也使得我们的关系保持得不错。但是即使是那些我自认为很了解的球员也会做出令我始料未及的反应。我直到最近才知道，当加里·内维尔还是一名年轻球员的时候，他会因为我的训斥而失眠。这一点证明了领导者需要站在聆听者的角度看问题。比如，当我让一名球员在场边休息时，我会非常小心地告诉他，我指望他在后面更为艰难的比赛中大显身手。这招很管用，但是也许并不能满足他们想要每场比赛都上场的欲望，同时这样做还能够避免他们把我的决定理解为对他们缺乏信任。
这时贝克汉姆最不希望的是我再去批评他，因为他已经非常自责了。所以我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重拾信心。并且告诉他我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曼联队以及俱乐部的所有人员都知道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球员并且希望他早日归队，我们会保护他的。此后的一个赛季里，曼联第一次客场作战是对阵西汉姆联队，当时在前往体育馆的路上有一条绳索悬挂着贝克汉姆的肖像，而曼联队的大巴车也遭到了石头和玻璃瓶的袭击。
有不少教练希望受到球员们的欢迎，并和他们打成一片。这样做是徒劳的。作为一名领导者，你无须让别人喜欢你，在某些场合，让别人畏惧你反而会很有用。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需要获得尊重。生活中总是有些自然的界限，那些越了界的人就会遇到麻烦。当我在流浪者队踢球时，他们雇用了一位新的教练，大卫·怀特（David White）。他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只是无法胜任教练一职。他被这个俱乐部震慑住了，同时他还停留在凯尔特人队乔克·斯坦的阴影中。球员们不是很尊重他，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跟球员们走得太近了。曼联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1969年威尔夫·麦克吉尼斯（Wilf McGuinness）接替马特·巴斯比（Matt Busby）成为主教练。当时威尔夫面临着几个不利的因素。他接替的是一个传奇；当时他年仅31岁并且没有管理经验。但是最糟糕的是，他所执教的球队中有很多队员都曾和他一起踢过球。教练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可能的职位。在我执教曼联之前，俱乐部的主教练罗恩·阿特金森（Ron Atkinson）也有类似的问题。作为一名教练，他比威尔夫要成功得多，但是他也选择和队员们称兄道弟。但这是徒劳无用的。领导者就是领导者，不是球员。
我意识到一次胜利或是一次重大事件，对于球员、球迷或是教练来说都有着不同的意义，你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来庆祝。能看到球队为其他人，尤其是为那些没有太多机会抛头露面同时也不太走运的人带来快乐，这是很令人欣慰的。阿伯丁队1983年获得的欧洲优胜者杯冠军让这座城市为之一振，除了北海石油（North Sea oil）带来的业务，这座城市很容易被人遗忘。阿伯丁比伦敦更靠近奥斯陆。在冬季，这里白天的时间仅有不到六个半小时。即使是在5月，当我们返程归来时，依旧能感受到北海吹来的刺骨的寒风。而市政厅会把那天定为法定假期，除了当时的女校——阿尔宾学校，所有的学校都会停课。但是当我们经过这所学校的时候，学校里的女生们会跑出来或是透过窗子向我们欢呼。
虽然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有时我会为了保护球员而让他们离开一线阵容，无论是对年轻球员还是老球员都是如此。对于年轻球员（正如我之前所说），我想最好让他们逐渐认识到一线阵容的残酷。而对于30多岁的球员，我之所以让他们休息，是因为不希望他们的身体负担太重。当坎通纳和内维尔跟我说他们希望退役时，我都努力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我曾经让坎通纳找他的父亲谈谈，但是那并不管用。内维尔是一位很自负也很固执的球员，当我劝说他等到2010—2011赛季结束后再退役时，他对我说：“老板，我完了。现在我只是在欺骗我自己。”在默西塞德郡对阵埃弗顿队时，我不止一次让鲁尼坐在观战席上。而这不仅是出于身体原因，因为埃弗顿的球迷对鲁尼非常不友好。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鲁尼可以对那些咒骂置之不理，但是让鲁尼乃至整支球队都蒙受那针对鲁尼的辱骂，这显然是不明智的。那些辱骂简直不堪入耳，就连鲁尼的父亲——埃弗顿的死忠粉丝也会有意回避葛迪逊公园球场（Goodison Park）上曼联队的比赛。
我总能够通过赞美球员收获更多的东西，这比奚落、批评他们强得多。足球运动员和其他人一样，在他们的心中也充斥着各种情绪，有时非常不安，有时却过度自信。努力去发现球员们处在怎样一种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激励别人，你就需要知道何时缓解他们的不安情绪、何时提升他们的信心。当人们知道他们取得了领导者的信任后，才会发挥出最好的竞技水平。
每个人都对“世界级”有着自己的定义，这个词仿佛已经取代了“伟大”或“优秀”。如果你看看报纸或是听听电视评论员的点评，似乎有很多“世界级”球员。在教室里情况也是如此，因为我不断听到关于“分数膨胀”的说法——今年获得A级的学生比去年多得多。在我看来，目前全世界的现役球员中能称得上世界级的仅有2位——里奥内尔·梅西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虽然还有很多球员称得上伟大，还有更多的球员堪称出色，但是当今世界成千上万的职业球员中，也只有梅西和C罗算得上是“世界级”。当然其他球员也会有“世界级”的发挥，一个精彩的进球、一脚精妙的传球或是一次惊世骇俗的扑救，而且在整场比赛中乃至整个运动生涯中这样的时刻是不胜枚举的。关于对球员的分级，我有不少主观的和客观的标准。主观标准包括他们双脚的技术；平衡感；他们保持竞技状态的自律方式；对待训练的态度；各场比赛及各个赛季中的稳定性；他们在不同位置上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以及他们为球队所注入的热情。在客观标准中不容争辩的几点是：他们的进球数；他们代表世界顶级俱乐部出场的次数；曾经获得的冠军数和奖牌数；参加世界杯的次数。如果你运用这种评判标准，就能很容易定义最佳竞技水平了。而对此，球员们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对于大部分球员来说，我无须督促他们提高效率或是更投入些。但是对于有些球员，比如加里·帕莱斯特就需要额外的鞭策。他在1989年至1998年效力曼联期间，代表球队打了437场比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帕莱斯特是我执教过的最好的防守队员，但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十分懒散。他不喜欢训练，而在比赛中他往往需要15分钟才能进入状态。1990年我们对阵利物浦的一场比赛中，上半场比赛他简直把我折磨得要死。中场休息时我对他说：“下半场你不用上了。”后来我想了又想，改变了主意，然后对他说，“下半场你还是继续踢吧，我要你跟我一起受罪。”
如果你不了解自己的球员，就很难激励他们。这是很多年前我在苏格兰时，一个小伙子教给我的。当我在阿伯丁队执教时，每周四的晚上都会去格拉斯哥，在一处阿斯特罗特夫尼龙草皮上给孩子们当教练，我们也可以借此发现一些年轻的天才球员。有一天晚上，我穿着带有“AF”标志的运动服来到了球场，看见一个8岁左右的男孩正在抽烟。我对他说：“孩子，快把烟掐了。要是让你爸爸看见你吸烟，他会怎么想？”那男孩瞅了我一眼，说：“滚开！”然后就走开了。我的助理教练阿基·诺克斯看到这一幕不禁大笑起来。但是仔细想来，我才意识到我对这名男孩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他来自何方，他的父母是做什么的，他是否被小伙伴们奚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火气这么大。除非你了解这一切并且摸清楚一个人的性格，否则你不可能发掘出他们最大的潜力。在我们签下新球员之前，尤其是年轻球员，我总是努力去了解他们的成长环境。因为，人在10岁到12岁以前的经历会对长大成人以后的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虽然曼彻斯特市比阿伯丁更大，知名度也更高，但是曼联队的胜利对于当地人来说也是意味深长的。这座城市铭记着曾经的磨难，我说的不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利物浦总是夺冠的那几年，我指的是当地的经济、几乎全部的制造业都遭遇了破产以及无数家庭因此遭受的艰难困苦。对于很多人来说，曼联队的胜利是他们人生中最高兴的事情。我可以肯定，对于一些人来说，看着曼联队的敞篷大巴队伍穿过曼彻斯特市比过圣诞节还要开心。
在足球运动中，一位幸运的教练可能会得到一名世界级球员；但是大部分的俱乐部并没有这么走运，即使这些俱乐部也能够组建出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经过悉心准备，11名出色的球员组成的球队所具备的实力超过他们个体能力的简单相加。然而我确实也想不到有哪个球队可以在没有世界级球员的情况下问鼎任何赛事。
在带领一支团队追求卓越时，需要对成功进行谨慎的定义。我通常会非常小心地设立特定的长期目标。我永远不会对球员们说：“本赛季我们要赢得英超冠军和两座奖杯。”首先这样做会传递错误的信息，因为这听起来很傲慢自大。其次，这会给所有人带来很大的压力，而得不到任何好处。最后，这可能会让所有人都失望。相比之下，“我们希望曼联赢得每一场比赛”。这样说要合适得多，因为自从1993年至今我们都是这么做的，这么说也传达了俱乐部的精神。让大伙都知道我们希望赢得每一场比赛就是制定了追求卓越这一目标，我也可以借此不时地为队伍打气。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另一场比赛，那是2006—2007赛季最后一场主场作战，对阵西汉姆联队。那次比赛，我们再次输在了自满上。在比赛的前一周，我们就已经稳拿冠军了，但是在比赛前我还是对球员们进行了训话，让大家懂得能够赢得冠军是每个人的功劳。而西汉姆联队则需要在本场比赛击败我们才能保级留在英超。我没有让C罗、吉格斯和斯科尔斯上场，因为下周我们需要踢足总杯的决赛。但是上半场特维斯就帮助西汉姆联队率先破门，下半场我派上了这3名球员，但是于事无补，我们还是输了。曼联队当时表现出的自满让我怒不可遏。在临近比赛结束时，我还要求球员们全力以赴去踢。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一个赛季简直是太可怕了，对于我们的球迷来说，这是一场糟糕的表演，同时也给我留下了可怕的回忆。球员们可能认为这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比赛，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领导者往往意识不到，或至少低估了他们在场时所起到的激励作用。我们眼中的自己总是跟别人眼中的我们不同。此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有一天费迪南德拦住我要跟我说话，因为我去国外考察一名球员而缺席了几次球队训练。他说：“你去哪儿了？你不在的时候训练就变了样。”虽然，卡洛斯·奎罗斯带领球队进行训练，而且规则和训练方式也跟我在的时候一样，但是费迪南德意识到了我没有在场，有的球员可能会因此多少有些懈怠。我不知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因为当时我不在场，但也许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我把费迪南德的这一观察牢记于心。此后，如果我必须考察一名球员或一支球队，我们都会租一架私人飞机，这样即使我凌晨两点还没睡觉，第二天依旧会出现在训练场上。我汲取到的经验是：即使我在训练过程中一言不发（我确实很少说话），只要我出现在训练场上就能对球员们起到激励作用，而这作用比我想象中要重要得多。任何团队的领导者都必须拥有很强的个性。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在谈话中占据上风，或是用最高的嗓门说话。一些很安静的人也具有很强的个性，当他们要发表意见时，整间屋子的人都会洗耳恭听。强烈的个性是内在力量和勇气的外在表现。
当我来到曼联之后，我想象不出比老特拉福德球场更大的舞台。显然，我也很了解诺坎普球场和伯纳乌球场，但是虽然它们都是很棒的球场，却都不及老特拉福德球场那么吸引我。我从未要求自己在退休前一定要夺得多少次英超冠军或是足总杯冠军。如果我当初要求自己带领曼联夺得5次欧洲冠军杯冠军后再辞职，那么我现在可能还得留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但是我私底下一直认为我可以带领球队实现这一目标。我从未告诉自己如果曼联的射手没能拿到FIFA的金球奖（Ballon d’Or awards）或是年度最佳球员奖，我的人生将是不完整的。这不是我的风格。我想要的只是更多的冠军，在这一点上我永不知足。
当我的球员上了年纪，对他们太过仁慈就会损害俱乐部的利益，因此我不能这么做。足球场上的表现会证明一切，它们从不说谎。我不得不做出很多可怕的决定并表现得冷酷无情。我从没有指望球员会喜欢我，当然我也不希望他们恨我，因为这样我就不能让他们发挥出最佳水平了。我想要的只是让他们尊敬我并听从我的指挥。
当曼联开始不断赢得国内赛事时，我也为球队制定了更高的理想。我把我的想法说给教练组听并跟他们解释，我们依然要全力以赴去争取英超冠军，我们的新目标是欧洲冠军杯冠军。我执教曼联以来首次获得英超冠军是1993年，且截至当时为止，曼联总共赢得过1次欧洲冠军杯冠军，或者冠军杯（1992年以前的叫法），而皇家马德里已经获得过6次冠军、AC米兰和利物浦分别获得过4次、拜仁慕尼黑和阿贾克斯分别获得过3次、本菲卡（Benfica）和诺丁汉森林队分别获得过2次。
激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始终如一。作为一名领导者，你不能摇摆不定，你要让人们感觉到你对某一方法的坚定不移的信心。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你将很快失去自己的团队。在足球界球员们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你不是为教练而踢球的。”“不是为教练而踢球”这一幕我已经目睹过上千次。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名教练就彻底完了，因为激励球员追随他，这一主要任务失败了。当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这才是你需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当诸事不顺时，总会有做出改变或跳到其他行当的冲动。这是没有用的。有时如果我们输掉了比赛，球员们就会说我们的训练应该更轻松些；如果我们在训练中不去重视专业技术的练习而是踢些娱乐赛，那么结果就会好很多。我从不会采纳这种建议。在星期日的下午，每一处球场上都挤满了玩各种公园游戏或公共游戏的人们，但是这并不能让这些人成为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我坚信只有不断进行专业技术的训练并完善战术策略才能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不会为了一时取悦于人而做出任何改变。
在管理那些取得很高成就的球员时，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方面是限制他们尝试去做那些不可能的事情。经常会有球员能够打进一个杂耍般的进球或是秀出一次精彩绝伦的球艺，但是你永远不能指望这些。当比赛形势严峻时，球员们总会有尝试或依靠绝技的冲动，但是这种杂耍一样的绝技只有在老旧的漫画杂志《男孩自己的报纸》（Boy’s Own Paper）中才管用，而在狂热的75，000名球迷面前几乎注定是要失败的。每当我们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并且落后一分时，我总是会跟队员们强调，让他们不要惊慌并要求他们不要尝试在禁区外围远射。我希望他们能够不慌不忙地把握住控球权，慢慢渗入对方禁区。加里·内维尔在曼联效力多年，是一名不屈不挠的右后卫。他总是喜欢尝试在35码处射门。我简直要被他气疯了。每当比赛结束，我总会质问他：“我跟你说了多少遍，这样做不管用。”遵守纪律并坚持不懈，这比鲁莽地尝试个人英雄主义要管用得多。
在我的脑海中还深深地记得另一个关于自满或过度自信的例子。那是网球比赛中的故事。2012年我观看了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维多利亚·阿扎伦卡（Victoria Azarenka）和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当时阿扎伦卡几乎拿下了比赛，在决胜盘之前还以5:3领先。这时她向观众席上的亲友们举手示意自己马上要赢了。自那一刻起，局势发生了扭转，她丢掉了本该属于她的冠军。在阿扎伦卡失利后，我观察了她的面部表情：极为沮丧。这告诉人们，在你赢得奖杯之前，千万不要触碰它。
当今足坛有不少伟大的球员——拜仁慕尼黑的托马斯·穆勒（Thomas Müller）、巴塞罗那的路易斯·苏亚雷斯（Luis Suárez）和内马尔（Neymar）以及阿森纳的阿莱克西斯·桑切斯——但是我可以肯定这4位球员都会承认自己比不上梅西和C罗。在此我无意贬低或批判任何球员，虽然在我执教曼联的26年里有不少优秀的球员，但是堪称世界级的也只有4位：坎通纳、吉格斯、C罗和斯科尔斯。而在这4位当中，C罗就像圣诞树顶端的饰物，他是我执教生涯中最后一名世界级球员，也是最棒的。基恩、罗布森和布鲁斯也都是非常伟大的球员，但是他们的优秀来自他们的态度、雄心、领导能力和投入，而并非其他优点。
在为欧洲冠军杯冠军而努力的过程中，我采用了与对待国内杯赛相同的策略。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来。显然，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获得参赛资格，并获得至少10分。我们仅有3次没能实现这个第一目标，分别在1994—1995赛季、2005—2006赛季和2011—2012赛季。
1999年，曼联获得了三冠王，那简直是棒极了。在通往曼彻斯特市中心的丁斯盖特街上，有一幢正在施工的建筑，四周到处贴的都是“禁止入内”的标语。然而这挡不住热情的球迷，人们站在混凝土楼板上和钢梁上，一边高声唱着曼联队最喜欢的歌曲，一边向球队大巴扔丝巾和帽子。2013年，当我们获得了第20个冠军之后，这一幕重演。整支球队都出现在市政厅的阳台上跟球迷见面。很多赛季以来，每当我们赢得冠军，我总是会把球员们请到家中吃庆功宴再喝上几杯。
我喜欢庆祝进球，尤其是2011年对曼城的比赛中鲁尼打进的那个倒勾球。对我来说，终场哨声是一种救赎，那是最美妙的时刻。那是决定性的哨声，在那一刻你终于实现了一些东西。即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那庆祝的心情也仅能维持几个小时。无论是联盟杯冠军，还是欧洲冠军杯冠军，都是如此。胜利后的庆祝是乏味的。在比赛后，作为一名教练，我需要接受新闻采访、返回酒店、梳洗一番再去参加招待会。等到全部忙完，已经是凌晨一点了，那时候我已经困得要死。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能够体会到那种满足感，但是当我醒来，那种感觉就荡然无存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从不夸奖我。他最希望的是我能够脚踏实地保持谦逊。就算我一场比赛打进3球，回到家之后他还是会有批评之词。他会说：“你射门次数太少，你传球次数太少。”我想父亲的话可能是鼓励我要更加努力，然后我便能得到他的称赞。但是就算我表现得再出色，他还是总会说些打击我的话。相比之下，我的母亲和祖母经常给我以赞美和夸奖之词，她们为我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回首往事，我有时会想我的父母是否无形中给了我双重引擎：一个让我更加努力，另一个让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很有必要的。这体现在很多小的方面，但非常重要。比如，我总是坐在球队大巴的前面。球员们知道我们之间的距离，因此他们从未邀请我参加赛季末的派对。他们会邀请除了我以外的所有管理人员，然而我并没有为此感到不悦，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除了在阿伯丁队的那一次，我从未参加过自己球员的婚礼。他们不愿意跨过那条线并且尊重我的位置。这样也让事情变得容易了，因为作为教练，对待球员不能感情用事。乔克·斯坦曾经告诉过我：“不要爱上你的球员，他们会欺骗你的。”这也许有些极端，但是他说得没错，你不能跟为你工作的人过于亲密。只有当他们遇到麻烦时，他们需要你的建议，这时你才需要付出情感。我曾经无数次帮助球员解决他们的私事，他们信任我，知道我会为我们的谈话保密，我也为此感到荣幸。在这些情况下，我就像一名牧师、一位父亲或是一名律师，能够解决问题的任何角色。时至今日，我曾经的球员们还是经常跑来向我寻求意见，这也体现出了曾经支持我们之间关系的那种信任。
我总是尽量避免表现得过于自信。这不是表演的哑剧，也不是惺惺作态的假面孔，这就是我在追求任何他人也同样渴望的东西时的一种感受。你不能把任何事情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本赛季还剩下5场比赛，而曼联碰巧高居榜首，我也永远不会说：“如果本场比赛我们拿下3分，那么别人就不可能赶得上我们了。”我会说：“让我们好好把这场球踢完吧。完成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迈向成功。
要想自己的球员发挥出最佳状态，用铁棒打是不管用的。你需要赢得他们的尊重，让他们习惯成功的感觉，并让他们相信自己还有进步的空间。领导能力中很大一部分是开发出另外5%的潜力，而这潜力连当事人本人都不得而知。
2000年当我们从埃因霍温队买来鲁德·范尼斯特鲁伊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形。我们已经就各项协议达成了一致，可是范尼没能通过体检，这让我感到很震惊。当时埃因霍温队宣称范尼的身体状况很好，为证明这一点还安排录制了一次训练。而就是在本次录制中，范尼受伤倒地并痛苦地喊叫着，你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这段视频。事后证明他的十字韧带拉伤。于是我们终止了合同，但是我马上动身前往荷兰去看望范尼，他当时正卧床不起。我告诉他现在跟以前不同了，十字韧带是可以修复的，他可以恢复，那时候我们还会签下他。我想这番话安抚了范尼，同时也确保了他不会加入其他俱乐部。一年多以后，范尼就加盟了曼联，并在首秀中射门得分。
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一个赛季，2013年3月在足总杯的比赛中我们主场以2:0领先切尔西队，看起来我们将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而这也正是失败的根源，一切都太顺利了。切尔西队在经过几次换人之后改变了场上的形势，扳回一球后很快又将比分追平。在比赛临近尾声时，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仅仅渴望能够将平局保持到最后。但是那场比赛重演了斯坦福桥球场（Stamford Bridge）的一幕，我们输了；我们的自满让一次轻松的胜利变成了失败。
如果别人喜欢你，那么做起事情来会容易许多。虽然我无意博取人缘，但是我会经常试着去关注曼联队，或是其他跟我有关联的俱乐部中的一些人，他们是幕后工作者，是无名英雄。我这么做并非伪善，我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这些人没有数百万英镑的薪水、公众的称赞，他们没有百达翡丽的手表和宾利轿车。他们中的很多人——洗衣工、球场管理员和女服务员，都是乘公交车来上班的。他们是俱乐部的中流砥柱。在曼联队，他们中甚至有些人的资格比吉格斯都老。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相当于球队的公务员，他们比政府存在的时间更久，而在曼联，他们与球队的传统一脉相承。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很亲切，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跟我有着类似的背景。
2009年11月，雷内·穆伦斯丁制定了我们计划在12月底收入囊中的分数，但是此后，我们先后输给了切尔西、阿斯顿维拉和富勒姆队（Fulham），我认为此前制定的目标是适得其反的。我想在制订具体计划时最好融入一些模糊性。如果在圣诞节来临之际我们名列第5，那么情况还不算太糟，因为多年以来曼联队在后半个赛季总会有更好的表现，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惯例。我们经常说：“下半个赛季自然会好起来的。”当然事实并非像说的这么简单，但是这至少能提振士气。对于任何竞争异常激烈的事情，通常只有到最后才能形成定局。在我执教曼联的这些年里，英超的比赛中仅有4次是能够在赛季结束前两周或更早预知冠军花落谁家的。
球员们经常会遇到更大的挑战，幸运的是那些顶级球员很少会染上危及生命的疾病。而当达伦·弗莱彻染上溃疡性结肠炎之后，曼联队也获得了一次向他提供坚定不移的支持的机会，因为当时他离队很久了。他顽强地与病魔斗争了几年，但是后来他病得出不了家门，只得接受手术。巧合的是，我妻子的妹妹正是死于这种疾病的并发症，因此我非常了解弗莱彻默默忍受的那种折磨。如果我们对他置之不理，那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却告诉他大家都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归队，那时会跟他签新合同。弗莱彻年轻时就来到了曼联，而且从未让我们失望过，因此在他接受治疗期间，我们让他担任预备队的教练，这样他就不会觉得被遗弃了。有一次中场休息时，我伸头去听他的训话，那简直棒极了。他当时正在训斥自己的球员，说道：“如果你们认为刚才的表现能够进入曼联一线队伍，那你们一定是在开玩笑。你们根本没有机会。”后来，弗莱彻及时痊愈了并将自己的病情公之于众，他自己也得到了极大的解脱，现在已经骄傲地成为西布罗姆维奇足球俱乐部的队长。
足球运动会给教练很多向球员伸出援手的机会。比如前面所说的，当贝克汉姆和范尼遭遇了窘境。但同时还有很多小的方面，可以帮助年轻球员增长他们的技艺，可以给球员提出建议，比如我告诉C罗在他准备进行长传之前需要缩小跑动步伐；当有球员受伤时，站在他旁边不要动；当新球员刚进入一线阵容时对他们进行指引，这其实是在灌输忠诚的感觉。我这么做并非去模仿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因为这样做可以帮助曼联队，同时还会让球员们感到我们对他的信任。这样做也向球员们灌输了惊人的忠诚，还让他们在比赛中能够有优异的发挥。作为回报，他们会在球场上贡献出那另外5%的潜力。于是，我就这样无心地发现了这种激励人的方式。
再往前追溯，博比·查尔顿曾代表俱乐部出战758场、代表英格兰国家队出战106场，其中4次打进世界杯决赛。按照我的标准，他也称得上是“世界级”。他可以满场飞奔、左右脚技术娴熟，可以打左路、右路或中路，并且信心十足，意志坚定。尽管他曾取得过骄人的成绩，但是为人却低调、谦逊。他是一个安静腼腆的人，但是当曼联队落后时，他会说：“把球传给我，我会让球队取得胜利。”他并非在吹嘘或夸耀，他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实力，而更重要的是他的队友也是这么想的。曼联最终赢得了比赛，这都归功于查尔顿——这位世界级球星。
那些竭尽全力并最终创造奇迹的人是应该得到认可和赞赏的。但是，我从来都不喜欢庆祝。我在曼联队期间参加过不少庆祝活动，这些都是由俱乐部的商业部组织策划的。每当我的队员获得了金球奖或是英格兰年度PFA足球先生，我是肯定会去参加庆功宴的。但是我无法掩盖自己不喜欢饮酒庆祝这一事实。
我经常反思那场比赛，但是时至今日我依旧无法对其做出解释。开场33分钟时，我们以0:1落后。在中场结束前我们扳平了比分，后面又打进了3粒不可思议的进球，我们以4:2的比分领先埃弗顿队。讽刺的是我们却一直受到对方中场球员达隆·吉布森（Darron Gibson）的困扰，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球员，我们刚刚将他卖给埃弗顿。我不断告诉球员们不要让吉布森在中场位置拿到球。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没能够阻止他，于是吉布森的个人表演开始了。在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时，埃弗顿队将比分追平。一周之后，我们在伊蒂哈德球场（Etihad Stadium）以0:1输给了曼城队，这场败仗的部分原因来自我对球员的选拔出现了错误，同时也因为罗伯托·曼奇尼（Roberto Mancini）对防守的重视。最后曼城队夺得了英超冠军。
毫无疑问，自满让我们付出的最惨痛代价是2012年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对阵埃弗顿队。那时已是4月，我们在该赛季的英超联赛中已经打了34场，在积分榜上排名第一，领先曼城队5分。天晓得那场比赛发生了什么。也许大家都觉得这无非又是一场乏味的比赛，我们还将一如既往地获胜。也许我们都认为即将迎来另一座奖杯，因为本赛季中我们发挥出了最佳水平。在离比赛结束还有7分钟时，我们以4:2领先；有一两名球员已经变得怠惰起来，跑回了他们的防守位置，无所事事。
然而让一个团队中的所有人都能够分享成功的喜悦也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赢得任何冠军美誉之后的几天，我总会把卡灵顿所有的工作人员召集在一起，喝几杯香槟庆祝我们的成功，然后再让他们去工作。我一直认为其中的诀窍在于：在庆祝胜利的同时，不要失去帮助我们获得胜利的优点和那种深深的渴望。我只是想时刻警惕，不把当前的成功当作未来成功理所当然的保证，同时确保庆祝时不会播下自满的种子。
当一个团队获得一系列的成就之后，自满总会悄然而至。越来越多的金钱；宽松的旅游政策下，人们可以预订昂贵的机票或是五星级酒店。成功时获得的奖章和纪念品，或是重要的里程碑堆叠在桌面上和办公室的架子上。一些集团，当然曼联也是其中之一，甚至会有属于自己的博物馆，对于曼联来说，里面会摆上些奖杯。一年一年过去，曼联球员的日子越发好过了。我们包下飞机带着球员四处飞，我们球队大巴的舒适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奢华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在曼联时，每个赛季伊始，媒体都会问我本赛季的目标是什么。我的一贯回答是：我们想赢得一座奖杯，随便哪一个都可以。我小心避免制定错误的目标或是给大家压力，因为这样做会事与愿违。然而，自从我带领曼联夺得第一座奖杯后的23年里，我们至少每两个赛季就能夺得一座奖杯。
要想自己的球员发挥出最佳状态，用铁棒打是不管用的。你需要赢得他们的尊重，让他们习惯成功的感觉，并让他们相信自己还有进步的空间。我无法想象有哪个教练能够依靠暴政获得哪怕是片刻的成功。事实证明，英语中最强大的两个词是“Well done”（干得漂亮）。领导能力中很大一部分是开发出另外5%的潜力，而这潜力连当事人本人都不得而知。
我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对待球员。我从不会告诉C罗或者迪米塔·贝尔巴托夫（Dimitar Berbatov）我们希望他们一个赛季能够至少打进25个球，也不会要求吉格斯或基恩让他们的传球成功率至少保持在80%。我从不会对任何球员提出特定的目标，要求他们完成，然而他们也都明白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最杰出的发挥。跟球员续签合同是审视其竞技状态的好机会，我可以借此机会告诉他们哪里需要提高。每当签下一名新球员，我总是特别注意坐下来跟他聊聊，并向他详细解释曼联俱乐部对他的期望。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会表现得更为严厉。1983年我带领阿伯丁队在欧洲优胜者杯决赛中击败皇家马德里夺冠，3天后我们又击败了流浪者队，在苏格兰杯中成功卫冕。但是当时我对球员的表现很不满，在电视采访中怒批球员的“丢脸的表现”，后来我收回了这一看法。当我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之后，我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公共场合对球员进行批判毫无益处，这样做你什么也得不到。此举既羞辱了受害者，同时也鼓励不了他周围的人。于是我尝试着坚持几项原则。那些激烈的言辞在最紧张的时刻有时是不管用的，因此我把自己最严厉的批评留在了私下场合。我通常会在批评中融入一些鼓励的话：“你知道你可以做得更好，对吗？”同时，你还要让所有人都明白任何纪律处分都不是任意的：它适用于任何人，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在1996—1997赛季一场对阵尤文图斯的比赛中，中场休息时吉格斯跟我发生了争吵，于是下半场比赛我让他坐了冷板凳。当保罗·斯科尔斯，这位曼联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做出几次愚蠢的抢断，最后被红牌罚下时，我也会训斥他。因为他的行为让队友们失望；即使是再优秀的球员，也不能凌驾在纪律之上。
这一幕，我曾经目睹过无数次。开始是不稳定因素的出现，从而导致混乱。恐慌接踵而至，而在你发觉之前，整支队伍都已经停止了反抗，失败也在所难免。而与此同时，对手的表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逐渐建立起了信心，他们变得越来越专注同时排除掉了一切干扰，他们可以闻到血的味道，不知不觉间自满再次决定了一次丑陋的胜利。
至于我自己，我从未制定过一系列的个人目标。在我17岁时，我也从未要求自己在30岁时要打进100粒入球或是在我的职业生涯结束时要获得6块奖牌和20座苏格兰的奖杯。在我成为教练以后也是如此；然而当阿伯丁队经常能够赢得比赛时，我也很清楚自己渴望一个更大的舞台。在跟几家俱乐部进行了漫不经心的交流之后，我来到了曼联队，至此我再也未曾考虑过去别处执教。经常会有人建议我去当英格兰队的主教练，但是尽管几十年过去了，我对这一职位仍然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我不仅需要面对背叛苏格兰的内疚感，还不得不应付这一位置带来的种种麻烦。同时这更是一个令人绝望的职位，因为每当重大赛事临近，媒体和公众总会为之疯狂。他们往往会忘记国家队主教练虽然拿着可观的薪水，却是一个兼职工作。他只能偶尔见到自己的球员，他不能进行日常训练，并且在国家队中无论是多么有天赋的球员，也不可能像在俱乐部一样本能地感觉到队友的意图。1985年乔克·斯坦去世之后，我曾经当过一阵子苏格兰国家队的主教练，那时我领略了一番国家队教练的苦恼。这个职位真的不适合我。在我看来，国际比赛管理的职位是为那些经验老到、临近退休的教练准备的，他们有耐心去应付这一职位的缺陷，并且有足够的威信，可以指挥更衣室里那些相处时间并不是很多的球员。
此后的法国1998年世界杯上，贝克汉姆因踢倒了阿根廷的迭戈·西蒙尼（现任马德里竞技教练）而被红牌罚下，我们确定一定要站在大卫这边。所有的记者团一致认为贝克汉姆被罚下场直接导致英格兰队被淘汰，并且各大头条也反映了这种看法。他们丝毫不留情面：《每日镜报》的头条是“十头雄狮，一个傻男孩”，《每日星报》也发出了刺耳的声音：“被罚下的贝克汉姆。”大街上的灯柱上挂的到处都是贝克汉姆的肖像，如果有一名移民局官员拒绝贝克汉姆再次进入英格兰，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我马上给他打了电话，我知道他一定难过极了。事实也确实如此。事后我得知，当贝克汉姆见到自己的父母时放声大哭，没有什么能够安抚他的悲痛。
保罗·因斯是另外一个例子。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是他总喜欢自己带球，而不愿意传球。因此我经常训斥他，1992年在我们和诺维奇队的比赛之后我责骂了他。我们只有赢得了那场比赛才能有机会冲击英超冠军，而他在那场比赛中也表现得异常狂躁。他大声叫喊说我总是责备他，其他球员只得把他拉开。我告诉他：“我没有责备你。你犯了错误，你在该传球的时候没有传球。”
我们曼联队也不能免于自满的困扰，有那么几场比赛，每每回想起来都会令我感到羞愧。1998年11月，我们对阵布莱克本流浪者队，当时局势已经很明朗，看起来我们会很顺利地以3:0赢得比赛，因为当时他们已经被罚下一名球员了。但是就在最后25分钟内，对方连进两球，这让曼联几乎崩溃。整支球队陷入一片混乱，球员们不断地把球踢出边线或是踢到看台上。这时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输了，我会把你们都宰了。”最终，我们以一球险胜，但是正是因为自满，也许还因为我进行了几次换人，我们险些尴尬地输掉比赛。
能够在比赛中间调整目标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球队真的碰上了麻烦，往往局面看似不可挽回。2001年我们就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局面，当上半场结束时我们以0:3落后于托特纳姆热刺队。在中场休息时，我实事求是地告诉球员们，我们的表现简直糟透了。当时的更衣室内一片沉寂，我只说了一句话：“先打进一球，看看局面如何吧。”我并没有说：“我们只剩下45分钟的时间了，而我们还需要4个进球。”因为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走在通往球场的通道上时，泰迪·谢林汉姆（曼联前球员，后来效力于托特纳姆热刺）大声告诉自己的队友：“千万不能让对手先进球！”他在老特拉福德球场有着多年的比赛经验，因此心里明白我们一旦落后，局面就会变得非常危险。然而，我们真的打进了下一粒进球，而这一粒进球给我们带来的是另外4粒不可思议的进球。最终，我们以5:3赢得了比赛。
在制定可行的目标时，还需要权衡实际情况。你必须让所有人都做好成功的准备，这是需要深思熟虑的。我们很容易设定不切实际的目标，这一点我在执教之初就深有体会。我在圣米伦队的第一个赛季，球队取得了八连胜，并且在乙级联赛中名列前茅。我当时信心满满地告诉媒体我们不会输掉本赛季剩下的任何一场比赛。但是，事实上后来我们仅赢得了一场比赛，在赛季结束时我们排名第6。
无论上个赛季是输是赢，球员们都需要抹掉这些记忆，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在去年有着优异的表现，并不能确保今年就能理所当然地继续保持下去。同样，如果去年我们失败了，我可不愿意沉浸在过去的失落之中。教练组，尤其是运动科学组的成员们经常会在赛季开始前或进行中给我一些新颖的意见，但是我从不会大张旗鼓地跟球员们进行赛后分析。我通常的做法是让他们在训练场上以我为中心站成一个半圆，然后向他们再次强调我对于胜利的渴望，并借此提出一些期望。我经常会问一些成熟的球员他们已经得到了多少奖牌，这些球员已经开始喜欢曼联这种胜利的习惯。我告诉他们，在他们获得10枚奖牌之前都不能以曼联球员自居。我记得曾经告诉里奥·费迪南德，除非他达到瑞恩·吉格斯的水平，否则他就不能认为自己是曼联的球员。当然，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每名球员都不一样，我开始逐渐意识到他们需要不同的关怀和培养方式。有些球员则属于另一个极端，他们几乎不需要我。这些人往往是那些有过数百场比赛经验的老球员，他们心中充满自信并且明白我的意图。而那些年轻球员，或是那些不知为何不太自信的球员则需要不同的对待方式。我可以肯定自己经常低估了新球员所经历的恐惧。即使是那些在曼联队待了很多年的年轻球员也会被一线球队的更衣室所吓倒。现在试想一下那些从未在英国踢过球、有时甚至语言不通的海外球员会做何感受。2003年，我们从美国的纽约地铁明星队（MetroStars）买来了蒂姆·霍华德，那是一支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MLS）中垫底的球队。霍华德很快就成为曼联的主力门将，我想他肯定意识到了曼联队和他之前球队的鲜明对比。他不得不尽快适应这里，他曾经远隔重洋崇敬备至的球员如今成了他的队友，同时他还需要融入我们这种更直接、对抗性更强的管理风格当中。我不确定是否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球员准备好迎接一位船厂工人儿子的领导，接受他那格拉斯哥人的率直，特别是这个人对你的命运有着最终控制权。
自满是一种病，尤其是对那些沉浸在成功中的人和团队来说更是如此。我认为能够避免让球队陷入自满情绪是令曼联队卓尔不群的品质之一。我们并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总是希望扑灭哪怕是一点点的自满的苗头。自满就像是干腐菌或是蛀虫，一旦潮气侵袭了建筑物，木头里生了蛀虫，你发现的时候往往就已经太迟了。我从不认为我们能够对任何一场比赛稳操胜券。人们也许会认为我是一名“常胜教练”，但是来看看数据吧。我总共带领曼联打了1500场比赛，其中输掉267场、打平338场、胜利895场。因此，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每当我步入足球场，我也只有60%的胜算。2008年当我们赢得了欧洲冠军杯冠军和英超冠军之后，我在莫斯科的酒店里跟球员们一起回顾了2008—2009赛季并强调了要做好准备，迎接新赛季一系列的艰苦挑战，因为我们不能对每场比赛都稳操胜券。
从球员身上发掘出最大的潜力的一个方法就是当整个世界都在责难他时，对他表现出真正的忠诚。而在足球界你有的是机会这样做。在1995年水晶宫队（Crystal Palace）的主场，坎通纳著名的飞踹球迷事件过后，当我在赛后观看了录像之后，我认为那是一个咄咄逼人、满嘴脏话的球迷，球队给予了他停赛4个月的处分（后来又被英国足球协会延期至8个月）。但同时俱乐部也给予了他最大限度的支持。坎通纳曾一度被放逐，他被禁止参加训练或是赛季前的球队旅行，因此他很自然地感觉到自己被孤立和遗忘了。我竭尽所能地让他感觉到我们还是很在乎他的，而就在他欲离队前往意大利的前夕，我们对他的忠诚使得他留在了曼联。
幸运的是，几乎没有老板或经理告诉我他希望球队夺得奖杯。唯一的例外是我在圣米伦队被炒鱿鱼之前，当时的球队经理告诉我（即使我们在上个赛季已经晋级，而且队员们都还很年轻）他希望我们在下个赛季赢得英超冠军。这也是唯一一次有人对我说：“我们需要你去赢得冠军。”然而这位经理没能够意识到的是如果我们要想获得冠军，就必须再买两三名新球员，而俱乐部却不希望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