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和假期也并非是神圣不可占用的。如果我在半夜醒来，我经常会悄悄地溜到楼上去书房看一场比赛。如果要我把这么理想的时光用来躺在床上努力入睡，这简直是没有意义的。我另外一种节约时间的方式就是从来不休假，尽管合同上我有休假的权利。从1995年起，每年我都会有5周的假期，但是如果不能工作的话，这段时间太漫长了。因此我通常每年只休2周，我会跟我的家人去西班牙内地和马略卡岛。直到我50多岁时，我才开始每年休3周。那时我的儿子们已经长大成人，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我和凯茜利用假期去过几趟美国。大约在15年前，我们开始去法国南部，我经常会在我下榻的酒店的餐厅与想要签约的球员见面。在那里可以欣赏到地中海和费拉角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在那里我未曾错过任何一名球员，他们都会在那里的角桌上签约。
我们在转会市场上做过很多今天后悔的决定，但是你无法改变历史。曼联完全可以靠那些已经被我们相中却没能签下的球员赢得数次冠军奖杯。2003年，我去雷恩队（Rennes）观看佩特·切赫的比赛，那场他们对阵欧塞尔队（Auxerre）。当时我们认为切赫太年轻了，无法应付英超赛场上的壮汉们，但是后来切赫去了切尔西，并且在此后的10年里创下了220场各项赛事不丢球的纪录。我们还很中意另外一名门将，那是在1999年彼得·舒梅切尔宣布退役意向之后。我们最初对阿斯顿维拉的马克·博斯尼奇很感兴趣，同时我对阿贾克斯的埃德温·范德萨也情有独钟。但是当我告诉俱乐部主席马丁·爱德华兹我们得到了一些关于博斯尼奇的负面信息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当时马丁已经签下另一名球员，而范德萨也去了尤文图斯。
我父亲总是说：“不要撒谎，不要行窃，凡事早点儿到。”我不能容忍迟到。开会时我一向去得很早。我也总是第一个进入工作状态的。这是我的本能。我很早就起床了，因此早点儿去上班对我来说并非难事。我记得曾经跟宇舶表的CEO让-克劳德·比弗（Jean-Claude Biver）交流过。他告诉我，当他在欧米茄工作时，面试他的人要求他早上5点去。在面试过程中，他问面试官为什么要求他来这么早，当时天还没亮。面试官说：“我每天早上5点就会起床，因此我领先所有人3个小时。当你还在睡觉时，我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我也有点儿这种感觉。
在我看来，跟我在阿伯丁队和曼联队一起工作过的人们也都以这样的积极态度面对失败。对我来说，1999年欧洲冠军杯决赛伤停补时的那101秒钟就是对我生活态度的写照。当时曼联队利用这101秒的时间，在0:1的情况下反超拜仁慕尼黑，以2:1的比分赢得了冠军。当时印着拜仁队图案的绶带已经绑在了奖杯上，为胜利做好了庆祝的准备。欧洲足联主席也已经把奖杯发给拜仁队了，然而我们永不放弃的精神让那绶带成为曼联的红色。
分心会让个人和集体承受巨大的代价，只有难以置信的纪律才能对其加以控制。在曼联队，商业部和业务部总会对球员进行这样那样的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商业部负责拉动电视收入和赞助收入、出售贵宾席的门票、组织营利性活动，同时还要负责接待活动。如果没有他们带来的这些收入，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无从谈起，比如签下一些重要的球员、支付高昂的薪水、改善我们的训练设施或是租用私人飞机进行旅行或比赛。
9年后，2008年我们再次备战欧冠决赛时，我让球员们观看了1999年那场比赛最后3分钟的录像，就是为了向他们强调永远不要认输。对于我来说，只要活着就不会认输。
失败从来没有真正击败过我，虽然我也清楚，鉴于自己已经退休，掩盖过去是很容易的事情。有一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自2008年起的后4年中，我们总共3次打入欧洲冠军杯决赛，但是仅仅赢得了一次冠军。因此，虽然我有过那一次的兴高采烈，却也经历了两次的失落。当然还有令人沮丧至极的时刻。1989年10月，在赛季中期，曼联队前往迈克蒂安米德公园球场（McDiarmid Park）和圣庄士东队踢友谊赛，庆祝他们的新球场建成。我们虽然以1:0获胜，但是球员们的表现令我感到悲哀。赛后我回到了酒店的房间，真想赶紧逃走。这时我的助理教练阿基·诺克斯敲门让我去参加为球队举办的招待会。当时我躺在床上对他说：“我不去了。我无法面对这些球员，他们的表现太差了。”但是阿基说的是对的，过了一会儿，我也确实勉强走下楼去参加了招待会，虽然当时我的脸色并不好看。还有几次失利让我印象很深。1979—1980年的苏格兰联赛杯上，阿伯丁队输给了邓迪联队，赛后我无法入眠。而1989年曼联1:5不敌曼城队那场比赛之后，我回家倒头就睡了。最惨痛的两次失利则都来自欧洲冠军杯——1997年对阵多特蒙德和2013年对阵皇家马德里。这两场失利甚至比1996年0:5被纽卡斯尔联队羞辱、1999年0:5被切尔西完胜以及1991年被谢菲尔德星期三队（Sheffield Wednesday）夺走英格兰联赛杯冠军还要痛苦。
然而那些顶级球员，尤其是将巅峰状态保持得最久的球员，他们往往是那些可以把自己封闭于他人要求之外的球员。这绝非巧合，其中C罗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不抽烟也不喝酒，初到曼联时，他跟母亲和姐姐生活在一起。也许他偶尔会出现在电视广告上或杂志封面上，在暑假中也会去逛逛洛杉矶的夜店。但是不要被这些所欺骗，他知道如何控制自己和自己的时间。
曾几何时，我也觉得批判是很打击士气的。虽然我不记得曼联球迷向我发出嘘声，但是1989年的艰难时期确实令我难忘。那年的12月，我们一场比赛也没赢，在全部15场比赛中非平即负。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西看台上甚至出现了这样一条标语：“3年的借口，依旧是废物……再见了，弗格森。”
当你还在十几二十岁时，很容易集中精力于自己痴迷的事业——尤其是作为一名能够远离酒精和派对的足球运动员。一名16岁的天才球员也许会有一位临时的女友和几个好哥们儿，但是抛开这些，他的生命中只有足球。在他走路的时候每一刻想的都是足球，足球是他的梦想也是他的梦魇。他所渴望的就是能够进入一线球队，代表国家队出战，打入制胜一球或是举起大力神杯。那种提高自己的渴望支配了一切。但是10年后，一切都不同了。他的名字可能每天都会出现在报纸上。他也许会有妻子和孩子。他也可能已经成为百万富翁。他想要在街上走走或去餐厅里坐坐，都总会有人来索要签名或合影。那时的他只有躲在自己的大宅里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而对于知名度很高的俱乐部教练，情况亦是如此。
如果我知道我们会失败，我总是努力确保我们不会被打得粉碎，因为这会影响士气。2011年10月我们主场对阵曼城队，结果以1:6惨败。这是22年来我们在对阵这支同城球队时最惨痛的一次失利，也是1955年以来我们在英超联赛中比分最悬殊的一次失利，1955年曼联以0:5输给了曼城。然而讽刺的是，我们赢得了两队之间的大部分的对决。在那场比赛里，曼城队在中场休息前后分别打进1粒入球，虽然后来我们一度将比分追到1:3，但是在比赛的最后13分钟我们又连丢3球。现在想来，当初我们要是能严防死守，能把比分控制在1:3就好了。这样既能避免可怕的报纸头条带来的尴尬，也能让曼彻斯特另一端的欢呼声不让我们那么难堪。而更重要的是，那一年我们因为净胜球而把冠军奖杯拱手让给了曼城，这使得那一次的比分更加让人痛苦。
来到曼联之后，虽然工作量更大，但是我依然坚持类似的每日和每周的工作节奏。每天早上7点，我就会来到球场，边喝茶边散步。我会把上午8点到9点之间的时间留出来，以便在有人要见我时——教练、队医或是球员——我能够有时间。在9点左右，我们会去录像分析室，去观看编辑好的以前的比赛录像或是即将面对的对手的录像。我会在训练场上待上一整天，观看青训队的训练情况。在周一和周二，我在晚上9点左右到家。在周三，如果我们有比赛，我或是跟着队伍，或是去察看预备队、未来的对手或是我们感兴趣的球员。当曼联还在老训练场克里夫训练时，下午我会去老特拉福德球场做些文书工作，打打电话。因为卡灵顿训练基地为我提供了一间办公室，因此在我们搬去那里之后，我早上会在那里办公。然而无论是在克里夫还是卡灵顿训练场，周五总是有所不同的。曼联队的CEO大卫·吉尔会来跟我见面，此后9点左右，我需要参加一场赛前的新闻发布会。
在足球场上，除了失败的痛苦，还会有多方面的挫折，但是沉浸在自怨自艾中是没有用的。我甚至想不起来有哪一次队员们都处在最佳的身体状态并且做好了比赛准备，总会有球员受伤。整支球队中有1/10的球员受伤，这是很常见的事情。我也想不起来有哪一次我们的宿敌会碍于情面，没有把曼联曾经错过的球员派上场。拿2009年12月来说——那是一次糟糕的表演。当时我们的一线阵容中有14名伤员，包括2名门将、7名后卫、3名中场和2名前锋。从这受伤的14名球员中挑出11名组成的阵容足以击败欧洲的任何球队。但是当时他们不是上不了场，就是正在就医，结果我们在主场败给了阿斯顿维拉队，客场败给了富勒姆队。我们还时常会受到病毒的困扰；1994年末至1995年初那段时间，当时的情况简直糟透了，我甚至想关闭训练场。我们有9名球员患上了流感，而就在他们卧床期间，我们分别输给了诺丁汉森林、莱斯特城、南安普顿、纽卡斯尔联和水晶宫。对于伤病或流感，我真的束手无策，我们只能在逆境中尽力做到最好。
比赛前，我的胃里总是翻江倒海的，我始终无法改变这一点，我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记得在流浪者队踢球时总是非常紧张，因为我从未感觉到教练信任我，而且我感觉总是需要证明自己在球队中的位置。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奖杯陈列柜中有多少奖杯，伴随着与日俱增的压力和期望，这种感觉反而更糟了。每当我们去安菲尔德球场对阵利物浦队，我都会心神不安。
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的妻子和儿子们没有因为我陪他们的时间很短而让我感到内疚，他们允许我的自私。我一直努力避免任何事情干扰到我的工作，除非家里发生了可怕的紧急事件，否则足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由于我经常不在家，因此凯茜一个人照顾我们的3个儿子。比如，我无法观看孩子们在学校的比赛，因为周末我的工作是待在阿伯丁队或曼联队。对于我来说，圣诞节假期从未真正存在过，因为当时正值英格兰足球赛事最为繁忙的时期。那时，我根本不在意那个假期，但如今我的观点发生了改变，显然我的家人赐给了我最为珍贵的礼物：他们赐予我的是可以痴迷于足球的时间。我永远无须处理丈夫和妻子之间普遍存在的紧张关系，或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紧张情绪，因为配偶和子女经常会感到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关心，他们还会把你当作一个确实存在，却又缺少感情沟通的家人。
教练们大部分都签短期合同，而他们对于这种无情的压力也不能幸免，而且深知断头台上的铡刀随时都可能落下来。拉尔夫·兰尼克（Ralf Rangnick）曾经执教过汉诺威96队和沙尔克04队；吉拉德·霍利尔执教过利物浦队和里昂队；约翰·克鲁伊夫执教过巴塞罗那，他们后来都因为压力离开了教练这一职位。佩普·瓜迪奥拉在离开巴塞罗那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曾经效力于凯尔特人队和利物浦队的伟大球员肯尼·达格利什（Kenny Dalglish），他后来执教利物浦队。在经历了1985年的海瑟尔球场惨案（造成39名球迷死亡）和1989年的希尔斯堡惨案（造成96名球迷死亡）之后，他的感觉可想而知。当然我也会永远铭记乔克·斯坦的陨落和他悲剧的辞世。
每个人都有自己惧怕的东西。所有的球员都希望进入一线球队，当他们受伤或是被移出一线球队时，他们会折磨自己，害怕自己的球员生涯就此结束。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因此酗酒或是沉迷于赌博，在失落的旋涡中无法自拔。
关于如何面对失败，我从拜仁慕尼黑主教练奥特马·希斯菲尔德（Ottmar Hitzfeld）那里学到了优雅的一课。他曾在1998年至2004年以及2007和2008年执教拜仁。1999年的欧冠决赛上，我们在比赛的最后3分钟打进两球战胜拜仁（曼联在那届欧冠上打了63场比赛，总共96小时），我可以看得出他当时已经被毁灭了。在这180秒的时间里，他先是觉得自己已经稳操胜券，然后就看到自己的球员沮丧地用手捂着头。那一定是毁灭灵魂的一刻，但是他表现得非常优雅，而这份优雅在一年之后表现得更为突出。一年后我去慕尼黑观看流浪者队的比赛，我当时对流浪者队的一名球员十分感兴趣。赛后，希斯菲尔德邀请我和他的2位兄弟一起用餐，他们都非常礼貌，也很热情。后来拜仁的一些球员走过来跟我握手，向我表示祝贺，虽然他们肯定也很讨厌失败。此举很好地彰显了拜仁慕尼黑的俱乐部品质。
在我的教练生涯中我也屡尝败绩。从1974年8月10日我开始执教东斯特灵郡队起，到2013年5月19日我最后一次带领曼联队参加比赛为止，其间我的球队大约每10场比赛就会输2场。此外还有很多在我看来比输球还要糟糕的平局，因此我有很多从失败和逆境中学习的机会。虽然我不会对数据念念不忘，但是我作为主教练，赢得比赛的概率也仅仅不到60%。在曼联队状态最好的赛季里，我们赢得比赛的概率是72%。
那场比赛，我在埃布罗克斯球场上演了帽子戏法——开创了客场作战个人帽子戏法的先河——然而这一点小小的幸运也改变了我的生活。当时我险些就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我的母亲警告我不要再犯此类错误。她教育我无论何时，无论以何种方式，都不要放弃。而我也尝试把这种思想传递给他人。
有些领导者甚至需要应对来自集团内部的批判，他们的一些下属可能野心勃勃地想夺取他们的位置，而董事会成员们也可能对其颇有微词。每当一位新人就职，直到他证明自己之前，总会有人质疑他的能力。如果某位领导人长期任职某一岗位，那么在他倒霉的时候就经常不得不忍受人们的质疑，大家会怀疑他是否该退休了。
本来这些决定很可能让我苦恼不堪，但是我会尽量不让其困扰我。是我们做了那些决定，而不是别人。你也不可能用那些本不属于你的球员组建一支球队，那么为什么还要跟自己过不去呢？
2012年曼城夺得英超冠军对我们来说是痛苦的回忆，尤其是因为我们输在了净胜球上。而这同时也是一种鞭策，因为这给了我们努力的方向，第二年我们便赢得了英超冠军。曼城队位居第二，落后我们11分。自从1993年我首次带队夺得英超冠军之后，如果有哪一年我们得了亚军，那么在下一个赛季就一定会夺冠，这样的事情发生了5次。我们总能从失败中学到些东西——虽然我绝不希望失败成为一种习惯。那些渴望胜利，为自己卓越的表现而感到自豪的球员都希望能够雪耻。
我们有时也会遭遇非常惨痛的失败，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种感觉——比如1996—1997赛季的英超联赛中，我们连续以0:5和3:6输给了纽卡斯尔联队和南安普顿队。我实在想不起我们还有哪两场比赛连续丢了11个球。1995年，我们在一周之内丢掉了英超冠军和足总杯冠军——分别输给了布莱克本流浪者队和埃弗顿队。然而我从不认为自己面对的挫折能够跟2002年的勒沃库森（Bayer Leverkusen）遇到的困境相比。当时他们一口气丢掉了三个冠军——德甲、德国杯和欧洲冠军杯。那可不是吃几片阿司匹林就能治好的。
早在我退休的10年前，我就不再参加俱乐部支持者们的宴会了。他们总是能折腾到很晚，有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等着签名和合影。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不领情面或是冷漠——因为曼联的支持者是世界上最棒的——但是我的任务是赢得奖杯，而不是签名，而且集中精力去夺冠也让我过得很舒服。对于去观摩哪支球队，我自己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10年里，我只去观看我们在后面的赛事中即将对抗的球队。我的助理教练迈克·费兰会跟我一起乘坐包机前往目的地、一起用餐、观看比赛（并在比赛结束前10分钟离场），然后在凌晨一点返回曼彻斯特。这看起来是漫长的一天，但是这一天就像是我年轻时候的精简版。
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在看台上或是在电视里观看曼联队比赛时，胃中还是会隐隐作痛。我从未尝试摆脱这种感觉。也许有的人在大赛前或是重要的场合前会通过深呼吸或是少量的威士忌调节紧张情绪，但是我从来不这样做。我只是把那挥之不去的紧张感当成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它伴随着我的一生，看起来我似乎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才会感到焦虑——但事实上这代表了我对成功的渴望——从未消失。
当然媒体也会做些分内的事情。马特·巴斯比告诉我“在输球之后我从不看报纸。他们不会说你好话的。因此索性不要去读那些故事好了”。虽然巴斯比的话有道理，但是要想完全对媒体置之不理也是不可能的。在苏格兰时，我有阅读比赛报道的习惯，但是当我来到曼联之后就几乎很少看报纸了。但是即使我不看报纸和电视上的足球栏目，朋友们还是会问我是否听说了某些人对我的评论，而曼联队的新闻官也会向我简要讲述那些煽动性的故事和捏造出来的文字。而我逐渐学会了应对这些，在我执教生涯的最后10年里，我发现那些报刊评价不再像我年轻时那么恼人了。
一次重大的失利或打击可能会使整支团队遭受重创。这会动摇他们的信心，如果你不能谨慎处理，这一影响将会始终困扰团队。每当我们在重大比赛中失利，而且我也知道我们已经表现得不错了，那么在赛后我会很少说话。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听得进去。你可以说些悄悄话，但是球员们只会当作耳边风。因此我只是来回走走，拍拍他们的头。他们理解这样做的含义——也许他们是感同身受的。在足球的世界里，一点点的示弱都相当于给你的对手打了一剂肾上腺素，这甚至可以让一头骡子成为德比冠军。如果你输了，尤其是遭遇惨败，那么这次失败会紧跟着你。在足球场上，无论这支球队在下一场比赛中的表现是否有了很大改观，每个人都知道这支球队输掉了上一场比赛。球员自己明白，球迷们也明白，而媒体也会像狗一样狺狺狂吠。这会带来巨大的压力，而且会与日俱增。就像是衣服上的一个破口，如果你不马上把它缝合，这个口子只会越来越大，反之亦然。当你的球队上场时，如果对手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那么在开球之前，你就如同已经将两球收入囊中了。
当你承受巨大压力、睡不好觉并且任何事情都不顺心时，想要正确对待批评是很难的。而这对我来说要相对容易些，因为我在戈万长大，那里没有弱者。那是一个条件艰苦的社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你必须保护自己不受欺负，而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需要跟很多事情做斗争。我和弟弟还有一个堂弟经常会跟住在附近的格兰杰家的5兄弟打架。而且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了身体上的疼痛、嘴里血的味道或是严重的挫伤。
1969年离开流浪者队时，我若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失败者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体验过足球顶级赛事的味道，但是我心里明白我永远都不是教练手中的王牌，2年后我就转会了。而那时我的抽屉里只有一块银牌。这块奖牌来自1967—1968赛季的苏格兰联赛杯，我们在总决赛上输给了阿伯丁队，最终功亏一篑。因此，后来我转会到福尔柯克队时，我本来可能表现得自怨自艾，但是我决心不能被此吓倒。
在足球的世界里，虽然有的人对足球比赛知之甚少，但是每个人都是专家。足球就像其他娱乐项目或是创造性工作一样，当一个批评家远比实干家容易得多。每个人都能够对餐厅、航班、电影、汽车和绘画做出评价，即使他们甚至连煮鸡蛋、放风筝或是画个方块都不会。而对于那些相对陌生的领域情况却并非如此，那些门外汉不敢随便发表评论，因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一位真正的专家可为一座悬索桥的结构给出宝贵意见，或是提供进行实验室实验的最好方法。而在足球的世界里却不是这样的，会有数百万人对那些世界顶级俱乐部的教练予以批评。这些人有的是教练身边的人，也有球迷和远在世界另一端的人。
无论是在阿伯丁还是在曼联，只要阵容上没问题，我通常会把失败或是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归结于：我们没能做到什么，而不是我们的对手做了什么。我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对待失望的方式，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还占据着主动，还可以改进。
伴随着我渐渐老去，有两件事情发生了。首先，我发现我的身体慢了下来，并且很难保持年轻时的那种精神头了。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教练时，我可以每天只睡4个小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觉越来越多了。因此我经常会回家睡上1小时然后再返回训练场。后来凯茜警告我说，我这么拼命地工作等于自杀。1985年在加的夫苏格兰对阵威尔士时，巨大的压力让乔克·斯坦心脏病发作而与世长辞，这对我来说也是极为痛苦的记忆，当时我是他的助理教练。于是我听从了凯茜的意见，同时开始培养足球以外的乐趣——赛马、红酒和读书。这些爱好都不是很耗时间，但是我很享受它们给我带来的消遣和与足球的距离。我经常会在老特拉福德球场打完欧洲冠军杯的第二天早上去纽马基特（Newmarket）观看驯马。那些个清晨是安静而又平和的，同时我还对这项运动的细微差别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不仅很喜欢品尝买来的美酒，同时还对酒的价格波动很感兴趣。这是很吸引人的，可以让我忘掉每天的烦恼。当我在玩牌或读书，或是浏览葡萄酒名录时，总会有一些有用的想法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可以肯定，在其他的领导者骑行时、修剪玫瑰时或是登山时，也会有类似的感觉。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业余爱好是一种特效治疗，我还是经常会失眠，或是在半夜惊醒，脑海中全是和曼联相关的事情。
我还没碰到过有哪个取得巨大成功的人，没有把自己封闭于其他人的需求之外，并且放弃消遣。我不是说完全痴迷于一个追求会带给人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是永恒的快乐。但是我只是无法想象，一个人如何能既渴望成为最优秀的人，同时又能平衡自己的生活。如果有两个天赋相同的人，那么如何安排他们的能力将会决定他们最终的成功。有些人就是比别人更善于不去理睬世界上的其他东西，那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培养他们的天赋，或者提高他们的团队。关于痴迷和投入最生动的例子之一，就是我的格拉斯哥老乡，诺茨郡队的教练吉米·瑟瑞尔。他和妻子的关系非常好，然而在他们结婚40年之后的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他妻子突然去世了——享年60岁。吉米被摧毁了，他给两个孩子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消息，然后，他没告诉他的球员，并在那天下午带领诺茨郡队1:1打平了西布罗姆维奇。
在我刚开始执教时，我不知道如何规划我的时间，那时的我很可悲。我会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令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的是——当我1974年成为圣米伦队的教练时——我还在经营着两个酒吧，而这两个地方相距3英里。Fergie’s酒吧在Kinning公园，靠近戈万，而Shaws酒吧则在布里奇顿。我之所以涉足酒吧行业，是因为在东斯特灵郡队的兼职工作并不足以养活一个年轻的家庭。虽然圣米伦队给我发工资，但是我经常在想如果我当时在俱乐部工作时不经营那两家酒吧，我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儿。
每当面临重大比赛，我都会告诉自己的球员“不要分心，专注地去比赛”。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无所谓的东西形成干扰：乐队、比赛前的演出、新的队服以及远道而来满怀希望的球迷们。1990年，我首次带领曼联队在温布利球场（Wembley）进行冠军的争夺。周六晚上，我兴奋得像个十几岁的孩子，被周围的事物分了心。我也像别人一样带着自己的球队去视察球场。那天酷暑难当，我和队员们穿着队服就像被烤熟了一样，我这时才意识到我们是多么愚蠢，球员都开始脱水了。对球场进行视察并不能影响到比赛结果，因此我让大家都回了更衣室。享受总决赛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赢得冠军。没有人会记得失败者。
在比赛失利后应付媒体绝非易事。我可能会对球队进行一些整体评价，但是我会尽量避免对某一名球员进行批判；当然我也清楚地记得2012年联赛杯上我们以4:5输给切尔西之后，我说了些纳尼的坏话，我至今仍很后悔。如果一名射手错过了一次进球良机，或是有一次致命的回传球，或是守门员走神了，球员会对自己犯的错误一清二楚。很多优秀的球员就是他们自己最严厉的批评家，他们无须再从周日的报纸上看到我的批评之词了，那一点儿用也没有。我通常会将记者们的注意力从球队和球员身上转移开，指责对手的技战术或是裁判的判罚。我总能为我们的失败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为我们开脱，但是我心里很明白，失败的原因全在我们自己身上。只是每当球队面临灾难时，我总是希望能够成为球员们的保护伞。
如果你是一名公众人物，那么媒体的报道还会带来其他问题——尤其是运动行业。媒体的报道对愤怒的球迷来说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在我们刚搬到曼彻斯特时，经常会接到骚扰电话，因此我们不得不屡次更换电话号码。
很多球员或教练都因为情绪上的压力而崩溃，这样的事屡见不鲜。显然对于他们的私人问题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确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中最悲剧的例子便是罗伯特·恩克（Robert Enke），他是德国国家队的门将，于2009年自杀。他在加盟德甲球队汉诺威96（Hannover 96）之前在西班牙踢球，那段时间他过得很艰难，而他的个人生活完全被女儿的不幸夭折摧毁了。恩克死后，他的妻子透露，多年来他一直在与抑郁症做斗争。幸运的是，我在曼联队期间未曾遭遇过他那样的痛苦经历。
在机场会有蜂拥而至的粉丝团；而在球队下榻的酒店里，更是挤满了来索要签名的人。2009年的欧冠决赛上，我们对阵巴塞罗那队，我甚至要求酒店工作人员不要把酒店对球迷开放，因为我想远离那些喧嚣。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我发现自己已经能够不去理会曼联队周围的吵闹声和是是非非。我经常会发现自己完全不知道其他教练组成员在说些什么，因为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路中了。每当大赛来临之际，我总会把自己封锁在自己的思路里。除非有人谈起了跟球队有关的事情，否则我对他们说的话都是充耳不闻的。我只是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那就是我的工作。每当我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时，凯茜总会说：“你根本就没有听我讲话。”她说得一点儿没错。
除了技术和名声之外，C罗——以及他这一代的球员——与我踢球那时相比，要面对更多的令人分心的事物。与50年前的球员相比，他们需要更多的自律来抵御外界的诱惑。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最让我分心的就是收音机、报纸和书籍，还有周日的教堂。我和父亲一起在收音机中收听拳击比赛——伦道夫·特平（Randolph Turpin）、舒格·雷·罗宾逊（Sugar Ray Robinson）以及乔·路易斯（Joe Louis）和泽西·乔·沃尔科特（Jersey Joe Walcott）的最终战。我们还会在周日收听音乐厅歌手罗尼·罗纳德（Ronnie Ronalde）或是智力问答Top of the Form节目。我们当地的电影院距离我家约有100码——因此去看看《泰山》和由巴斯特·克拉比（Buster Crabbe）主演的《飞侠哥顿》也是很不错的。然而除了这些，就只有街头的打斗、斯诺克台球、掷骰子和足球了。当时没有电话或者电视，更不要说有多达300个频道的60英寸大彩电了，也没有手机和数以百万计的应用程序、Facebook或因特网。
有一句格言说：与成功相比，失败教给你的更多。这一点对我来说一点儿不假。虽然我经常会说，我从不向后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不会因为失败而对球员们喋喋不休，我当然也会掩饰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私底下，我会花大量的时间去仔细观看我们输掉的比赛。事实上，如果哪个赛季我们与本应夺取的冠军失之交臂，我总会在暑假期间仔细思考其原因。借此，在下个赛季开始前，我就能够做出改变。
重大赛事期间往往令人分心的事情最多。1983年我带领阿伯丁队打进了欧洲优胜者杯的决赛时，开始对此初有体会。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球员们的妻子和女友们明白她们的角色。所以我开玩笑似的给她们每个人写了个备忘录，告诉她们有责任收拾好牙膏、毛毯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为去瑞典做好准备，并召集她们在皮托德里球场开会，会上将告诉她们其他需要做的事情。通过小道消息，我发现我的玩笑失败了。当我走进皮托德里球场的会议室，我看见的是一批沉默不语的球员的妻子。我为我那失败的玩笑道歉，并告诉她们我写的那个备忘录的本意是把她们召集在一起，然后为她们的丈夫或男友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赛事做准备，那也许是他们参加过的规模最为宏大的场合。我确保让这些球员的妻子明白，她们的任务就是让自己的丈夫或男友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并且无论如何，都绝不能做让自己丈夫或男友分心的事情。在我说完之后，我问她们还有没有问题。她们并无异议，她们都明白我的意思：不要让丈夫或男友分心。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则帮助我充分利用每一天。我从不接受午餐邀请，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赞助商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午宴和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年度足球午宴。因为这样一顿午宴，尤其是需要开车往返时，在不知不觉间就会花掉3个小时的时间。同时我还开始削减一些慈善活动。作为曼联队的主教练，总会有人希望你能出席。而我不愿意出席的部分原因是自己的年龄在增长，因为对一名65岁的人来说，午餐不再像35岁时那样轻松了。而且很多活动都只是仪式性的，比如会见赞助商、参加慈善活动和颁奖仪式。但是我总会参加英格兰足球联赛领队协会（LMA）的宴会，曼联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晚宴和我个人设立的慈善基金——伊丽莎白-哈迪-弗格森公益信托基金会（The Elizabeth Hardie Ferguson Charitable Trust）举办的活动。每当我的球员获得了英格兰PFA足球先生或金球奖，我也一定会出席他们的庆功宴。
我越来越擅长安排自己的时间。在我来到曼联不久，林恩·拉芬（Lyn Laffin）就成为我的助理，开始由他帮我拦下那些持续不断的电话，并由他来应付一些给我提供买卖球员建议或新的技战术的球迷。我从来就不习惯使用电子邮件，因此我也无须为这种持续不断的干扰而担心，要知道即使是最连贯的思路也会被电子邮件打乱。我在曼联度过的最后10年里，林恩几乎负责为我处理全部的联络工作，因为他熟悉我的行文方式，我需要做的就是批准和签字。
我一直认为正确看待批评是大有益处的，而这些儿时的经历也让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在几十年后将自己的童年或是球员生涯传奇化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那两段时光中也确实充满着艰辛。身体上的疼痛是一方面，而精神上的痛苦和情绪上的压力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对于我们的大儿子马克，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当初很可能成为一名职业球员，他曾经在阿伯丁的预备队中效力，但同时他在其他方面也有兴趣。我跟凯茜都看得出对于是否走足球这条道路，他自己也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对此我们非常小心，不强求他走我的道路，不对他施加任何压力。而事实上他选择不同的道路也无妨，他曾经就读于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以及巴黎的欧洲大学（European University），并且对于投资界很感兴趣，在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了5年之后，他帮助建立了世代投资管理公司（Generat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这是一家在伦敦颇有名望的资金管理公司。
年轻人总认为他们拥有世界上全部的时间。如果你是一个刚过了10岁生日的男孩，你的11岁生日看起来似乎永远也不会到来。那是因为你即将度过的一年占你在这个世界上度过的时间的10%。然而当你50岁时，就会有不同的感觉了，因为距离你51岁生日的这一年时间仅占你度过的时光的2%。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变得更加丰富，你开始知道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你逐渐认识到一小时——或是一个周末——如果浪费了的话，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当你遇见一位成功人士时，你无法想象他们曾经失败过。当年看到一位体育明星，如罗杰·费德勒、塞雷娜·威廉姆斯，抑或是年代更为久远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和斯特林·莫斯（Stirling Moss），你无法想象他们作为失败者时的样子。各行各业皆是如此，那些取得巨大成就的人会把自己的奖杯展示给他人。如果我正在欣赏一幅著名的曼彻斯特画家L.S.劳瑞（L.S.Lowry）的作品，他的作品擅长表现城市工业生活阴冷的一面，我很难想象他会有一幅失败的作品。或者，当你阅读罗伯特·卡洛（Robert Caro）关于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Johnson）的书籍时，你很难想象他担心自己的某一段文字没有字斟句酌。但是我们都经历过失败。失败让一些人一蹶不振，同时却激励了其他人。我下决心避免失败，也正是这一点刺激着我取得成功。
曼联队一直都希望能够支持当地的慈善事业。每周五，球员们都需要为上百件衬衫签名，这些衬衫或是送给慈善机构，或是以拍卖的方式用于慈善行动。我们所支持的一个全球性的慈善机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我们在国外旅行时，我们会安排球员参观他们的工作。在泰国，我们会乘坐小艇走水路去学校看望那些从儿童卖淫场所中拯救出来的孩子，在南非，我们会去探望那些孤儿。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大开眼界的。但是我们所做的慈善工作大部分是在靠近家乡的地方，因为我们希望成为好公民，并希望证明我们在乎曼彻斯特周围的人民。2006年，我们成立了一个特殊的组织——曼联基金会，由其来负责俱乐部的慈善事业——尤其是当地的学校和医院。我们的球员会去拜访学校，去病床前探望身染重病的儿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还是会对球员们严格要求，因为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周六能够赢得比赛。即使你做了慈善，但是在比赛中丢掉了3分，球迷们还是不会承你的情的。
在我执教曼联的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我记得我的妻子凯茜问我，如果我被解雇了该怎么办。我告诉她，我们回到苏格兰就行了。我可以肯定如果我真的被解雇了，肯定会崩溃的，但是我也坚信自己可以养活家人，这也绝不是世界末日。
赞助商们总是希望能跟球员们进行接触，而他们的要求简直是贪得无厌。随着电视收入不断提高，曼联队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我们的赞助商数量也飞速攀升。把球员从商业部的要求中保护起来是我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迈克·费兰是这方面的能手。商业部的伙伴们本能地希望能够给赞助商们提供曼联队的幕后消息，总是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点子，不断地提出要求。迈克·费兰是我们的中间人，他会透露少量的信息，并顾及到每一个赞助商。他会确保在赛季开始前满足这些要求，此后我们便可以绷着脸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这使得我们能够在赛季进行中回绝各种要求。有些赞助商希望观看曼联的训练，这让我很反感，因为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谁在训练以及谁受伤了。因此我会把观看时间压缩到训练开始时的几分钟，或者在午餐时间安排几次见面会，并且在一个赛季内参加一到两次宴会。
我想当时我的信心被动摇了，因为那天比赛之后我打电话给弟弟马丁；我知道他会很客观地给我一些公正的评价，告诉我我的位置。他当时说：“你只需要耐心等待。”一年后，那个举起标语的人写了一本书《再见了，弗格森》，出版社还送了我们一本。我把那本书寄回了出版社。但是总体来说，我认为自己承受批判的能力已经相当不错了。当然在2004年和2005年我们状态不佳时，一些球迷给我找麻烦，我也都泰然处之了。
在赛前的热身时间，如果是主场作战，我通常会待在办公室里看赛程或是在电视上看看赛马。有时我也会四处走走，找人说说话。有时还会有其他教练来访，跟我喝杯茶。而在我们客场作战时，这种孤单的感觉显得更糟糕，因为没有办公室供我来当避难所。那时，我通常会一个人坐在更衣室里。我认为，特别是在我执教生涯的后期，这种感觉并非来自对于失败的担忧，而是重大赛事所带来的恐惧、不安和不确定性。而当你指望别人来完成你的愿望时，这种感觉会愈演愈烈。我可以肯定其他领导者也经历过类似的感受，无论他们是多么老成世故，在别人看来是多么身家显赫。
于是有一天我让我弟弟的女朋友假扮我的母亲，然后给博比·布朗（Bobby Brown）打电话，告诉他我患上了流感，不能比赛了。但是这并没有骗到他，他给我母亲发了一封电报让我给他回电话，因为当时我家里没有电话。后来我来到路边的电话亭，拨通了Stanley 267（因为当时非常尴尬，所以我对这个号码印象深刻）。布朗痛批了我一顿，他说：“你这么做简直是太丢脸了。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竟然找人冒充你的母亲。就算我的整支球队都真的染上了流感，你明天必须来比赛，12点去布坎南酒店给我来报到。”
最糟的时间段往往在赛前和热身阶段，我讨厌那个时间。如果我们的比赛在下午3点开始，我会在1：15至1：45之间对球队进行训话。在我讲完之后，我就会离开，给他们一个自己的空间。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而出场前几分钟的喋喋不休会让球员感觉自己没有得到教练的信任。2点时我的助理教练会把出场队员名单交给裁判员，届时我们也将知道对手的首发阵容。接着球员们就会去做热身活动，2：15的时候更衣室就空无一人了。对于接下来的30分钟时间，我简直厌恶至极，这段时间太漫长了。那段时间，我总是一个人待在更衣室，而墙上钟表的指针似乎也已经停了下来。
执教圣米伦队和经营酒吧这两项工作意味着我只有在偶尔送孩子们上学时才能跟他们见面，而我们一家在一起团聚的时间也仅有周日的几个小时。当我开始执教阿伯丁队时，我卖掉了酒吧，因为我希望全身心投入在足球上。在阿伯丁时期，我每天要工作12到14个小时，而且即使是回了家，我也不会停止工作，我会打电话给球探、教练和球员。或许我每周的工作时间比我父亲还要长，但是我并无怨言。因为他的工作比我做过的任何工作都艰苦得多。
在我十几岁时我之所以每天都在挤时间，部分原因是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当时有两份工作。当时我是一名制造工具的学徒，这意味着我早上6：45就需要出门，在7：40时把考勤卡放进打卡钟。工作完之后或是在周末，跟其他的去酒吧或是打斯诺克的学徒不一样，我会去踢足球。当我在圣庄士东训练时，我通常会练习两个半小时，直到凌晨一点才能到家。我每周去3次，每次都需要乘坐公交车、火车和电车。
在曼联时期，尤其是初到球队的那些年，如果博比·查尔顿支持我，我就会感到很安心。我从不会刻意地去奉承他，但是正是他当初建议董事会让我来当教练，我也总能感觉到他的支持。在我不如意时，他总会说：“会好起来的，你做得没错。”1989年9月我们1:5输给曼城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感到非常脆弱，博比的支持——尤其是在这段时期——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话在俱乐部中举足轻重，而且他那精心组织的话语也确实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每一位领导者都需要一位这样的盟友。
对于团队内部的挑剔之词，我仅仅遇到过几次。我32岁到36岁的这段时间在圣米伦队执教，当时我比较天真，不能领会老板的意思，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挑起了他的批判。
光阴荏苒，一路走来我们错过的这些机会、经历的这些挫折和失败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或者至少是更优雅的失败者。在我年轻时，我是一个很糟糕的失败者。每当遭遇失败，我都会回家生闷气。有一次，阿伯丁队遭遇了惨痛的失败，之后我把球员们赶到了市中心，任由球迷们指责他们。当我们回到更衣室后，我对他们说：“请你们记住刚才的教训。”每一位胜利者都讨厌失败。在足球场上，所有最优秀的球员都是糟糕的失败者，只是他们表现的方式不同。
我是逐渐学会如何把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的，而我也希望我的所有球员都能领悟这种本领。十几二十岁的年轻球员通常脑海中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足球，而另一种则是属于人类的天性。曼彻斯特所有的夜总会都希望曼联的球员能够光临，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信息会迅速在年轻的姑娘们中传开。这些夜总会经常会给球员们发放特别通行证，这使得他们可以不用排队，免费入场。我从未遇到过哪个15岁的充满抱负的球员希望像个和尚一样生活。你不可能让一个男人彻底摆脱孩子气，尤其是年轻人。
另外一个例子是迪迪埃·德罗巴。他当时效力于马赛队（Olympique de Marseilles），在我们去看他比赛时，他的俱乐部开出了2500万英镑的天价，而在我们决定买下他之前已经被切尔西捷足先登了。托马斯·穆勒在2010年和2014年世界杯上为德国队各打进了5粒入球，我们初次对他有所耳闻时他仅有10岁，当时他在距离慕尼黑几英里远的业余球队踢球。我们一直派人注意他，但是后来他去了拜仁慕尼黑。1994年我们还想从克鲁塞罗队（Cruzeiro）签下巴西射手罗纳尔多，但是我们无法获得工作许可证，后来他去了荷兰的埃因霍温队。在罗宾·范佩西16岁在费耶诺德预备队效力时，我们就注意到了他。当时他的身价就已经到了大约600万英镑。吉姆·瑞恩在曼联的教练组工作了11年，此后当了10年的青年足球总监，他看到了范佩西被罚下场，并和球迷们互相辱骂。当时由于范佩西的脾气，错过他的人不止吉姆一人，因为他的球队很快就让他停赛了。此外还有很多我想要签下的球员——比如阿兰·希勒，我们在对阵纽卡斯尔联队时，他是个非常棘手的角色；或者阿根廷人加布里埃尔·巴蒂斯图塔（Gabriel Batistuta），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意大利；或是萨米尔·纳斯里（Samir Nasri），他于2011年加入了曼城。后来在2011年，我从尤斯顿（Euston）乘火车前往里尔（Lille）去和年轻的法国后卫拉斐尔·瓦拉内（Raphaël Varane）签约。当时大卫·吉尔正在跟朗斯足球俱乐部商量合同的细节，而齐内丁·齐达内在得知此事后把瓦拉内挖到了皇家马德里。我不认为当时的皇马教练何塞·穆里尼奥曾经看过瓦拉内的比赛。
当我来到曼联队时，我还未掌握排除干扰的艺术。我还是会不自觉地接受慈善晚宴的邀请或是出席俱乐部支持者们举行的活动。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开始的12年里，我会阅读收到的每一封信，有时候一周我会收到两三百封信。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去认真对待这些信件，因为对不少来信者来说，曼联队是他们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在我们收到的信中，有些人告诉我们他们家人逝世的消息，要求我们给那些失去亲人的人写封信。我们也收到过一些父母的来信，他们的孩子生病住院，想要一份签名。还有些人会要求我们写一段文字，用来在生日或婚礼上朗读。我曾经会精心地为他们回信。
关于如何应对失败，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也许是来自我亲爱的母亲。在我21岁那年，我是圣庄士东队的业余球员，也曾几番离队，在4年的时间里仅在一线球队打了50场比赛。当时我简直是万念俱灰。在一场预备队的比赛中，我的鼻子、颧骨和眉骨都受了伤。当我康复时，预备队已经连续输掉了好几场比赛。于是，我带了相关证件去了格拉斯哥滑铁卢街的加拿大之家（Canada House），想要移民加拿大。因为当时我父亲一家已经搬去那里居住了。我真的不想再为俱乐部踢球了。
直到我在阿伯丁执教的后期，我才开始为自己制订未来的规划。在此之前，我所做的就是专注于生存下去，避免失败。凯尔特人队在1966—1967赛季取得了5个冠军头衔，这简直就是奇迹和神话。即使曼联队处于巅峰状态时，对失败的惧怕和对完美的追求仍驱使着我继续向前。虽然我帮助曼联在展柜里放满了冠军奖杯，但是我始终未能让曼联像2003—2004赛季的阿森纳一样在整个赛季都保持全胜。失败的经历，特别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如何对失败做出反应，是塑造成功者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输球后的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又重回到训练场上时，我会把大家召集在一起问他们“大家喜欢今天报纸的头条吗”或者“大家对昨晚上球队的表现满意吗”。我会满面愁容，不让他们好过，但是同样我也会努力让球员们重拾信心。在经历了败仗之后，我会变得冷漠同时面带愠色。球员们会看着我，然后彼此小声嘀咕：“见鬼，老头子今天心情不爽。”我可以肯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在餐厅中离我远远的。我会说：“如果你没能满足别人对你的期望，那你只能怪自己，你怪不得别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让自己失望了。在足球俱乐部里，输掉比赛是一大新闻，因此让我们努力避免这样的头条吧。让我们谈谈我们获得的成就——那一场场出色的比赛。我希望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棒极了！这场比赛棒极了！’我希望能够这样说：‘干得漂亮，鲁尼！踢得不错，维尔贝克！好样的，赫尔南德斯（Chicharito）！’”那些了解我的球员知道我是多么看重胜利。逐渐地，他们会将这种感觉融入自己并将其传递给新球员。在曼联队有一种“病毒”，每个人都会染上，那就是胜利。
对于外界的攻击，最好的保护措施来自少数你真正在乎其意见的人。当你所敬重的人支持你时，那些如女妖乱吼般的恶语也会烟消云散。在阿伯丁队时，每当我们输了比赛，我都要去董事会会议室面见俱乐部主席。他会喝可口可乐，因为他从不喝酒。他会在等汽水气泡下去的工夫批评我，对阵容和某位球员给出意见。他所有的批评之词都会在那个会议室中说完，而10分钟之后就平息了。无论怎样，在走出会议室后他对我还是很不错的。他从不在背后批评我，这对我来说比赞美之词或一个大大的拥抱要有用得多。
当球员退役后成为教练，他们通常会受到一系列令人不快的冲击。其中一件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每天的工作时间。作为一名现代球员，除非是大赛前夕，否则每天吃完午饭，工作就结束了。然后大部分的球员就会回到家里进行放松，与各种电子产品为伴。当你成为一名教练时，你会发现三件事——总有做不完的任务和需要关注的人，每一天都停不下来并且时间永远都不够用。
我一向很注意球员们所面临的压力以及会让他们分心的话语。英国球员始终让人担心的事情在于他们会酗酒和赌博。酗酒这一恶习毁掉了太多球员，而赌博就像是更衣室中的肿瘤。通常情况下，我对球员们的动向了如指掌，因为俱乐部的业主以及球迷们会打电话告诉我真相。至少对于我来说，国外球员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让人放心的。我们还努力让球员们不要乱花钱，但是只要你看看我们的停车场，就会知道我们的努力并没有什么效果。经常会有球员在博彩屋挥金如土，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们还为此请来了一些财政顾问和律师为我们出谋划策。甚至曾经有人建议我们让那些考虑结婚的球员去苏格兰完婚，那里的婚姻法对丈夫更加有利。C罗也因此说过他以后会选择去苏格兰结婚。
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的一名年轻球员的分数能够上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或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那肯定是极好的，但是我几乎可以断言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肯定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提高球技进入一线阵容了。这将对他们作为一名足球员的动力产生莫大的影响。只有经验更丰富的球员能够做到这一点，文森特·孔帕尼（Vincent Kompany）是曼城队的队长，同时还在曼彻斯特商学院读书，他的事迹证明了这一点。在我执教曼联的这些年里，我想不起来有哪一名球员持有文凭。科林·默多克（Colin Murdock）在20世纪90年代初时曾是曼联青训队的球员，但是没能够进入一线阵容，他在90年代中期为普雷斯顿队效力时从曼彻斯特城市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他是一个例外，但是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有时那些让人分心的事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比如20世纪70年代，我卷入的法律争端，当时我以非法解雇的罪名起诉圣米伦队。我当时也是感情用事，表现得很冲动，现在回想起来，若是我把每一分钟都用来思考如何帮助阿伯丁队夺冠，想必是更好的。
很少有足球运动员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读书上，或是尝试在学校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是事实，这也就是他们能够在足球场上取得成功的原因。当曼联青训队开始运营之后，规定的是每周12小时的学习时间和12小时的训练时间（包括比赛），然而在我看来此举有失平衡。我的任务是培养出足球队员。但是如果某位球员希望获得文凭——或是他的父母希望如此——那么我们俱乐部会支付这笔费用，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因为这些男孩子希望成为足球运动员。我明白良好的教育经历带来的益处，也知道它能够为人们今后的生活做好准备。我同样也知道很多在25岁时就受伤的球员，或是那些在30多岁职业生涯就已经结束了的球员（尤其是那些低等级联赛的球员），他们没有能让自己在当今世界过上体面生活的教育经历、技能和金融储备。然而一名足球教练的工作不是确保一个男孩能在未来成为生物学家或是地球物理学者，或者为他足球生涯结束后的40或50年的生活做打算，足球教练的任务是确保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右后卫或是边锋。11名诺贝尔奖得主是无法获得足总杯冠军的。
当我开始执教生涯时，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成为曼联队的主帅，我想的就是生存下去。每当我加入一个俱乐部——东斯特灵郡队、圣米伦队和阿伯丁队——我都会这么想。“我在这里是不会失败的。”这是鞭策我的动力之一。我一直很害怕丢脸，而在我的脑海深处总是会对其念念不忘。我经常会默默地对自己说：“不要失败！”当我成为东斯特灵郡队的教练时，我的资历也仅仅是当过几年球员、获得了教练资格以及可以下决断，其他的我一无所知。就在4个星期前，我还是一名32岁的球员，突然之间我就成了教练，虽然我只是个兼职教练，也只是为了生活下去。来到圣米伦队之后，我初次体验到了管理带来的成功，那时我总感觉自己如果去了阿伯丁队会有更好的表现。在阿伯丁队时，我首次担任全职教练，这支队伍拥有获得成功的必要元素——那是一支由当地球员组成的球队，有一个好的老板、不错的训练设施和一批健康的球员。
无论是在阿伯丁还是在曼联，只要阵容上没问题，我通常会把失败或是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归结于：我们没能做到什么，而不是我们的对手做了什么。我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对待失望的方式，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还占据着主动，还可以改进。每一次失败都能够让我成为更优秀的教练。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失败让我变得更强大。我想有时我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者，而有时我也会有报复心理。在1993—1994赛季结束后，如果有哪一年我们没能够夺得英超冠军，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失败。在我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对成功的渴望和需要压倒了对失败的恐惧。胜利事关我们的荣耀，无论是我们的一线阵容还是预备队。失败是一种强有力的管理工具，前提是不要让失败成为一种习惯。这一理念贯穿我的整个教练生涯。2012年，我们在英超联赛的决赛中功败垂成，输给了曼城队。而当时我们在光明球场（Stadium of Light）（这球场的名字在当时真的是不合时宜）遭遇了桑德兰死忠粉丝种种恶劣的嘲讽。当我们回到更衣室之后，我告诉所有球员——特别是年轻球员——此后每当他们来桑德兰比赛时都不要忘记他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他们也确实牢记在心了。就在下一个赛季，我们在同一个球场以1:0击败了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