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员们还会努力帮助我签下那些他们认识的有前途的球员。吉格斯竭力说服我签下他的威尔士老乡——卡迪夫城的阿隆·拉姆齐（Aaron Ramsey）。但是当我们决定签下拉姆齐时已经太迟了，我从卡迪夫队主教练达夫·琼斯（Dave Jones）处得知，拉姆齐本来是希望转会去曼联的，但是温格让他改变了心意，并让他相信自己的命运属于酋长球场（Emirates）。若干年后，我报了一箭之仇。当时富勒姆队的主教练罗伊·霍奇森（Roy Hodgson）帮助我们从阿森纳挖来了后卫队员克里斯·斯莫林（Chris Smalling）。
面试卡洛斯·奎罗斯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一直以来，我都希望找一名会讲多门语言的外籍教练，帮助我跟外籍球员沟通。苏格兰前主教练安迪·罗克斯伯（Andy Roxburgh）向我推荐了奎罗斯，他当时是南非队的主教练。曼联队中的南非球员昆顿·福琼也对他赞赏有加。当奎罗斯来面试时，他几乎没有犯任何错误。我此前从未见过他。面试那天他打扮得像要去结婚一样，而且从他的坐姿中我可以看出他非常渴望这份工作。他热情地看着我，我经常会注意观察人们是否会保持目光交流，因为这是对其自信心很好的测量。奎罗斯很有想法并且提出了很棒的问题，他经验丰富又充满热情，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雇用了他。
有时候如果我看见一位青训队的小球员自己在吃饭，我会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你需要让每个人都有种在家的感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对他们心慈手软，只是需要让他们有归属感。我这么做是因为受到了玛莎百货的影响。早在几十年前的困难时期，玛莎百货就会为员工提供免费午餐，因为很多人都不吃午餐，把钱省下来补贴家用。身为一名教练，参与其中可能会有些奇怪新训练场地的餐厅布局，但是当我想到这样做所能营造出的俱乐部氛围和对员工及球员间的互动产生的积极作用，我认为再怎么强调这种小变动的重要性也不为过。
在你跟熟识的人打交道时，做出决定来会相对容易些。与观察陌生人相比，你更容易评估熟人的意见，权衡他们的判断。在我的教练和球员生涯中，那些最棒的职务任命往往都来自这种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中的推荐和评估。这种关系网并非我有意而为之，我从不刻意去培养关系或是讨好他人，指望他们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帮上忙或是起到某种作用。这种关系部分来自时光的流逝，部分来自你待人接物的方式，同时也来自相互作用。但是这种关系都是从家庭中开始的。
但是我始终无法说服马丁，让他意识到这样做的好处，我想他可能怀疑我是在尝试重组董事会。因此，他也只是耍耍嘴皮子，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让曼联前球员，如诺曼·怀特塞德、帕迪·克雷兰德（Paddy Crerand）和威尔夫·麦克吉尼斯在主场比赛结束后的午餐或晚餐上取悦一下球迷。
我们跟里斯本竞技的协议中包括在2003年8月他们的新体育馆落成典礼上踢一场表演赛。于是在那年夏天，我们从美国度完假直接飞去了葡萄牙。在典礼的前一天，C罗的经纪人豪尔赫·门德斯（Jorge Mendes）告诉我皇家马德里和阿森纳都希望得到C罗。这次简短的小对话简直是太及时了，因为第二天在赛场上C罗的表现简直令人倾倒。半场休息时，我让我们的器械管理员阿尔伯特·摩根去联系当时曼联的CEO彼得·肯扬，并告诉他如果不能签下C罗，我们就不走了。我们与C罗、豪尔赫·门德斯以及里斯本竞技队的主席进行协商，最终以1224万英镑的价格成交。第二天我们安排了包机，把C罗的母亲和妹妹、经纪人和律师都接到了曼彻斯特。然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卡洛斯·奎罗斯营造的人际关系网，使得C罗能为曼联效力6年，此后他也实现了自己毕生的梦想——加盟皇家马德里队，皇马以8000万英镑的天价买下了这位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
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的意义不仅限于当前从一线球队招募球员，人们总是很容易忘记那些已经离开团队的人，而且因为他们已经退役或是已经过了高产的年龄，认为他们一无是处。而事实恰好相反。如果一个团队和这些人相处得不错，他们总是会在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对球队充满感情并且非常乐意为球队帮忙。我们在曼联就做了这样的尝试——部分原因是受到了我在拜仁慕尼黑见闻的启发。
如果球员在他们职业生涯的鼎盛期一直没有寻找新的足球俱乐部，那他们从曼联转会的消息听起来就无异于他们被炒鱿鱼了。有时，一个新球员的到来，无论他是小年轻，还是花钱请来的，他开始在一线阵容的11个人中博得一个站位，也预示他将接替曾拥有这个位置的小伙子。虽然某些球员的离开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解脱，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我还是希望为从曼联转会走的球员觅得一个好的归宿。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帮助那些离开曼联的球员重新回到赛场上。我和我的助理教练们会打电话为这些孩子联系新的球队，为他们创造机会。而其他俱乐部也会定期跟我们联系，询问我们对于这些年轻球员的计划。结果就是，当我们向这些球员发出辞呈时，他们已经有了新的选择。我很清楚这些年轻人以后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他们以前在75，000人面前比赛，享受着唾手可得的最好的训练设施，以后却要步入一个小得多的舞台。从此他们将在15，000人面前比赛，从各大报纸的尾版中消失，领着要少得多的薪水，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告别了顶尖球队，这些都是何其残酷的改变！这会摧毁他们的灵魂。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向马丁·爱德华兹提出建议，希望曼联能够效仿拜仁，进一步开发我们那些伟大球员的才能。因为他们很熟悉曼联队、明白我们代表着什么、懂得我们对于卓越的追求并且有足够的身份和声望发挥楷模的作用。拜仁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们那些最伟大的球员也正在有效地管理着球队。
虽然我们卖出过不少球员，也给很多球员自由转会的机会，我真正辞退的球员并不多。我曾经同意曼联队的一位医生去另一个地方工作一段时间，但是当他打算延长他在别处的工作时间时，我感觉到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了。因为我感觉很失望，他背叛了我对他的信任，于是我炒掉了他。但是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大部分的情况下几乎没有球员或员工会感受到屈从于我的权威。每当有球员离开，特别是那些球队的主力球员，即使他们的离去已经有了先兆，还是会让人百感交集的。有时他们的离去是很突然的，会让人大吃一惊，但是这种情况不会经常发生。2005年基恩在曼联效力了12年之后决定离开，情况便是如此。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其他球员时，我小心地赞赏了他对球队的贡献，并且告诉大家，每当他们提起基恩时一定要记住这些成就。
回想起来，是曼联队主教练的工作选择了我，而并没有经过正式面试，这多少有些奇怪，很少会有企业雇用一个他们未曾面试或是了解不深的人。但是在足球界却并非如此。当我接到曼联的电话时，这支球队正在甲级联赛的降级区徘徊，仿佛在跟灾难调情。此前，我跟球队的董事会有过短暂的接触，那是在1984年我帮助曼联队买入了阿伯丁队的中场球员戈登·斯特拉坎，当时这名球员已经决定转会去一家德国俱乐部。除了这次，还有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时在球场外跟博比·查尔顿的非常简短的谈话，但是我从未跟曼联队谈过主教练一职。最后我们在格拉斯哥城外的毕晓普布里格斯（Bishopbriggs）我妻子的妹妹家中见了面，那时我们谈了教练的收入状况。他们决定让我来曼联，而我也非常向往这份工作，尽管阿伯丁队的薪水更高，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老特拉福德球场。
我总觉得很难开除自己喜欢的人。哈利·麦克沙恩（Harry McShane）是一位球探，大约85岁，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就与曼联建立关系了。一开始他是一名球员，之后当了球探（同时也在运动场上当解说员）。后来他到了需要一副拐杖才能四处走动的地步。莱斯·克肖，我们的青年队教练，想让我去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于是我请哈利吃午饭，试图对他说辞职的事情。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我要干什么，也没让我好过。他一直在说：“哎，继续啊。你想说什么呀？”而我就是无法让自己炒他的鱿鱼，最后反而临阵逃避。我告诉他，我们会继续付给他薪水，但希望变更他的角色，他可以来看球队主力阵容的比赛，并给我提供一些建议。
判断一名教练能否胜任与衡量一名球员的能力是不同的。对球员的评判证据来自他在球场上的表现。对一名16岁的中后卫进行面试，虽然能够让你对他的决心有所了解，但是对于他的足球水平却不得而知。弄清楚一名球员是否具有长期发展的韧性和毅力的唯一途径就是他在赛场上的表现。但你见到一位陌生人并希望对最关键的要素——他的性格进行评估，你也只是在推测而已。有时你是对的，有时却是错的。对性格的唯一检验方式是在流逝的岁月中观察他们做何表现，尤其是当他们经历不如意时或是从挫折中恢复时。而对这种表现做出最终评判的只有时光老人。
我逐渐发现面试或是跟其他俱乐部的领导见面是颇具启迪性的，他们让我感受到了其他团队的风格和特点。我在狼队的面试可谓是令人惊讶的。此前，他们的行动让我相信我已经得到了这份工作。但是当我来到酒店，我面对的是整个董事会，他们问我，如果我发现一名球员从球队的账户里拿走了5000英镑，我会怎么办。我想：“他们需要的不是一名教练，而是一名会计。”于是我立即返回了阿伯丁。
当我打电话给乔克·斯坦让他帮忙或是问他能否帮我搞到某些比赛的门票时，他经常会说：“我尽力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方式。想要对他人的烦恼置之不理很简单，但是如果你肯花时间去帮助他们的话，对你是大有裨益的。1978年，在我执教圣米伦队时，我们在优胜杯决赛上输给了基尔马诺克队；第二天早上在我备感沮丧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流浪者队的主教练乔克·华莱士，他希望我能振作起来。因此，数十年后当一名记者打电话告诉我说牛津联队的主教练克里斯·怀尔德与俱乐部主席之间有很多矛盾时，我就本能地想去帮助他。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克里斯·怀尔德，之后我们在电话中进行过多次交流。我还会经常和史蒂夫·布鲁斯交谈。在过去的10年中，我曾经与阿兰·帕杜（Alan Pardew）、肖恩·戴彻（Sean Dyche）和尼尔·列农（Neil Lennon）交谈过。这是一个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充满着智慧和好心情，更有彼此的同情之心——也是我一直以来珍视的关系网络。任何一名教练在需要做出重要决定时总是会感到孤单。虽然他可以与自己的工作人员进行讨论，但是最终他还是要一个人做出决定。我知道他们的感受，因为我们同为英超联赛的教练，需要不断承受压力，而他人也会与我们保持距离——因为他们或是把我们看作是残次品，或是不想介入其中。因此每当这些教练身陷窘境，无论是以哪种方式，只要我能帮得上忙，我都是乐意之至的。
在我执教生涯的后期，我跟国际米兰主席马西莫·莫拉蒂（Massimo Moratti）的代表进行了一次会面。但是当他给我看球队计划买入和卖出的球员名单时，我放弃了这次合作。但是这也无妨，因为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劝说凯茜跟我一起搬去意大利的。
说来也奇怪，在我的人际关系网中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其他教练。每当我让其他教练对我准备签约的球员进行评估时，他们总会坦诚相告。1989年的一天，我去找约翰·莱尔，向他询问关于保罗·因斯的情况，因为他曾经在西汉姆联队执教过因斯。莱尔对因斯大加赞赏，后来保罗·因斯代表曼联出赛281场并代表英格兰出赛53场。2010年，我曾经考虑过签下马里奥·巴洛特利（Mario Balotelli），那是一名天赋异禀却也颇受争议的意大利前锋。我向几位意大利的联系人咨询了他的情况，但是得到的反馈证明签下他的话，球队会承担很大的风险。我不知道其他领域是否也会有这种坦诚的、专业的建议，但是对于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上帝的恩赐。作为回报，当其他教练向我询问对某一名球员的看法时，我也会直言不讳地坦诚相告。
在面试过程中，你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弄清楚一个人的性格，一些细节往往是很关键的。比如，正襟危坐、身体略微前倾的人是那些渴望有一个新开始的人。这看起来比那些傲慢自大、对所求职位不甚感兴趣的人要强得多。一些人在面试期间不敢提问题，这是很愚蠢的。面试应该是双向的，你需要知道你的老板能给你什么。我经常通过求职者的问题来对他们进行评价，他们的问题表达了其思维模式，表现出其经验水平和成熟程度。
雷内·穆伦斯丁则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他对曼联的兴趣。他曾经执教过卡塔尔队，是托特纳姆热刺队和德比郡队的优秀球员戴夫·麦基（Dave Mackay）向我们推荐了他。2001年，他来到曼联求职时告诉我们，展示他才能的最好途径是通过实际行动。于是我们跟他一起来到了训练场上，在那里他给几名年轻球员上了一节训练课，这节课也为他赢得了这个职位。
在媒体面前，我接受过无数次采访。但是，我这辈子仅仅面试过几次——1974年在苏格兰的女王公园队、1982年在狼队以及1983年在巴塞罗那。而我在女王公园队面试主教练一职这件事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堪回首的。我当时完全没有准备，我既不知道我将会见到谁，也没有准备好可能被问到的问题，更不要说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列个清单了。因此当我到达面试现场时，我想我仅仅会见到俱乐部的主席。当看到庞大的面试官阵容时，我感到惊讶不已，其中还有曾跟我一起踢过球的队员。当时有12名面试官，我十分紧张，简直无法控制自己。整个面试期间，我都在试图证明我自己和我的履历，而并没有表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当我走出房间，就已经知道自己失败了并且非常沮丧。后来他们把教练一职给了戴夫·麦克帕兰德（Dave McParland），他后来在凯尔特人队成为乔克·斯坦的助理教练。
多年之后，我在面试桌的另一面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我成为面试官而不是面试者。每当我进行面试时，我希望发现面试者有何雄心、他们是否只是把这份工作当作一块垫脚石。除了他们的素质和资历，我们还希望弄清楚他们的忠实程度。我所寻找的是热情、一种积极的态度、眼神的交流和个人的勇气。随着曼联越来越成功，我发现应聘者看到我时都很紧张。因此我会给他们倒杯茶，让他们放轻松些。我只想让他们足够放松，这样一来我便能了解到他们最真实的一面了。
每当有其他教练给我打电话咨询类似的问题时，或是问我他们是否应该接受某个俱乐部的职位时，我总是报以同样的热情。在足球界，教练之间有着一种古怪的同志之爱，他们惺惺相惜。在周六的下午或是周三的晚上，我们可能会在球场上拼个你死我活，在磋商中也会试图击败对方。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我们之间这种奇怪的关系，每当有人陷入困境时，其他人总是会向他伸出援手。这是我在苏格兰时学到的，当最终我有机会继续发扬这种传统时，我也努力去做了。
我跟其他教练不一样，也不像跟我一起在苏格兰长大的人们，我从来没有体会过长达数月乃至几年的无业生活，那简直太消磨意志了。对于那种被抛弃在垃圾堆的感觉，我也只能想象一下了。我很幸运，我总是在有一份工作的时候去寻找新的挑战，但是这对于我日后进行面试，尤其是在从业之初，并没有多大帮助。
炒别人鱿鱼，不管他们的年龄是老是少，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逐渐明白了，请某人出去吃个饭，或送他妻子一盒巧克力或鲜花，以此来旁敲侧击，试图缓和解雇这个消息带来的冲击，这些都是徒劳的，这些伎俩不会改变解雇的信息。你要解雇某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坦诚相告。
当然，关于人际关系也有更令人瞩目的例子。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发现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卡洛斯·奎罗斯出生于莫桑比克，那时还是葡萄牙殖民地，他给我当了5年的助理教练。他建议我跟里斯本竞技队（Sporting Lisbon）建立联系，因为他们很擅长开发年轻球员。我们都很喜欢奎罗斯，而这看起来也确实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们开始交换教练，以便让他们体会不同的阵容。2001年，我们派吉姆·瑞恩去里斯本竞技，他已经在曼联教练组工作了21年。那时，他在里斯本青年队发现了一名16岁的小球员，他就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虽然其他教练可能会让我跟一些球员失之交臂，但是有时在我做决定时，他们也能帮助我下决心。1991年，我希望增强球队的后防线，因为当时史蒂夫·布鲁斯已经30岁了，并且经常受到伤病困扰。我们听闻埃弗顿队想要购买在女王公园巡游者队踢球的保罗·帕克（Paul Parker），于是我打电话给该俱乐部的前教练吉姆·史密斯，以征求他的意见。他毫不含糊地对我说：“签下他吧，他速度快，防守强，而且伤病好得很快，简直就像一只罗特韦尔犬。”帕克后来确实去了一趟埃弗顿，但是我们想方设法在当天下午把他吸引到了老特拉福德球场。我带他去场地里随便看看，当看到很多曼联的支持者坐在看台上，仅仅是为了来看看草坪的长势时，他惊讶不已。也正是在那天下午，他跟我们签了合同，并且为曼联打了146场比赛。若不是受到伤病困扰，他本能打更多比赛的。
在我执教曼联的26年里，最重要的面试是招聘助理教练。在曼联，我总共有过7位助理教练——阿基·诺克斯、布莱恩·基德、史蒂夫·麦克拉伦、吉姆·瑞恩（Jim Ryan）、卡洛斯·奎罗斯、沃尔特·史密斯（Walter Smith）和迈克·费兰。在1998年，布莱恩·基德离开之后，我更加重视助理教练的面试，对整个面试过程也是一丝不苟。我们关注了不少人，但是最后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大卫·莫耶斯和史蒂夫·麦克拉伦身上。
当大卫·吉尔成为CEO之后，他很乐意采纳我的想法，因为我希望使用一些曼联前球员来分担俱乐部商务部的负担。目前有许多曼联前球员正在俱乐部中从事着非常重要的工作。显然，博比·查尔顿先生是其中独树一帜的人物，他从1984年起就开始担任球队董事，而且在吉格斯打破他的纪录之前，曾经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代表曼联参赛次数最多的球员。但同时还有其他球员在担任俱乐部的形象大使，他们会进行一些巡演或是花些时间来取悦我们的商业赞助商，因此我们也留住了这些球员。曼联队一些最伟大的球员都做过这样的工作，比如彼得·舒梅切尔、安迪·科尔、德怀特·约克、布莱恩·罗布森、丹尼斯·劳和近来的朴智星；他们为我和其他管理人员分担了很多。
同时我还会确保球队的人际关系网络延伸到我们的支持者中去。正如我希望知道更衣室里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也希望知道那些球队的长期支持者的观点。在这方面，我很信赖3个人，他们是诺曼·威廉姆斯（Norman Williams）、吉姆·肯威（Jim Kenway）和比尔·麦克格尔（Bill McGurr）。每周一和周五我都会邀请他们来观看我们的训练，因为我知道他们会非常用心地观看、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对媒体守口如瓶。在球员们做热身运动时我经常会和他们交谈，因为他们仿佛就是球队的核心和灵魂而且从不闪烁其词，这让我触动很深。每个大型俱乐部的支持者总会分成几个派系，他们担心着这样那样的事情，而我喜欢了解他们所担心的任何事情。2011年，我们从切尔西手中夺过了英超冠军之后，诺曼·威廉姆斯来到球队道贺并向每一名球员表示谢意。当时他已经80多岁了，曼联队就是他的生命——后来我感觉曼联这次夺冠让他的生命变得圆满。他当然也对球员们说了很多，他说的跟我想的一样：“你们就是我活着的理由。”也就是在那天晚上，他与世长辞了。
2011年，切尔西队几周前就已败给了曼联足球俱乐部，并与纽卡斯尔联队打了个平手，而在切尔西败给了埃弗顿队之后，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就残忍地炒掉了卡尔洛·安切洛蒂。卡尔洛曾在前一年（2009—2010赛季）为切尔西赢得了英超冠军和足总杯冠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主教练仅有5人。卡尔洛一直保持着冷静，没有中伤过阿布拉莫维奇，他的表现堪称完美。我觉得，如果我处于他的位置，可能不会有同样的表现。
人们都不应该看足球去学习炒别人鱿鱼的经验，那太可怕了。我第一次尝到那个滋味是在流浪者足球俱乐部，那是1967年，他们解雇了俱乐部的经理斯科特·西蒙。他在那里待了13年，为俱乐部赢得了15次奖项，而且一直表现得非常忠诚。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俱乐部的董事长，是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伙计，他派了一名80岁的会计师告知西蒙他被解雇了。这真是难以置信！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另一个朋友约翰·莱尔身上。作为球员和经理，他把人生的34个年华都奉献给了西汉姆联队。他的回报呢？他在1989年被解雇时，老东家甚至没有礼节性地为他的忠诚表示一声感谢。我永远也忘不了凯尔特人董事会对待为球队奉献了13年的乔克·斯坦的那种低劣的方式——在那个时代，苏格兰足球要比英格兰强得多——在此期间，他带领球队夺得了1次欧洲冠军杯冠军、10个苏格兰超级联赛冠军、8个苏格兰足总杯冠军和6个苏格兰联赛杯冠军。
球员被曼联放走之后茁壮发展的例子有很多，有时我会用到大卫·普拉特（David Platt）的案例。在我到曼联前不久，曼联让他自由转会，但他后来成了英格兰队的主帅。与普拉特情况类似的人还有很多。罗比·萨维奇（Robbie Savage）从未进入过曼联的一线阵容，但是他后来去了克鲁队（Crewe Alexandra），3年之后便代表莱斯特城队（Leicester City）参加了英超联赛。英超中还有很多球员都在曼联效力过，比如莱恩·肖克洛斯（Ryan Shawcross）、菲尔·巴德斯利（Phil Bardsley）和基兰·理查德森（Kieran Richardson）。如果一支团队能够为不适合自身要求的球员谋一个好的出路，那也能充分说明这支团队的品质。
如果你的团队成员感觉到自己所在的团队重视他们的切身利益，那么他们就会表现出很高的忠诚度，而这往往体现在一些小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末，当我们规划卡灵顿的训练场时，建筑师和主席希望建两间独立的餐厅——一间供球员使用，另一间供员工使用。这也是我们的老训练场——克里夫训练场的模式，当时仅有球员和医务人员能够在餐厅用餐。但是我不同意这种规划模式，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坐在一起。我希望年轻球员能够跟老队员和工作人员，包括洗衣工和球场管理员，一起吃饭并进行交流。如果一个年轻人能够跟吉格斯交谈，那是很棒的一件事。而且让所有的年轻球员都能够看到并融入一线球队也是大有裨益的，这为他们树立了榜样，让他们心怀理想。
我们的一些经验丰富的老球员在情报网络中也是功不可没。我经常可以从吉格斯、斯科尔斯、内维尔和费迪南德那里得到宝贵的意见，他们可以告诉我关于其他顶级球队中我们所关注并考虑签约的队员的情况。他们都清楚曼联队需要什么样的球员。他们对于英格兰球员总能做出一针见血的评价，因此我经常问他们我是否该注意些什么。我也经常询问那些来自英格兰队的球员，看他们是否能推荐一些适合曼联队的优秀球员。2006年，我通过这一途径从托特纳姆热刺队签下了迈克尔·卡里克（Michael Carrick）。
我有11个孙子和孙女，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棒的网络使用者，他们经常使用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 或Twitter。在这些方面，无论是新潮的网络还是老式的网络，我都不擅长，但是我很推崇当今的人际关系网络。
那时我还见到了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主席欧文·史高拿（I r v i n g Scholar），他希望我能去担任主教练。但是当时托特纳姆热刺队有主教练——基夫·布坚素（Keith Burkinshaw），而我是绝对不会从别人那里抢工作的。
大多数足球教练受到的对待毫无尊严可言，一些老板甚至没有出于礼节与他们亲自谈话。他们打一通电话，甚至发一条短信就把别人给炒了，或者找一个代理人，比如会计师，去传达解雇的消息，而解雇的理由往往荒唐可笑。一位足球教练被炒了鱿鱼，就因为他禁止俱乐部主席的妻子进入球员更衣室。2009年，马克·休斯被曼城解雇了，当时他正在重组曼城队。这样的事在足球俱乐部每周都会发生，而这只是这种愚蠢行为中一个鲜明的例子。
每当我进行面试时，我希望发现面试者有何雄心、他们是否只是把这份工作当作一块垫脚石。除了他们的素质和资历，我们还希望弄清楚他们的忠实程度。我所寻找的是热情、一种积极的态度、眼神的交流和个人的勇气。
到目前为止，与年轻人之间的谈话总是最困难的。从坐在父亲的膝盖上看电视里的足球赛的时期起，他们就一直梦想着在英超踢球，但是要步入老特拉福德的球场，他们就不够优秀了。从我开始当教练的那一刻起，我就惧怕这种事情。在圣米伦队，我决定让自己过得轻松一点儿，于是同时向5个男孩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其中一个人当场就哭了起来。我得出一个结论，虽然我让自己轻松一点儿，但会让他们难过许多。无论是在圣米伦、阿伯丁，还是在曼联，他们听到的唯一信息就是我不会雇用他们。与卖出曾有机会展示自身价值的大多数主力队员们相比，告诉那些小伙子这种消息要难得多。这些男孩，还有他们的家人，通常都是放弃一切去追求他们的梦想。老天知道，那些父母陪他们的儿子练过多少次球，踢过多少场比赛。上帝知道，他们有多少次忍受着凄风冷雨在别人早已忘记的一场比赛中为他们的儿子欢呼喝彩。我觉得，我所做的对父母和孩子来说都是一样残酷，非常常见的情况是，父母和孩子3个人都突然大哭起来。我会努力地安慰他们，解释说这个孩子有足够的天分在足球界成就他的人生，而曼联大概是最难进的足球俱乐部，仅仅因为他没有被曼联签下并不意味着他在足球赛场的未来之门就此关闭。
也许我们的人际关系网络带来的最大收益便是将前任球员编入教练组。这是保证球队传承和优秀的绝妙之举，因为这些球员都曾品尝过重大胜利的滋味，也知道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在这些年里，有许多曼联前任球员都参与到了教练组中来，比如布莱恩·麦克莱尔、吉姆·瑞恩、迈克·费兰和保罗·麦克吉尼斯。吉格斯则是当今的佼佼者，他现在是路易斯·范加尔的助理教练，尼基·巴特现在帮助训练预备队球员，而保罗·斯科尔斯也返回了球队，在吉格斯担任临时主教练时斯科尔斯是其助理教练。同样，我们也会努力支持那些前任球员。比如，当布莱恩·罗布森被米德尔斯堡解雇后，我邀请他来到了曼联协助训练，以此让他继续自己的足球生涯。
如果多年以后曼联队现在的伟大球员也拥有了自己的管理风格并且返回俱乐部继续为球队效力，那么可以说我成功地将拜仁的这一套路挪用到了曼联。
当时35岁的大卫·莫耶斯正在执教普雷斯顿队。在我面试他时，他非常紧张，而且一脸严肃。而史蒂夫·麦克拉伦则跟他正好相反，他很欢快、很放松并且充满热情。他曾执教过牛津联队（Oxford United）和德比郡队（Derby County），两支球队的球员都很喜欢他，同时他还喜欢读书和观看足球和训练技巧的录像。在那时，麦克拉伦比莫耶斯在顶级足球赛事中更有经验，这是我选择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