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英国开始加速引进外籍球员的进程，因为那时我们再也不能培养出多得不成比例的优秀球员了。一个很简单的标志就是英国球队无法晋级世界杯了。威尔士队自1958年以来一直未能入选世界杯，北爱尔兰队最后一次进世界杯是在1986年，苏格兰是1998年，而爱尔兰共和国是在2002年最后一次入围世界杯。这种情况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英国天空广播公司。
这种与敌人做斗争的紧张气氛可以激励一支球队有更好的发挥。在我执教阿伯丁队时，我会把格拉斯哥大型球队的来访描绘成对我们男子气概的攻击。我会告诉球员们：“流浪者队和凯尔特人队来了，他们认为可以彻底击败我们。”其中暗含的意思很明确。
来到曼联后，我继承了球队传统，继续与几十年来的老对手较量。由于时代不同，这些对手多少会有些变化，但是有几支球队是我们的宿敌。对于曼联来说，与默西塞德人，利物浦队——他们的体育馆距离我们仅有32英里——和曼城的竞争最为激烈。当年巅峰时期的利兹联队也是如此。这种竞争偶尔还会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比如有一次利兹联的球迷攻击了我们青训队的教练埃里克·哈里森，把他当成了我。在过去的15年里，与切尔西和阿森纳队的比赛日期会在几个月前就在日记本上勾画出来。
你不能根据自己的对手和竞争者定义自己，或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些事情而改变自己的战略和方式。多年以来，曼彻斯特的另一支球队——曼城队就一直试图根据我们的举动来定义自己。他们的主席彼得·斯韦尔斯（Peter Swales）经常会把我们称作“马路对面的家伙们”，他就是无法将曼联抛之脑后。他本应寻找提高曼城队的方法，把精力集中在自己能控制的事物上，他却总是担心我们。这简直毫无意义。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位支持者——诺曼·威廉姆斯，他会去看每一场主场比赛，也经常跟着球队去客场看球。然而虽然他一辈子都在支持曼联队，但是从未踏入曼城队的体育馆。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他答道：“我怕沾染上那里的气氛。”
除了语言上的障碍，我认为让外籍球员融入球队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很欢迎这些外籍球员和他们为俱乐部带来的一切，多元化元素让球队变得丰富起来。比如德怀特·约克，他出生在多巴哥岛。在我们1998年把他从阿斯顿维拉买来之后，他就给球队带来了一种温暖的感觉和无忧无虑的欢乐，这对于球队士气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主场作战前都会下榻劳里酒店，在那里吃自助餐，这时本土球员和外籍球员之间的距离最为明显。球队的工作人员会坐一桌，英国球员坐一桌，他们用餐时都很严肃并且会低声说话。而声音最大、经常传来笑声的一桌则坐着塞尔维亚、荷兰、法国和葡萄牙球员。
1991年3月，我从顿涅茨克矿工（Shakhtar Donetsk）为曼联签下了第一名外籍球员安德烈·坎切尔斯基。在同年8月，从丹麦的布隆德比买下了舒梅切尔。而引起最多波澜的便是埃里克·坎通纳。埃里克出生于法国马赛，曾经效力于马赛队、波尔多队（Bordeaux）、蒙彼利埃队（Montpellier）和尼姆队。后来他横跨英吉利海峡加入了我们，当时他只会讲几句英语。坎通纳对曼联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很多影响来自他的天赋和毅力，但同样也来自他对待训练和健身的态度。坎通纳在1996年和1997年担任球队队长，年轻球员把他视为国王一般，对他说的话更是奉为圭臬。看到坎通纳在曼联的蓬勃发展，其他球队也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坎通纳。1997年坎通纳退役时，外籍球员已经成为英格兰顶级足球赛事的骨干力量了。
对于一些球迷来说，足球甚至要大过宗教，他们甚至传承了家族对某支球队的喜爱，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所支持的球队也是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去支持的队伍。我们经常会收到很多很多婴儿的照片，照片里的小娃娃裹着曼联球衣，连他的名字都是根据曼联球员起的。这些孩子生下来就已经有了自己支持的球队，无论他们是否真的喜欢。
然而有些队员的语言天赋令人称羡。帕特里斯·埃弗拉会说好几种语言，内马尼亚·维迪奇在几周之内就掌握了英语，在墨西哥长大的埃尔南德斯和出生于巴西的达·席尔瓦兄弟也都明白如果他们能学好英语，他们的足球生涯也会大受裨益。其中最杰出的是迭戈·弗兰，他非常有语言天赋，甚至可以去联合国当翻译，因为他能够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之间随意进行转换。2014年他与日本的大阪樱花队（Cerezo Osaka）签约，他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竟然使用了日语，这让他的新东家震惊不已。
在英格兰，最能花钱的球队要属切尔西了，近年来曼城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虽然在我退休之后曼联队的开支也开始飙升，但那只是短期的。2004—2005赛季，何塞·穆里尼奥首次执教切尔西，便带领球队夺得了英超冠军和联赛杯冠军。这要归功于他的顽强、他追求胜利和平局的决心，而且他让自己的球员都相信自己就是救世主。虽然他在俱乐部的第一个赛季就花掉了1亿英镑，但是这也无伤大雅。他是一名伟大的领导者、一名杰出的教练，他在四个不同的国家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这一点上是无出其右的。
在我刚进入足球界时，这是一项地方性运动。英国的俱乐部都是以地区、城镇和城市为核心而成立的。很多球员都可以从家里步行到比赛场，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1967年，凯尔特人队成为第一支夺得欧洲冠军的英国球队，当时凯尔特人的球员清一色的都是格拉斯哥本地人，都住在距离格拉斯哥30英里内的地方。1968年曼联队在马特·巴斯比的带领下夺得了欧洲杯冠军，当时的球队中有7名英格兰人、1名苏格兰人、1名北爱尔兰人，还有2位代表爱尔兰共和国。20世纪70年代之前，英国仅有一两位外籍球员，在1978年世界杯结束后，托特纳姆热刺队买来了奥西·阿迪尼斯（Ossie Ardiles）和里基-维拉（Ricky Villa）。
足球就是为我的性格量身定做的运动，因为无论胜利还是失败，通常都能够很明确地加以界定。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不喜欢被别人战胜。也许是由于我的格拉斯哥血统，或是我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这些留给心理分析学家去决定好了），但是在戈万时，总会有喜好打斗的孩子，他们是我的死敌。
我对对手和竞争的思考从未停止过。当时的格拉斯哥分为两大派——现在仍旧如此——凯尔特人和流浪者（老字号德比）。几十年来，这种对峙蒙上了浓厚的宗派色彩，因为凯尔特人倾向于选用跟爱尔兰天主教有渊源的球员，而流浪者队则更钟爱苏格兰新教徒。在我执教阿伯丁时，我们的宿敌是流浪者队，但是后来又出现了新的敌人邓迪联队。
虽然如此，你还是可以从竞争者身上学到东西，更重要的是在你努力去追赶或超越他们时，你提升了自己的档次。在1994年到1999年期间，意大利球队尤文图斯就是曼联队很好的楷模，他们当时的教练是马尔切洛·里皮（Marcello Lippi），他们当时的竞技水平是我梦寐以求的。我非常崇拜里皮。他是那么有个性，一头银色的头发，穿着皮夹克，叼着雪茄，总让我想起保罗·纽曼（Paul Newman）。最后，我终于享受到了做教练以来最棒的一个夜晚，那是在1999年的欧洲冠军杯的半决赛上。我们在开场11分钟时就已经丢了两个球，但是最后以3:2完成了逆转，淘汰了尤文图斯，与拜仁慕尼黑在决赛会师。
向英超赛场注入大量外籍元素对球迷们来说是极大的福音，虽然有时我会反对这些教练的技战术。从我手中夺走英超冠军的外籍教练仅有下面几位：阿尔塞纳·温格（法国）、罗伯托·曼奇尼（意大利）和卡尔洛·安切洛蒂（意大利）和当时执教布莱克本流浪者队的肯尼·达格利什（苏格兰）。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令人震惊：1992年利兹联队的霍华德·威尔金森带领球队夺得英超冠军，这是英格兰教练最后一次带领球队夺得该项冠军。
你不能根据自己的对手和竞争者定义自己，或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些事情而改变自己的战略和方式。当你的竞争对手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时，你也很难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商界，如果你的对手降低了价格，或是向电视广告投入了大笔的资金，那么你很容易就把这当成了正确的经营途径。
1992年，英超时代伊始，大量的资金开始投入赛场，当时英超与英国天空广播公司签下了5年的电视转播合同，价值3.04亿英镑（相比之下，2015年最新签署的电视转播合同价值51.3亿英镑）。外籍球员分几批进入英超赛场。首批外籍球员来自北欧，接着一些步入职业生涯暮年的超级球星也被英超俱乐部提供的丰厚薪水所吸引，踏上了英超赛场。后来，阿森纳主教练阿尔塞纳·温格买下了数名法国球员。2003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买下了切尔西，这标志着一场空前的球队消费热潮的开始。贝尼托·卡博尼（Benito Carbone）曾效力于谢菲尔德星期三和阿斯顿维拉，后来与布拉德福德队签约。在卡博尼加入布拉德福德时，该球队正挣扎在英超的保级线上。2002年，该球队终于宣布继续支付卡博尼每周4万英镑的工资会让俱乐部破产。于是卡博尼拿了332万英镑的违约金，便返回了意大利。当时俱乐部对球员追求的疯狂程度可见一斑。
我从没学习过经济学，但是足球确实让我在这方面学到不少。虽然我一直对工会抱以同情之心，主要是因为我的父亲和他那一代人在造船厂里的遭遇，但是我更是一名自由市场的忠实信徒，因为自由市场给每个人以平等的机遇去竞争。虽然移民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同时也极大提升了英超比赛的水平。
在我来到阿伯丁时，队里没有外籍球员（当时的“外籍”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每一名球员都是苏格兰人。在我到曼联时，队里也只有2名外籍球员——约翰·塞维贝克（John Sivebaek）和谢斯柏·奥臣——他们都来自丹麦。而就在15年后，一切都变了。切尔西队是首个使用11名外籍球员作为首发阵容的顶级球队，那是在1999年的12月，他们当时用了2名法国人、2名意大利人，乌拉圭人、荷兰人、尼日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巴西人、挪威人和西班牙人各1名。2005年阿森纳在对阵水晶宫队的比赛时，成为英超赛场上第一支整场比赛未使用英国球员的球队。我首次尝试全部使用外籍球员是在2009年5月10日，那天我们主场2:0击败了曼城，当时阵容中的球员来自荷兰、巴西、塞尔维亚、北爱尔兰、法国、葡萄牙、苏格兰、威尔士、韩国、阿根廷和保加利亚。
外籍球员的到来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他们涌入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在那里一切都是不同的：食物、天气和语言。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安顿下来，帮他们找到住处并安排他们学习语言，我们甚至会确保他们能吃上自己喜欢的食物。巴里·莫尔豪斯（Barry Moorhouse）是曼联球员的联络官，由他负责这些事务。很多英国球员都为我的苏格兰口音感到苦恼，但是跟那些外籍球员遇到的麻烦比起来也就算不了什么了。巴西球员安德森和葡萄牙球员纳尼都是2007年来到曼联的，对他们来说，语言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值得称赞的是，他们都肯花时间去学英语，后来跟他们沟通时容易了许多。
对于曼联队来说，我们一直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扩展我们的球探网络、在新的国家开发天才球员并将其招至麾下。1999年，我们夺得欧洲冠军杯冠军的球队中有5名外籍球员，如果不算上爱尔兰人的话，但是在接下来的14年里我们取得的成功则是因为我们突破了原有的界限。
在我们即将面对宿敌时，我会使用一些戏剧性的手段激起球员们的斗志，但是很少有事情或人（除了裁判和边裁）让我在几个月里都感到气愤。对于足球俱乐部来说，拥有对手和敌人是很好的事情，因为这可以刺激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我并不能确定痛苦的仇恨或是真实的敌人能够带来什么好处。对我来说任何一位教练——即使是在我们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时——我也不会拒绝和他共进晚餐。我会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中，因为这其中的秘诀就是不要显露出自己的弱点。最好的报复方式就是击败对方。我跟一些教练的争执经常被炒得沸沸扬扬，比如和阿尔塞纳·温格，但是这些争执并非永远存在，而且对于我们在欧足联的工作，他也帮了不少忙。
对我来说，外籍球员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思乡病，或是为了代表国家队出战而回国，并且在祖国待上很长时间。2003年到2005年期间，我们的喀麦隆中场球员埃里克·杰姆巴-杰姆巴（Eric Djemba-Djemba）就有这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撒切尔夫人是否有意识地要摧毁英国足球，因为显然（也是正确的）她对足球流氓和球迷骚乱的厌恶是直言不讳的，但是这也正是她应该解决的问题。很多老师在跟政府发生了劳资争执之后不再组织课外的体育活动，然后其结果是毁灭性的。以我的经验来看，男孩子们都非常尊重自己的老师，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学校里了解到训练的需要，学到一些重要的技巧和纪律，在严格又挑剔的关注下获得踢球的体验。然而这些很多都已不复存在，学校老师由父亲、叔叔和奶奶所替代。我可以肯定他们也都心怀好意，但是在他们的监护下，中学足球的水平每况愈下。多少年来，颇具竞争性的校园足球比赛培育出了很多足球队员，但如今却被男孩子们的足球俱乐部所取代，这些俱乐部只注重每个赛季踢球的场次。比如当时年仅14岁的瑞恩·吉格斯在索尔福德男孩俱乐部（Salford Boys）和帝恩FC（Dean FC）踢球的最后一年里踢了100场比赛。
后来足球协会在新的职业系统中加入了新的条例，禁止俱乐部对其青训队中的球员的训练时间超过每周一个半小时，这使得情况变得更糟。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这就相当于告诉一个喜欢小提琴或钢琴的孩子，他可以继续渴望进入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但是他每周只能练习90分钟。任何一名伟大的足球队员和艺术家都不是每周90分钟能够塑造出来的。二战前，孩提时代的斯坦利·马修斯通常每天会踢6到8小时的足球。20世纪50年代，乔治·贝斯特的童年是在贝尔法斯特度过的，当时他几乎整天球不离脚。20世纪90年代在马德拉群岛长大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也是如此。接下来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另一项限制性的法令变更，那就是我们的青训队只能和那些从住处到老特拉福德球场通勤时间小于1小时的球员签约。如果这条规定在1991年实施，我们就得不到贝克汉姆了。这些法律变更对我们开发英国本土球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迫使我们去国外寻找那些不受这些法令限制的球员。这对于球迷们来说却是福音，因为这意味着英国所有的顶级俱乐部都扩大了自己球探的搜索范围，而各俱乐部对于外籍天才球员的争夺也使得足球比赛的质量水涨船高。
在足球的世界里有很多伟大的对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深陷于狭隘主义之中，他们是时间的产物，因为在过去旅行并非像现在这么容易。要知道直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俱乐部才开始走向欧洲赛场，在那时每件事都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报社记者们喜欢用同城德比作为标题，这一习惯也延续到了现在。无论一场比赛的双方是凯尔特人和流浪者、是埃弗顿和利物浦，还是托特纳姆热刺和阿森纳或是曼联和曼城。一个对手，尤其是同城的对手，总会为比赛增加些火药味。
渐渐地，曼联的处境又发生了变化。我们一如既往地渴望发现那些来自曼彻斯特或英国其他地方的年轻球员，但是我们的球探系统扩大了。我们现在会去更多的地方搜寻球员，也具备了真正的全球性的球探系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荷兰和葡萄牙都安置了球探，以增强我们和这些国家的联系。此后，在2000年我们开始雇用南美球探，主要是巴西的约翰·卡尔弗特-图尔敏（John Calvert-Toulmin）和阿根廷的约瑟·迈奥尔加（Jose Mayorga）。如今曼联队在墨西哥和智利也有了很不错的联系人网络。这些网络逐渐为我们带来了优秀的球员，如迭戈·弗兰（Diego Forlán）、来自巴西的达·席尔瓦兄弟和我们签下的首位墨西哥球员埃尔南德斯。
在我执教曼联之初，被记录下来这样一句话：“把利物浦踢下王座才是我最大的成就。”不知何故，这句话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被无休止地重复着。然而奇怪的是我根本想不起来曾经说过这句话。但是无论怎样，这句话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这句话点明了曼联和利物浦长达一个世纪的竞争，当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安菲尔德球场要风光得多。在1967年到1993年期间，曼联都与英超冠军失之交臂，而就在此期间利物浦队夺得了11个联赛冠军、3个足总杯冠军以及那最令人懊恼的4个欧洲冠军杯冠军。利物浦在那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从来没有一支球队能够以这样的姿态主宰英国足球。我不知道曼联的球员是否有意识地想去打破利物浦创造的纪录，但是我当然已经把这作为努力超越的目标。一想到所有的奖杯都跑去了利物浦，这一幕简直令人不堪忍受。
当你的竞争对手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时，你也很难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商界，如果你的对手降低了价格，或是向电视广告投入了大笔的资金，那么你很容易就把这当成了正确的经营途径。我认为想要避免随波逐流是需要钢铁一般的意志的。在我执教期间，足球界也有类似的现象，有很多俱乐部和他们的老板都希望用巨额的资金买通成功之路。在苏格兰，这样的球队就是流浪者。现在想来，我当年在那个时期离开阿伯丁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当时流浪者队买来了格雷姆·索内斯（Graeme Souness），也正值流浪者队消费热潮的开始，他们从英格兰和整个欧洲进口球员。然而即使我当时留在阿伯丁，我也不会追随流浪者队的脚步，去挥霍大笔资金，我会坚持自己的选择。
2008年谢赫·曼苏尔买下曼城之后，我从来都不认为“这会让我们的日子很不好过”。我只是把这件事当作我不得不去应对的众多挑战之一。然而在此后的几年里曼城队所做的几件事是我始料未及的——其中一些举措是直接针对曼联的，但是其中一些事情也很好地带动了曼彻斯特的经济。谁能想到他们发展规划的一部分，居然是在曼彻斯特较为落后的地方盖6000套新的住宅呢。曼城队从2008年开始到我退休，总共花费了超过7亿英镑，然而我的态度依旧没有变。因为无论他们花了多少钱，击败曼城队依旧是曼联队力所能及的事。毫无疑问，曼城队的疯狂挥霍，和他们为创造短期历史而付出的努力在英超的赛场上激起了忌妒。但是我还要重申一点，那就是无论他们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名球员，他们在周六的比赛中也只能派上11个人。
说起有多少名苏格兰教练在英超赛场上有着出色的表现，那是堪称举世瞩目的，这也是我所关注的少量几组数据之一。不管你信不信，从1984年苏格兰教练来到英超开始，2015年阿斯顿维拉的教练保罗·兰伯特（Paul Lambert）是首位被解雇的苏格兰籍教练。就在4年前，20支英超球队中有7支的主教练在格拉斯哥地区长大。我知道我可能又无可救药地产生了偏倚，但是我认为肯尼·达格利什、大卫·莫耶斯、保罗·兰伯特、欧文·科尔（Owen Coyle）、比尔·香克利、乔治·格拉汉姆，当然还有马特·巴斯比，他们都具有一种顽强的精神、毅力和决心，这些传承让他们不同凡响。
评论员们经常会提到英超赛场上外籍球员的数量，但是他们却经常忽略了教练们的国籍。在2014—2015赛季，英超中共有8位外籍教练。也正如外籍球员一样，外籍教练也使英超的比赛更为丰富，虽然1990年首位来到英国或爱尔兰的外籍教练——捷克人约瑟夫·万格罗斯（Josef Vengloš）博士，仅在阿斯顿维拉执教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是自此之后大批外籍教练开始进入英超赛场。事实上，那些为顶级欧洲球队效力或执教的外籍球员和教练为比赛增添了新的层次，因为他们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我说的不只是教练们的穿衣风格，虽然他们看起来确实衣冠楚楚。来看看下面这些教练吧：罗伯托·曼奇尼、罗伯特·迪马特奥（Roberto Di Matteo）——在他执教切尔西那短暂的日子里——或罗伯特·马丁内斯（Roberto Martínez）。幸运的是，何塞·穆里尼奥证明了个性化的执教风格不是罗伯特家族的专利。
1988年，我们在安菲尔德球场跟利物浦3:3战成平局，比赛期间出现了好几次非常骇人的判罚。我对一名电台记者说：“来安菲尔德球场作战的教练们一个个都会被自己的呕吐物窒息，甚至咬着自己的舌头不敢说实话，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外籍球员也为某些英国球员树立了榜样。一方面在于外籍球员会远离酒精。其中部分外籍球员是出于宗教原因这么做的，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他们的成长环境里，根本就没有周五和周六晚上喝个烂醉的习惯。他们不会在圣诞晚会上或在我们捧杯回归之际强迫自己酗酒，而且大部分的外籍球员都很重视自己的饮食和训练。外籍球员另外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体格。医疗检查发现，那些来自比英国更温暖地方的球员拥有更健康的关节。他们的膝关节和髋关节不会有早期关节炎的症状，而英国本土球员则不然，他们生活在阴冷潮湿的环境里。而在对待自己身体方面，外籍球员也更为明智。他们不像其他英国球员一样带伤上阵，冒着让伤病恶化的风险继续比赛，他们只是不想去证明自己可以征服痛苦。
外籍球员的涌入分为两个阶段。在1995年欧洲法院出台《博斯曼法案》之前，欧洲球员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俱乐部的限制的。在英格兰，由英国足球协会主持的法院于20世纪80年代投入使用，旨在解决转会费的争端。在欧洲法院宣布当球员合同期满，俱乐部便无须支付转会费用时，那时的场面简直是一团糟。俱乐部面临着更大的压力，需要在球员合同期满之前很久就开始重新协商合同，而对于球员来说——或者至少那些优秀球员来说——在谈判中更能占据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