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锑矿蕴藏丰富，居世界前列，而湖南锑矿储量在国内又首屈一指。据焕奎兄之长女培肃所写的《湖南华昌炼矿公司经过事略》（《湖南实业杂志》一七八号）记载：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姻家刘鹤龄，以他在安化、溆浦一带田庄所产不知名矿石出示，后送汉口外商亨达利洋行化验，确认为锑矿，并从此由该行收购。随后又发现新化、益阳、安化、沅陵等县境内锑矿数十处。当时（即甲午中日之战的1894年）巡抚陈宝箴正热心于维新运动，积极推行兴办实业和设学堂等新政，于是决定在长沙设矿务局，任命焕奎兄为该局“文案”（秘书）。这时焕奎兄二十五岁，正当他中举后一年。不久又升为“提调”（秘书长），负责筹划全省矿业开发事宜。可以说这是焕奎五兄弟参与湘省采矿事业的开端。
板溪矿距益阳县城约二百里，矿砂品位不高，含锑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但储量大。当时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久通公司在距矿山五十里的沾溪设厂，用土法冶炼后外运。土法只能将矿砂炼成“生锑”（硫化锑）。“生锑”按规定又由官方统一收购。再加开采愈久，矿场距炼厂愈远，运输成本不断增加，所以当时久通公司利润有限，无力扩大再生产。至1906年，锑价开始上涨，利润增加，焕奎兄弟于是有改用新法炼锑的打算。
恰好杨度先生此时由北京回到湖南。杨度为湖南湘潭人，与焕奎兄同乡，又是挚交，关系不同一般。记得焕奎兄1918年来京借住我家时，杨度先生即曾来我家看望过他，而焕彝来京时，又常借住于杨度寓所。当杨度先生从焕奎兄处听到购买专利的种种情况后，认为此机会不可错过，如能获得此专利，不仅有益于久通公司，而且将对湖南省经济发展甚为有利。因此表示愿全力支持。杨度首先向湖北总督赵次珊借得银元五万，先汇往巴黎作购专利预付款，随后又向军机大臣袁世凯、直隶总督端方和山东巡抚袁树勋等，筹得十一万，部分用于补足购买专利款，部分供按专利设厂之用。久通既获得了专利，又增加了资金，生产规模势必扩大，于是决定将原来的久通公司扩大，改组为华昌炼矿公司，而从此时（1908年）焕奎兄弟所从事的锑矿开发事业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华昌之创建得杨度之助实多，因此以干股五万元赠杨度，后来杨又陆续投资，共拥有股金二十万，成为华昌一大股东了。
1917年7月我与沈衡老（钧儒）在司法部同任秘书后，曾有机会去湖南长沙看望他们一家。这时焕奎兄已年届五十，而我二十四岁。焕奎兄一家当时住长沙浏阳门（东门）外自置的名为“青郊”的别墅内。别墅占地不小，内有楼，名“平远楼”，可远眺长沙城南；楼后为小山丘，上有橘林；有荷花池；有桂花两大株，当时正逢盛开时节，香溢满园。我在此逗留了三个多月之久，十月初，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出师剿灭”护法军为名，进军湖南，至衡山一带后，因内部矛盾，部队将领王汝贤、范国璋通电停战，主动北撤，从此湖南政局不稳，治安混乱，人心浮动。为了避难，焕奎兄一家先去汉口，又迁北京，借住在我家一年多。我也于此时返回北京。于是我又常得与焕奎兄时时晤谈，因而得知不少有关他们兄弟五人——焕奎（璧元）、焕章（端甫）、焕彝（鼎甫）、焕均（和甫）、焕廷（硕甫）从事湘省锑矿开发事业的事迹。
我国一些现代史的著述指出，中国民族工业在中日甲午之战以后有了初步发展。例如我国著名的轻工业的先驱者张謇，他所创建的南通大生纱厂即成立于1899年。而华昌之前身的久通公司也于是年开办。又例如，华昌炼矿公司创立之时（1908年），也正是盛宣怀向日本借款，将汉阳、大冶两铁厂与萍乡煤矿合并，成立著名的汉冶萍公司，并由官办改商办之日。这当然都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由共同的历史背景造成的。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兴盛一时的华昌日趋衰落，锑产量由1917年的八千二百吨骤减为1918年的四千二百吨。至1920年，华昌炼矿公司已是债台高筑，寸步难行，矿场与冶炼厂全部停顿。次年经股东大会决定，不得不变卖部分产业，偿还债务。债主以长沙债团为最多，后即由他们另行集股，缩小范围，继续经营板溪矿，而华昌只能以部分产业入股，分得半数利润，用以偿还未了债务。至1927年，华昌终于因破产而倒闭。
又由于国内连年政局不稳，军阀混战，而湖南这一军事要冲，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多次沦为南北之争的战场，产多业大的华昌在生产上既不能不时时受战事的影响，在经济上又难免成为征派勒索的对象。
但直接影响华昌事业的重要原因是大战结束，国际上军需纯锑量锐减，锑价一跌再跌，而公司的开支反而增加。这是因为湖南绅商各界见华昌一度利润丰厚，均欲染指，纷纷要求入股，公司迫于压力，只好扩股（1916年由原来的九十六万扩至三百万银元），公司机构随之膨胀，冗杂人员充塞，办事效率降低所致，再加驻纽约经理李国钦及国内公司中有人监守自盗，均促使公司处境日窘。
焕奎兄在从事矿业多年之后认识到：“国家富源在尽地利，而地利在矿，开采矿利在得人，非先作育人材，无以阐发地藏。”（见为梁焕奎所作之《哀启》）他在参与湖南实业学堂工作的同时，注意培养他的几个弟弟，使他们能从事矿业开发工作。三弟焕彝、五弟焕廷先后送往国外学习。1902年焕彝先去日本、美国，1906年又转至英国，进入伦敦矿业专门学校。在该校学习期间得知法国有一名为赫伦士米的冶炼厂，采用一种炼锑新法，于是偕王宠佑博士前往巴黎，了解到此法对冶炼低品位锑矿砂最相宜，是当时最好冶炼方法，如久通益阳矿能采用之，生产定可改观。但专利要价极高，非出重金，不能到手。焕彝急忙将此消息函告国内，要求尽快作出决断。焕奎兄及其四弟焕均虽然极想购得此项专利，但限于久通公司的财力，无法实现采用新法冶炼的计划。
上述焕奎五兄弟从事我国锑矿业的种种情况，部分系我耳闻于他们兄弟，部分根据其亲属的回忆或记录，并参考了一些所能得到的资料，错误或遗漏之处在所难免，但其中所记述者或可有助于研究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史人士的参考。有心于此的研究者，如能进而作些调查考证，加以核实、勘误和补充，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另外，我曾写有《梁焕奎事略》一文，刊载在《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1984年），可供参阅。
至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放松了对我国的侵略和掠夺等原因，我民族工业获得空前发展，因此有人称之为是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及至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以及我国国内政治动乱等影响，自1922年以后，民族工业转而陷入停滞、萎缩和危机之中。回顾焕奎五兄弟所经营的华昌炼矿公司，由创建（1908年）至倒闭（1927年），前后二十年大体上也走过了这样的兴衰历程。它于创建之初，由于在资金上得到官府的支持，在技术上引进了国外先进专利，因而在湘省并在全国矿业界崭露头角。待一次大战爆发，华昌事业迅猛发展，仅两三年间即达到了它的巅峰时期。但好景不长，待大战结束，即转趋衰落，虽力图挽回颓势，仍终以破产倒闭作为华昌炼矿公司的最后归宿。
长沙建成之华昌新冶炼厂竣工后，益阳板溪矿所产矿砂全部运长沙用新法冶炼，从此不再以生锑出口，而且所炼纯锑质量一流，在国际市场上颇有竞争力。同时华昌在购得法国专利后，向清廷商部奏准立案，自1909年起十年内任何外商、官商及私商均不得采用此项专利设厂，从而取得独家新法冶炼全省纯锑的特权。当时省内小公司甚多，锡矿山一地即有采矿公司百余家、炼锑（生锑）厂三十余家。这类厂家所产生锑均由华昌炼为纯锑。辛亥革命后，湖南实业司呈请工商部，欲取消华昌此特权。1913年，杨度曾就此事致电工商部说：“……度于华昌宗旨，求统一不求垄断。若不统一，必如曩年散漫相倾，为外人所乘……唯有由部责令华昌，包炼全省锑砂成纯……”（转引自《杨度集》，原载《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1月16日）于是又得延长此项特权。由于华昌拥有当时最好冶炼技术，规模最大，又享有此项特权，公司在湘省矿业界地位最高。1912年，在天津成立之“中华矿务联合会”，参加者有六大公司，其中即有华昌（其余五家为开滦、汉冶萍、临城、井陉、中兴，见《杨度集》）。
华昌公司创建后，因技术改进，业务发展，在长沙设立总公司事务所，下设冶炼、化验、水电、修理、翻砂、航运各部，机构复杂，组织庞大，全部员工达数万余人。焕奎兄因早自1905年即患眼疾，至1908年华昌创建时，眼疾更加重，于是公司总经理一职由四弟焕均出任，负责领导全公司事务。为了便于焕均出入官府，代表公司进行联系交涉，我曾听说他们向清廷吏部纳银万两，为他捐得一个二品衔候补道（二品衔方可戴红顶子）。
当时已查明的锑矿中以新化蕴藏量为最多，品位也高，而在新化境内各矿又以锡矿山（地名）为最多，约占当时全省已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二。益阳、沅陵等地矿砂品位则较低，其中益阳境内官办板溪矿开发较早，因久未获利，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即义和团“庚子之乱”前一年）招商承办。焕奎兄弟于是接办了益阳板溪矿，创立久通公司，由二弟焕章为驻矿经理，从事管理工作。这是焕奎兄弟直接经营锑矿业的开始，它为日后创建华昌炼矿公司打下了基础。
焕彝购得专利后，又在英、法采购机械设备和冶炼炉等，然后与王君宠佑及一法国机械师回长沙，在南门外西湖桥按专利建厂，设各种冶炼炉数十座。从此，三弟焕彝就成为公司技术方面的领导者。为探矿，他常奔走于深山穷谷之中。益阳境内矿场采掘工程全部机械设计，更由他朝夕指导建设而成。后来铺设由板溪至桃花江的轻便铁道，也全在其主持下进行。还应附带提及，焕彝曾深入湖南宜章发现安源之锡矿，又跟踪向东，发现瑶岗之钨矿，更沿五岭山脉至江西境，于大庾发现丰富钨矿。据他所著《生平略历自述》中记载：“瑶岗钨矿实由余用化学干试法鉴定于始，李炳麟（即李国钦）在美证明于后，华南一带始有钨矿之名。”可见我国首先发现钨矿者，当推焕彝为第一人。至1935年他曾受聘于当时国民政府之资源委员会，协助大规模开采钨矿的工作。
我原名焕鼎，和焕奎五兄弟为同高祖的同族兄弟。我们祖上世居广西桂林。1851年举家北移，焕奎兄的曾祖在湖南湘潭落户，于是成为湖南人；而我的曾祖则宦游北方，先在桂林得中举人（当时录取举人按省分配名额），后在北京中进士，但仍沿袭为广西桂林籍。北京湘潭相距虽远，但两家来往联系未曾中断。
后来新化锡矿山所产矿砂量日多，当地矿商因远道运长沙冶炼不便，同时又有人创造了一种土法炼纯锑的技术，至1915年采用此法之小厂已达数百家之多，于是华昌不得不同意矿商就地自炼，只是规定所产纯锑仍用华昌双环商标出口。华昌原来独享之新法冶炼权从此开放。而待大战结束后，又有德商多福公司等设厂在锡矿山用改进之新法冶炼。在此种形势下，华昌更是只有统办出口业务的权利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为当时军火生产及军需储备的需要，欧美各交战国争相购进，锑价扶摇直上。次年锑价更暴涨，华昌盈利随之猛增。而且在此之前，因外销全由英商廓克逊代理，利润落入外人之手不少。待大战起，华昌借口英商难于如期付款，废除了其包办外销合同，改在纽约设立分公司，由曾留学国外之五弟焕廷出任经理（后由其姻亲李国钦继任，李由华昌资助于1910年送英国学习矿业，1914年毕业后即在华昌任职）。同时又在欧洲各国设代销处，从此外销大权全部自理。由于上述种种有利条件，华昌业务繁荣兴旺，盛极一时，可以说进入了它发展的巅峰时期。1916年，获纯利竟多达一百二十万银元（见《湖南华昌公司报告》，转引自《湖南省志》第一卷）。当时之长沙城南一带，可以说是华昌的天下，“机声喧扰，烟突林立，厂屋房舍，鳞次栉比，湘江沿岸，火轮电艇，络绎于途，无非皆华昌所有，景况之盛，规模之大，可见一斑”（引自《梁公鼎甫传略》）。华昌成立之初在领得清政府补助银款时曾奏明“俟营业发达再报效国家”，现在公司利润大增，于是在1916年7月将此款缴还民国之农商部，了清了杨度经手的公司一笔大债务。
1938年1月我初访延安，第一次会晤毛泽东主席时，他曾问我：“据闻你是广西人，怎么又和湖南湘潭梁姓是一家呢？”这里所说“湘潭梁姓”，就是指我的族兄梁焕奎兄弟一家。焕奎兄字璧元，是杨昌济（怀中）老先生的恩师。杨老先生当时与我同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常去看望那时（1918年）暂住于我家（崇文门外缨子胡同）的焕奎兄，而此时毛公又借住于杨老先生寓所（鼓楼豆腐池胡同），想必是因此有所耳闻，遂产生以上的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