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说这么一段事情。
我们看出袁世凯这个人太坏，他借着清廷来威胁南方，又借着南方的势力来压服清廷。我们京津同盟会这个组织，就要想法子除掉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是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住在现在东四南边外交部街的一座西式洋楼里。那个时候，北京还没有汽车，最高贵的是双马驾辕的马车。袁世凯每次上朝总是坐着马车，前面是卫队长，骑着马开道，前后都有卫队保护。我们京津同盟会的同志，就在金鱼胡同那条丁字街口的酒馆楼上埋伏着。那里离东安市场很近，袁世凯去皇宫入朝，都要经过这丁字街拐角处。那个地方刚好有个酒馆，酒馆有楼，楼上可以供客人喝酒，楼下是卖熟肉和小吃的。行刺袁世凯是在1912年1月16日，执行刺杀任务的是张先培、杨禹昌、黄之明等四人（其中一人已忘其姓名）。我们称之谓“刺袁四烈士”。四个人在酒楼上一边喝酒，一边观察，等到袁世凯的马车正好在楼下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从楼上投下炸弹。炸弹爆炸，结果把袁的卫队长给炸死了，却没有炸着袁世凯本人。袁就此借口不入朝，不进宫了。卫队上楼把四个人都抓住了，后来都给枪毙了。这四位烈士与彭家珍后来被合葬一处，并立有五面碑一座，碑的每一面各镌刻着一位烈士的姓名。烈士墓和碑的地点，原在今北京动物园内现在熊猫馆的东南面，惜现已不知去向了。
当辛亥革命起来之后，孙中山先生当时还在美国。他得知革命军已经起来了，就从美国赶回国内。不久，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可是他知道革命军的力量在当时还很难达到北方，知道自己兵力抵不过袁世凯的兵力，为了把袁的势力拉过来，以求得全国的统一，孙中山先生决定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袁世凯南下就职，政府设在南京，不设在北京。这个计划很有意思，就是要袁世凯离开他那个老巢，这样就可以在政治上开展一个新的局面。尽管让袁世凯做总统，可是这样一来，政治空气和政局就不相同了。因此，南京方面派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六人为“迎袁特使”，来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很狡猾，他晓得南下于他不利，所以他就趁着迎袁特使到北京的时候，搞了个“兵变”。那是1912年阴历正月十一日傍晚，那时候市民都还不知道，各戏园子还在唱戏。那天晚上，我正陪着母亲在大栅栏广德楼看戏。大家正看得热闹，突然间锣鼓停止了，台上出来一个人，他说：“外边兵变了。到处抢东西，戏演不下去了，请大家各自回家去吧！”戏不演了，大家只好从戏园子里出来。我亲自看见变兵朝天放枪，到铺子里面来抢东西。街上碰见阔人就抢钱、抢表。热闹街道都放火烧；那次，东安市场就给烧着了。我当时住在崇文门外花市南边的缨子胡同，我们家的房子有个楼，上楼顶看到城里各处都起火了。
辛亥革命前一年，在上海有一张《民立报》，是由于右任主持出版的，这是革命派的机关报，我们在北京也能看到。当时，我们虽然还只是中学生，但已在秘密地搞革命工作了。那时候在华北一带奔走革命的，有一位叫胡鄂公的湖北人。他不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在哪里工作说不上来，他的任务是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做革命联络工作。那时在北方的秘密革命组织叫“京津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一个分支机构。“京津同盟会”的首脑是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他们三位。汪精卫是在清朝末年的宣统年间，同黄复生从广东秘密地来到北京的，他们的任务是刺杀摄政王。因为那时宣统皇帝还只是个四五岁的孩子，实际当家的是宣统的父亲——摄政王。革命派想刺杀摄政王，他们在夜里去埋炸弹，炸弹埋在摄政王每天早晨从他自己的府第入朝，进皇宫时必经的路上。结果，汪精卫等人虽在夜里去埋炸弹，还是被人发现而遭逮捕，投入监狱。当时清廷居然没有杀他，一直关在监狱里。到了辛亥革命那一年，袁世凯才下令把他给放出来。当时，袁世凯是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他有他的阴谋和打算。他一方面站在清廷这一边，来对付南方的革命势力；另一方面，他又借革命派的势力，来威胁清廷。清廷这时是隆裕太后，小皇上就是那个宣统，刚刚几岁。袁世凯就利用南方革命派的声势，来威胁清廷，吓唬孤儿寡母，同时又借着清廷方面，向南方革命派讨价还价。这时候，我和甄元熙等一些京津同盟会的同志，就开展各种秘密活动。我们在北京的秘密机关有两处，一处设在东单二条，外面看起来是个杂货铺，里面是我们的秘密机关。另一处秘密地点，设在后孙公园的广州七邑会馆。现在这种各省会馆没有了。在清朝末年，这种会馆在北京是很多的。
变兵还有意把六位特使的馆驿包围起来，吓唬他们。欢迎袁世凯的六位特使，这时还没有见过袁世凯。这个变动来了，袁世凯却先派人去安慰他们，表示北方形势很乱，非他坐镇不可，表示他不能南下就职。六位特使没有办法，只好回南京再开会商议。商议结果，最后只好同意袁世凯留在北京，政府也只好迁就他设在北京，孙先生让位，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
我想谈的就是这个题目：“辛亥革命前后我的活动与见闻”。分三段叙述：一、辛亥革命前夕；二、反清又反袁；三、清廷退位之后。
当时参加临时参议院的小党派很多，都是临时发起组成的，并不是原来就有的。譬如说，一个关系较大的小党派——“统一共和党”，它的头头就是吴景濂。统一共和党当时在临时参议院里，共有十几位参议员。因为吴景濂是东三省人，这十几位参议员也大多数是东三省的，同时也有几位是华北的。原来的临时参议院议长是林森（他后来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副议长陈陶遗。陈当时在南方没有北上。林森议长辞职。为了选举临时议院的议长，本来这个时候还没有组织国民党，这时在参议员中形成了两大派，一左一右。以同盟会为背景的为左派，以共和建设讨论会为右派。在这个基础上后来形成两个大党，一为国民党，一为进步党。进步党也是几个小党派合起来的，包括共和党。共和党以南通张季直为首，黎元洪也是共和党的。
以上这些，都是辛亥革命前夕的事情。
补充说明一下。清廷退位之前，清廷的王公贵族都是懦弱不堪，没有勇气与革命派对敌。亲贵中只有一个人，名叫良弼的主战，他要跟南方打，他是日本留学陆军的。在这种情况下，京津同盟会决定要除掉良弼，就派彭家珍去刺杀良弼。当时良弼住在西四红锣厂，彭家珍印了一张名片，假造清廷的官衔，去拜访良弼。到了良弼住宅门口，叩门问询。门房回说：“大人还没有回来。”正说话时，良弼坐着马车来到门前。彭家珍即向他投下炸弹，彭家珍本人当场被炸死了，良弼先是受伤，后来也死了。这样一来，清廷方面就没有人再敢主战了。一方面革命派势力起来；另一方面，在袁世凯的威胁之下，清廷就只好退位了。
临时参议院从南京迁到北京。我担任外勤记者，有记者证，凭证哪里都可以进去。临时参议院开会时，我经常去那里采访消息。有一次正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临时参议院行宣誓就职典礼，我亲眼看见袁世凯先在台上宣读誓词，读完誓词之后，由议长林森领他下了主席台，走出议会大厅，到外边照相留影。参加照相的有参议院议员，也有政府内阁阁员。新闻记者不让参加，但是可以远远地望见他们照相的情景。因为我们在楼上旁听席上赶着下楼来，走得快一点，先出来了。我正向外张望，林森议长领着袁世凯从我背后走来，正好在我右边身旁走过，所以我当时看得很清楚。我看到袁世凯穿了一身陈旧的军装。他这个人身材很矮，像是腿短了些，上身肩膀宽大，脸上既没有刮脸，也没有正式留胡子，头上也不戴帽子。看起来，他对于这次就任大总统并没有当一回事似的，没有郑重诚敬之心。
说到我自己，清廷退位之后，革命暴力是用不着了，我们京津同盟会的一般同志，不少人转入文字宣传工作，都去办报了。我们当时办的报纸名叫《民国报》。《民国报》的社长大家推举甄元熙担任，总编辑是孙炳文。当年我是二十岁，孙炳文大我九岁，孙是一位老大哥。我当时的职务是外勤记者，任务就是对外采访新闻，偶尔也写一点短评之类的文章。我在文章上的署名没有一定，有时是写“寿民”，有时还写成“瘦民”。我们这位孙炳文大哥，有一次在给我写扇面题词时，在称呼上给我写了“漱溟”这两个字。我一看，这两个字比我的“寿民”、“瘦民”两个字好，从此我就改名为梁漱溟，这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底下就要说到反清又反袁。这里必须把反袁的事情说明一下。辛亥革命本来是为了反清，反清的时候，首先发动起义是在武昌，那天正好是阳历的10月10日（阴历是八月十九日）。开头倡义发难的，本来是一些军队中的下级军官，有好几位，如熊秉坤等人。暴动起来以后，他们推黎元洪为首，称都督。这时以大江南北来区分，江南，武昌方面是黎元洪的军队；江北，是袁世凯的军队，由段祺瑞、冯国璋统帅。袁世凯的大军压境，有意留在汉口这边不渡江。如果当时渡江进攻，他们是可以打败黎元洪的，因为他们的兵力强大得多。袁世凯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想法子培植自己的势力。当时他并不想消灭南方的革命势力，他要借着南方的革命势力，向清廷要价。所以他的军队就留在江北岸，不过江。并且还要段祺瑞、冯国璋领衔，包括其他许多将领，打电报回北京，要清廷让步，实质也就是要清廷退位。
《民国报》开始创办是在天津，后来才迁到北京来了。民国元年，中国同盟会吸收其他小党派改组成为“中国国民党”，这时就把《民国报》改为国民党的机关报。我们这些人就退出来了。党本部派来接收报馆的是汤漪，他当时是国会议员。
我们虽然认识到袁世凯这个人坏得很，对于革命事业很不利，有刺杀袁的计划，但是没有成功。
当时南京公布过一个临时约法，约法的起草人就是宋教仁。也有个议会，就叫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由临时参议院通过，最后由临时大总统公布。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也只好北迁了。临时参议院的组织内容，前后有变化。开始，由各省都督推派三个人到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后来起了变化，三人改为五人，不由各省都督派遣，而由各省参议会推举。
辛亥革命前，我在北京顺天中学读书，后来顺天中学升为顺天高等学堂。辛亥革命那一年，我正好在这个学校毕业。我在顺天中学读书时，有位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叫甄元熙，广东人，他是后来插班到我们班上来的。他从广东来北京前，就有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关系。在学校里，我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秘密地讨论是革命还是立宪的问题。当时，他是革命派，我还算是站在君主立宪派那一边的。不过，由于清廷的顽固，我自己思想上受到革命的影响，也起了变化，后来也就成了革命派。
当时有一本在日本出版，秘密流传到北京的书，名叫《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这是革命派的胡汉民、汪精卫与立宪派梁启超等人，分别发表在《民报》《新民丛报》《国风报》上的，两派之间的论战文章，由旁人汇集起来出版。那时候我们都秘密地看这本书。
孙炳文先生号浚明，四川叙州府人。他是我们办《民国报》的总编辑。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是我们这位孙大哥的女儿，孙维世的母亲叫任维坤，她是我们《民国报》的一位女编辑。任维坤是任芝铭的女儿。孙、任都是我们报馆的同事，他俩是在报馆工作时相识，而后来结成了伴侣。其后孙炳文在德国留学，和朱老总在一起，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清党时惨遭杀害。那时他从广州到香港，又从香港坐船到上海，被国民党发现后逮捕，惨遭杀害。他的夫人任维坤后来在延安工作，改名为任锐。我在1946年重庆的旧政协会议开会后，第二次去延安时还见到过她。当时她告诉我，她有一女一儿，孙维世是她的女儿，儿子叫孙泱，曾任教中国人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