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此，宜先点出愚平素见解主张之与当时政局有关者，此约有下列几点：
凡愚所谈，任潮靡不谓然，亦缘任之为人雅与此种态度相近也。后来事实上亦大致循此方针，而卒不能无问题焉，则其间殆有天命矣！
二十二年暑假，艮庸自港来信，谓承二公命，将北来访愚。愚时适有上海汉口之行，因嘱其相会于沪。晤面后，备悉其事，即语艮庸：愚仍坚决反对内战。谓非去某氏不能抗敌救国，理或可信；但必须在武力以外觅取途径。速覆二公慎其事（据当时所闻，将先图粤）。愚至迟双十节前后到港，更当面谈。未料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事稍有变动（更替院长），愚届时不得践言而南，既而闽事发作，欲进言已无从矣。比闻艮庸从任潮于闽，怒其背愚宗旨，飞函严令离闽北来，否则后此勿相见。艮庸得书，闽局已危，欲行则嫌于临难苟免；卒伴任潮一同出闽。后一年（二十四年一月），愚视真如于港，视任潮于其乡，致朋友关切之情而已，于往事不复置论。不忍论也。况有自觉歉然者乎！（事前未尽力劝止。）
第一问题，实即李对蒋之问题，或地方对中央之问题。盖当任回粤时，蒋已恢复其中央之地位，而对任之回粤戡乱，不特不为之助，且种种为难。其事实甚多，不烦枚举。此当前一大问题，不可不亟决定应付之态度。第二问题，则以粤局之戡定，实得真如自沪入闽，率其旧部协助之力。今后真如在广东政局中自占一分量，亦不可不知所以善处之也。第三问题，则此次变乱（张黄之变），既出于左派所为，左派关系已绝，却虑右派势力，又来侵入广东。假使不善为应付，其足以贻误粤局，将有甚于左派者。必须此三问题应付得当，而后粤局可安，建设可施，事业有望。非然者，前途必不容乐观也。
张作霖出关，北伐军入北京，全国统一在望，蒋电粤，约任潮北上共商大局善后。其时，遂有五巨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会于北京之事。方任潮将北上，愚语以全国事难有好希望，粤事重要，不如勿往。任曰：诚知其未必有望，但此会关系至大，岂可不尽我心？愚曰：善哉！公其勉之矣！
粤局之变，盖由武汉问题引起。然任潮自身应付未善，亦不为无因。十七年初冬，广州政治分会撤销，瞬已届期，省政府亦交替在即；任潮意怏怏不快。其时，方自南京返粤未久，而蒋乃一而再，再而三，来电敦迫入京。任之不愉快益甚。覆电陈述因真如割盲肠炎，省政尚未交替，不能即刻入京外，颇发牢骚，自请归田。此电拍发，于大局于个人均无所取义；徒使蒋了知任心内之不平，益以遭忌取祸而已。
第三，当知右派腐化可畏，尚不如左派较有革命气息之可取。切勿因自己与左派决裂，而接近右派。必须胸中有主，左右之间无所偏倚，而后可以保持一种自主力量。有自主力量，乃有事业可谈。
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八步临江中学
果也，五巨头会于北京者七日，仅相偕一谒孙总理灵而已。对大局问题，曾无一度之切实商讨，匆匆遽去。濒行时，蒋又以南京相会为约。盖在南京，举行中央全会也。会前，对阎、冯、李等又不作任何商量，而遽于会中提出撤销各地政治分会案。政治分会者，中央政治会议分会之简称，于时全国有四：太原政治分会，阎主之；开封政治分会，冯主之；武汉政治分会，李宗仁主之；广州政治分会，任潮主之。各分会代表中央，主持一切，所辖两省、三省不等。分会之宜存宜废，非此所论；然军事未臻统一，遽先求政治统一，此又必不可得之数也。任潮愤其相逼，不出席会议。诸元老颇寄同情，亦相偕去沪，不出席。李石曾且倡为“分治合作”之说。一时顿成僵局。其后，虽得转圜（决定撤销，而延期三四个月实行），而十八年、十九年接连内战，伏于此矣。
愚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到广州，十八年（1929年）二月离去，首尾约近两年。其间之事，不无可记；但今事隔十数年之久，亦只能追忆大略而已。
北游以旧历过年后成行，时则十八年（1929年）二月初间矣。愚离粤不久，粤局遽变。此后留于北方，不复返，固初所不及料也。
于时蔡先生（元培）在政府，身兼数职，谋北伐最积极。北伐之得以完成，先生实预有力焉。愚既游南京，数谒先生。先生语我，邵元冲人格卑鄙，为任潮秘书长（广州政治分会秘书长），多不宜；幸转语任潮更易之。愚问：孰宜？则曰：金湘帆（曾澄）可。其后以金易邵，卒如先生旨，即此次由京返粤事也。
三、但中国只能有一种宽弛的统一局面（尤其彼时为然）：建设之实施在地方，而不在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先是，蒋以国家统一在望，有一极长电文，分致阎、冯、二李，论裁兵及划分国防军区事，于军政军令之统一，计划甚详；举凡各地军官学校、各地兵工制造、南北海空军等一切，皆收归中央。电末总结：以上计划拟由我等五人联名向中央提出建议，谅必荷诸兄赞同云云。愚当时在任潮处得睹电文，心窃笑之。夫裁兵与军事统一，为国人之所祈求者久矣。顾若干年来卒不易就，今日讵得急迫求之乎？抑今日之不统一，岂不正在诸巨头彼此间邪？问题既不在外，则如何得使公等同心合力以成此业，此当前第一义也。此处大有功夫在，为之领袖者，正宜知所从事。乃蒋氏遽以其主观要求，为片面之拟议，迫各方以同意联署。谓如此，将不得更持异议于后。抑知问题非揭出不得解决，意见非宣白无从消弭。唯彼此开诚相见，仔细磋商，乃庶乎有望。此等手段不见其巧，只见其拙。联署非难也，联署之后，彼此各有怀抱，弥以深刻隐伏，问题解决更难耳！中国之统一，原非易事；而蒋氏尤非其人。愚早有见于此，故语任潮云云。
比抵沪，尚有以不必入京为言者，任则不复犹疑。
关于愚到广州之由来，及初到时一段情形，往年于《村治月刊》写《主编本刊之自白》曾述及之。读者试检《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便得，今不再叙。兹从十七年（1928年）春间，李济深（任潮）、陈铭枢（真如）戡定广东，愚稍参预广东政局说起。
任潮对待真如，大致甚好。粤局初定，即欲以省政付托真如，俾愚劝驾。真如力辞不受。其时岳阳彭君一湖，方得真如倚信。一湖，君子人也。与愚一见如故。又嘱一湖劝之，卒不肯。愚与一湖察真如之情，非虚伪也，因共覆任公，请无复谈省政问题。于是主席不复易人，而真如荐一湖出任秘书长。一湖又邀其友高阳（践四）、钟泰（钟山）诸君来任秘书。任潮悉从之。愚与高、钟友谊，亦始于此焉。
愚所为至今歉然者，草此电文时，实一度经过愚手也。任潮左右素无得力之秘书。此一电文，初嘱邓君孟硕（时为总部秘书长，只负名义，不甚问事）起草。任不洽意，自己动笔修改之。愚偶至其家，即出以见示。愚谓为未善，稍从文字上为之修饰整理而还之。于其意义所在及后果如何，未深考虑。臆度此必早经诸干部要人共决定者。而不料任之出此，曾未咨之任何人也。电既发，诸人闻讯皆惊。真如在颐养园病榻前，邀众集议，相顾搓手叹息，以为大祸之来，将不在远。比悉电文出愚手，又无不切齿怨嗟。愚于是，遭第二度之误会焉。
二李、黄、白，以乡土之谊，彼此昵近则有之；初无组织之形成。抑且较密切之联系，亦复缺乏。其一举一动，往往互不相谋。湖南之事，第一次逐程，广州方面事前不知也。二次逐鲁，广州方面事前又不知也。武汉政治分会令免鲁职，李德邻方在上海，收得胡宗铎等电报，即据以转粤，征询意见。彼自己，亦诿称事前不知。意或胡等一面举动，一面报告；虽承意希旨而动，却未先请示耳。广州要人集议，知大局之严重无以复加，除电覆沪李，请其向中央引咎自请处分，并劝撤销免鲁命令外，决定任潮、季宽、真如、伯南、祝万等全赴南京，以示两广之无他。此其所以挽回危机者，不可谓不至。顾无如蒋之蓄意已久，战志早决，何也。
任潮于问题之提出，颇为首肯。愚因又陈其意见如次：
第二，当力谋与真如合作。欲合作之有成，第一必须事事开诚相见，不使有一些隔阂；第二必须诸事包容退让，不与之争。万一广东内部不能相安，必授人以隙，徒为他人造饭而已。
愚于中国之前途，既自有其见解及主张，不能苟同于当时之国民党；而当时之广东则完全一国民党秉政之局，愚故不愿滥行参预。十六年（1927年）七月南京发表愚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愚辞不就职者以此。然国家之事，人人有责，我自当因机缘以尽力，断无局外旁观之理。十七年（1928年）之广东，李陈为政；两公既属知交，即一机缘。尤以任潮一向指望国民党统一中国，却自经张黄事变，暨上海会议而后，大为灰心；此时（民国十七年）乃始有味乎愚初抵粤见面时之所言（具见《主编本刊之自白》文中），更是一大机缘。以此，愚故留粤稍参预其事，冀为乡治运动之推行。愚在广州年余，对广东政局总取不即不离之态度，一贯到底未尝变也。
第三，任潮对国民党左右派之问题。
十七年（1928年）秋，任潮卒以省政畀真如。其间经过，愚颇预闻。方蒋氏提出政治分会问题，政局一度陷于僵持之时，适胡展堂（汉民）自海外返国，抵香港；真如自广州往晤之。旋即陪同入京，共任调停。愚以关心大局不久亦到沪。政局既转圜，遂入于蒋、胡合作时期。胡欲留任潮于南京，而使真如主粤，亲函广州陈、冯诸人主张之。诸人悉赞成其议，并以函告真如。一日在沪，真如邀愚为钱塘观潮之游。于游息间，真如微露其事，并疑任潮恋位，未肯同意。愚讶其言之无因，而遽悟粤事由李畀陈之不可再迟。急入京晤任潮言之。任初未犹豫，即日见胡，请其提出于中政会，翌日真如以奉蒋命北上晤白健生，自沪过京渡江。愚以其事告之，且曰：此出任公自动也。
然当时广州诸人竟疑愚阻挠于其间。冯祝万，最为任潮亲信；陈伯南，则与真如并肩为任潮部属；黄季宽又与任潮夙厚。诸人者，果何所利于去任潮而易真如，愚实不得而知。顾其一意主张以陈代李，俾李留南京，则信然也。意或皆积极拥护统一者邪？愚平素对于强性统一之不抱大希望，平素劝任潮重视粤事皆诸人所知。此诸人疑愚为阻挠之本因。又在愚入京晤任之前，任适有派副官长李民欣自京返粤之事。李之返也，为传达任潮手谕十事。十事不可具详；但知其一，则嘱由政治分会提出通过真如为广东民政厅厅长，又其一，即嘱以愚所建议之“乡治讲习所”即速开办。诸人方与胡氏协议，以真如为广东主席，而兹乃以长民厅，遂认为任潮一种拒绝之表示。同时，愚所建议之开办乡治讲习所一案，尝遭政治分会之延宕者，兹乃特嘱从速，其必出于愚之要求无疑。两事合观，遂疑前一事为任潮听信愚言之结果。愚遭此误会，初不自知。伍先生（庸伯）以急电促愚返粤，乃始知之。愚具白前事经过，始得释然。
恰在此时，有武汉政治分会将湖南主席鲁涤平免职之事；内战卒以发作。盖自上年编遣会议以来，内战之声，喧聒在耳久矣。所未知者，对冯对桂之孰先。桂者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及任潮皆桂人；其势力既掩有两广而及武汉。北伐既成，更远及平津。于时，遂有桂系之目。湖南主席，前为程潜，既已见逐；兹又逐鲁。在人视之，自为桂系打通粤汉，无使有所梗于其间之企图。而不知其内容固无所谓桂系者，更无何等企图可言。唯其如此，乃以虚名而招实祸。煊赫之势，曾不旋踵，即被消灭。
方任潮回粤戡乱之际，蒋既种种与之为难；洎粤局大定，宁粤对立之痕迹日显。张黄之变，原出左派阴谋，意在攫取广东地盘组织中央政府。故与汪偕来者有左派中央委员八人。此八人者既经监察会议议决予以处分，暂停其出席中央会议之职权，而此时南京召开中央全会，蒋竟使之出席。张黄军人，其举动干犯军纪尤甚，而蒋乃接济之，收容之，使其驻兵浦口。人之为任潮计者，咸主联合其他中委通电指斥，俾蒋无得挟中央会议之最高权力以相钳制。盖此时若予默认，将来欲说话，便已晚也。然任卒隐忍未发一言。党中元老念非抟合宁粤无以竟北伐之功：既见任潮有包容之量，遂专使曾养甫持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手翰抵粤，劝任入京面蒋，以消嫌怨。
此行结果甚佳。不独蒋李释嫌，真如更持蒋函西行经汉入湘，晤白健生、程颂云解释一切。盖其时白、程与蒋亦不睦也。内部既和，北连阎、冯，分别出师，全国大局由此底定焉。
第一，广东对南京国民政府之问题；
二、必须大局统一稳定，乃能施行建设而得到进步，故国家统一实为第一要件。
此次之事，种种错误，不一而足。而错误最大者，莫过于不站在党的立场以反对某氏，顾必自叛其党。真所谓聚九州铁不能铸此一大错者也。
二十二年福建建立人民政府之役，愚友徐名鸿实为内中主要角色之一。愚则未尝参预，抑且尝劝止其事而未得也。在北伐前，愚既遣青年朋友（沿旧习，应曰门人，顾愚素少用此等字样）王子叔（维彻）、黄艮庸（庆）并名鸿三人，南来谒任潮、真如；遂皆追从二公于役军中（武汉时，名鸿为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任潮爱重艮庸，真如推厚平叔。名鸿则蔡贤初（廷锴）始有欲杀之心，后乃甚相得。二十一二年间，名鸿从蔡在漳泉，与当地人士傅柏翠等，推行一种土地政策（亦兼为一种农民运动），于社会问题有所解决，一时大得民心。因自信为保守的国民党、激进的共产党之间一条新路。此盖闽事发动背景之一。其后，死于闽事者亦唯独名鸿一人。他日当另为文记之。兹未能详。
追记广州之事已竟。复念二十二年（1933年）李陈尝以闽事咨访于我，则亦附此记之。
在广州，曾无一人不拥护中央，以求统一。此其事实，真如皆身预其间，可为之证明者；而真如不为。桂系之为诬，桂之不成系，知之最审，孰逾真如？此又可为之申白者；而真如不为。蒋氏翦除异己，对内用兵之非正义，此在真如亦不难发其覆，诛其奸者；而真如不为。顾从夫悠悠之口，日一系云，一系云；愚于是不能无憾焉矣！由是与真如不见面、不通书问者累年（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后乃见面）。
此次之事，任潮自系为真如所误。顾其所以为人所误者，亦自有故；则汤山被禁两年，一念不平，未能消杀得下也。愚素重任潮，以为大器，必可远到：今知其度量未宏，前途有限矣。
任潮究竟去南京与否，在广州当时颇成问题。劝其勿去者固多，主张其去者似更有力。一日晚间，愚闻其将成行，特往送之。至其家，则重要干部多人皆来送，而任潮意不欲行。真如约定同行，既先期候于港。而港督金文泰闻讯，则专人持函来省劝阻。交涉员朱兆莘手金函译述之。略谓：省港密迩，祸福相倚；公此去必无幸，为粤计亦为港计，不能无一言之奉（此可见帝国主义者之利于我不统一）。而陈伯南（济棠）、冯祝万等在左右，促行甚力。伯南至跪求之。任则隅坐俯首，默不为答。时晚餐酒肴毕陈，彼此相持，无人入席。愚于此，初无定见；然睹状，知必须速其行。因趋前语任曰：吾非热心劝公去南京者，公所知也。然今日公左右所与共事，乃至共生死之干部，既皆主张必有此行，公不得自私其身矣。此身安危且当付之天命！危，亦安足恤！若其不然，夫岂某氏所能为祸者邪？公其行矣！我愿伴公之行。任闻言似有所动。旋即让客就餐；餐罢起行，愚与之偕。
十七年（1928年）春，任潮回粤戡乱，既邀愚自新造细墟出广州，愚为任所陈说者，除乡治道理外，特提出三个问题请其注意：
一、中国今后要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达到平等，绝对否认一切暴动破坏及任何对内作战之理由。
愚之来粤，本为推行乡治运动。然深知个人可以有先见，社会却不能有。一种运动，非至时机成熟，必不能推行。强之，无益也。抵粤之初，知非其时，则忍待之。除为人讲说外（例如在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作乡治十讲），未尝有所进行。逮十七年秋，乃始为开办乡治讲习所之建议。先经建设委员会通过后，送交政治分会请核定实行。其时任潮、真如皆不在广州（正在京、沪），政治分会委员出席者，似为黄季宽、朱家骅、李文范、李禄超、冯祝万等。诸人以愚言论夙不本于党义，虑所作为亦多不合，不肯通过。顾又碍于情面，难予否决。又未悉任潮、真如意向如何。第一度提出，以各自携回研究为词，下次再议。第二度，则议决转请中央政治会议核示。平素许多大问题，皆径自决定，未尝请示中央；今顾慎重如此，其为有意延宕明矣。秘书长金君具以语愚，愚颇谅诸人苦衷。
其后，此案提到中政会上，又交行政院内政部核议。内政部覆称可以试办。中政会即据以覆广州分会。广州分会又令饬广东省政府试办。时则十七年初冬，任潮、真如皆在广州，一切原可顺手，不成问题。愚终以怀疑气氛尚在，不愿亟亟。适南京之晓庄师范、河北定县之平教会以及其他各处乡村工作，兴起者既多，愚遂以先赴各处考察为由，不即开办。一面向省府请得旅费，偕同志数辈，离粤北游。
十八年二月初间，愚以北游面任潮辞行。任曰：我亦摒当即行矣，行且在上海相会耳。愚抵沪，晤蔡先生。先生喜曰：汝来甚好，且毋北去，留此共同斡旋大局。盖其时中央决议，派蔡先生与李德邻两人，负查办武汉事件使命也。愚尽举所知以告先生。指出问题在南京，不在武汉，更不在两广。愚又断言，纵使南京进占武汉，两广亦不会出兵。愚所稔任潮、真如而已，不久到沪，自能助先生斡旋大局，无取某为居间。此外则武汉、南京，又非某所能尽力。故愚未多停留，即辞先生北上。
至如所谓建设，固意在愚所主张之乡村建设，却暂亦不甚计较。唯上列三点，则不能放松。盖事之缓急先后自有别也。
大局安定，因谋建设；于政治分会内成立建设委员会，为设计筹划机关。任潮真如又俾愚与一湖主其事（任潮为主任委员，愚代理之）。然一湖在省府，愚在建委会，功力唐捐，均无一毫结果。盖吾侪本是书生，当日于世事多未谙达，有甚于今日也。
第二，任潮对真如之问题；
其后，广州方面果倾家而出，唯留一参谋长邓世增而已。任潮先抵沪，余人继之。独真如过港忽逢火灾，折其足，竟不得来。任潮入京面蒋被拘，邓等自粤发电抗争，将以武力为后盾。电内列真如名。真如通电否认，有国家养兵不为一人一系而用之语。陈、李友情于是为不终。（此非责其不从邓用武，第谓其不当出以如是态度。）盖愚及一湖既不在，又有宵小从而煽惑之也。蒋对任潮左右部属早作离间分化功夫。（愚离粤前，曾见蒋亲笔信致真如、伯南、祝万三人，有以政治付真如，以军事付伯南，以财政付祝万各语。）比拘任潮，功夫益勤。伯南在京，真如在港，首为其对象。二陈既为蒋用，粤局乃变。后此，两广之间，战祸连年矣。
第一，当认定自己之事业在地方，立志为地方尽力，不作他想。却为达此目的，必须维持大局之统一稳定，对蒋（中央）软硬兼施，总求不破裂而又能容自己作事为主。万一相逼太甚，卒不见容，则只有放弃地盘，绝不与之动武。盖一则吾人以大局之统一稳定为重；二则吾人若果负人望，虽一时退让，又何难再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