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秀玲是美的的23位创业者之一。在她的记忆中，那是一个电力紧张的年代，工厂经常会停电，生产组的组员们只好用煤油灯或者木炭来给原材料加热，烟熏火燎，整个车间都乌烟瘴气。合模机构需要用冷水冷却刚成型的产品，工人们就一桶桶地去提水，直到产品冷却为止。这种肩挑手摇的落后方式让创业者们至今回忆起来仍不免心酸，不过他们当年付出的心血并没有白费，美的人对工业自动化、效率和利润的启蒙课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新业务初期，何享健对于推销二字两眼一抹黑，除了到四乡揽点杂货，他找不到更好的途径。随着对业务的逐渐熟悉，何享健觉得单靠个人力量在北滘甚至周边的乡镇捞业务很难带领企业走出困境，他必须取得组织的支持，到更远的地方找生意。
经过推销药用玻璃瓶（管）的历练后，何享健的市场嗅觉变得越发灵敏。生产塑料五金制品的业务并未持续太久，这位当家人发现新的生财之道后，又迫不及待地转行了。
直到今天，在商海搏击了40余年的何享健依然十分腼腆，不善言辞，纳于言而敏于行。我们很难想象这位无师自通的农民是如何拉到一单单业务的，公社开的介绍信只能证明他的行为合法，对他的业务开展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值得玩味的是，手啤机其实是广东人自造的词汇，在古代汉语中并没有“啤”字。广东作为我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地方，较早地接触到先进技术、设备。在进口的机器中，有一种小型冲床深受人们喜爱，其英文名为“bear”。可是这个词从广东人嘴里发出来就变味了，成了“啤（bei）机”，因为在广东话中，“啤”和“卑”、“碑”等读音相近。传到北方后，读音又变成了“pi”音，于是最后就变成了不伦不类的手啤（pi）机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两年之后，何享健又有了新的想法。1975年12月6日，“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正式更名为“顺德县北滘公社塑料金属制品厂”，转为公社企业，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何享健的小作坊小有规模了。确实如此，经过7年多的艰苦奋斗，何享健的工厂已拥有固定资产近4万元，流动资金6万多元。主要生产设备为3尺车床1台、4.6尺车床1台、C型车床2台，业务也由生产药用玻璃瓶（管）、皮球转变为以生产塑料五金制品为主，兼营橡胶配件、标准零件等，产品大多销往各地制药厂和运输部门。
“笨鸟先飞早入林，拙人勤学早入门。”当时生产药用玻璃瓶（管）的单位很多，手拿介绍信的何享健就虚心向同行取经，看别人是怎么走进药厂大门找到供销科长谈业务的。互助合作是那个年代的传统，此后，何享健没事也会给药厂看大门的抽支好烟，给供销科长送一些精美的毛主席像章，人情熟了，拉业务就不像当初那么难了。
现实往往就是这样的，谁先定下规则就由谁说了算，管他手啤（bei）机还是手啤（pi）机，全由第一个为他取名字的人说了算。商海竞争也是如此，第一流的企业定规则，末流的企业总是疲于奔命地应付规则。
不过，由于美的创业时用的注塑机有一个类似于冲压的手柄下压的动作，所以美的人误以为这是手动冲床，也就是广东人常说的手啤机。据梁伟伦回忆，这类手啤机当年在顺德当地就能生产。手啤机是用手工旋转杠杆开合模，将从废品收购站回收来的尼龙胶布、拖鞋底等塑料，用碱水洗干净后切成粒子加色母，放入手啤机的料斗中，加热融化后，用杠杆挤压注入模具。
何享健在生产小瓶盖的游戏规则中摸爬滚打了5年之后，终于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新机遇。1973年，经过6年政治运动的折腾，国民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商品供应极度贫乏。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陈云被调回北京，重启“吃穿用计划”，主持了新中国的第二次大规模设备引进，4年内共引进26个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成套设备项目，同时对无比涣散和无序的企业管理进行了整顿。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创业方面不多的一笔亮色。新建了一批民生产业的重要工业基地，为日后的经济复兴打下了不可忽视的基础。
人才问题虽然得到解决，但是何享健的生产组用的设备却依然非常落后。手动注塑机是他们最先进也是唯一的机器设备，美的的生产技术由此发端。
由此可见，手啤机不仅是冲压机这么简单了，它还含有物理、化学知识：开合模和注塑是杠杆省力机构，溶胶注入模具，有压强知识和物态凝固等知识，而注塑部分是一个加热溶胶的部件，含有电加热知识、热工知识和有机化工知识。这台将物理、化学知识融为一体的机器为美的后期进入家电行业提供了宝贵经验，只是在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美的的手啤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在美的历史陈列馆里还有一台锈迹斑斑、污手垢面的机器安静地躺在那里，默默地诉说曾经的故事。它曾经是美的生产技术的摇篮，在设备、人才、组织、管理上，何享健从最原始的“1＋1＝2”的道理起步，一丝不苟地学习工业技术。今天，美的正逐步走向世界级家电制造企业的前列，从手啤机到各类车床、从生产药用玻璃瓶（管）到塑料五金制品的变化中，仍然可以感受到美的追求进步、不断变革的文化基因。
经过游说，何享健得到了公社的极大支持——拿到了一张盖着人民公社红印的介绍信。拿到介绍信后，何享健跑到省城广州的各大药厂去讨业务，推销药用玻璃瓶（管）。文革中的广州不时还能听到派战零落的枪声，何享健单枪匹马在顺德和广州之间来回奔波，除了推销，哪怕天塌下来都似乎与他无关。
这次国家创业行为为中国民生产业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对配套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这给大批手工作坊式的队社企业提供了市场空间。这一年，何享健的塑料生产组不再生产小瓶盖这一单一产品，开始增加生产药用玻璃瓶（管）、皮球等业务，而何享健也由只管生产的“闭门造车”阶段迈入产品推销的“抬头看天”新门槛。
与业务扩张相应的是人员的增长。此时生产工人有60人左右、技术人员1人（依然是梁伟伦）、管理人员6人，厂房也发展至200多平方米，生产规模也扩大了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