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何享健却颇为热心，到处申请要求试点，连冯润胜都觉得惊奇：“我们提出改革，美的首先响应，我也想不到他们态度会这么明确。”最终，美的顺利争取到顺德唯一的股份制试点名额，成为全国第一家完成股份制改革的乡镇企业。
企业有一肚子苦水，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也有一大堆怨言。顺德的乡镇企业是在“三个为主”（以工业为主，以集体企业为主，以骨干企业为主）的方针引导下发展起来的，政府既是企业的“父母”，也是“保姆”：既是投资主体又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还要通过物资调配、税收减免等方式扶持企业发展。当时已是顺德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的冯润胜说：“政企一家，政府不好做，企业也不好做。我做市长人家说我‘四不像’，不像官、不像老板、不像打工仔，企业合作谈判、签约甚至最后的举杯庆祝我都要去。”
遭到对方拒绝是何享健在出发之前就预料到的，他耐心地给书记讲道理：“企业竞争需要留住人才，需要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需要有市场化的激励机制，薪酬上调势在必行。”然而书记始终不肯开这个口，谈话也不了了之。回公司后，何享健照计划实施调薪方案，他其实早已下定决心：此事迫在眉睫，同意要办，不同意也要办。大概过了一年之后，书记对何享健说：“还是你正确。”
时任顺德农业银行行长的马继章的说法更令人担心：如果亏损都是由政府来承担，政府由于经营企业成为一个严重负债的政府，后果不堪设想。据资料显示，当时顺德978家企业中达到破产边缘的有259家，银行为它们提供的21亿元贷款也已成为呆账、烂账。“没钱靠银行贷，还贷靠下一届”是当时顺德企业中流行的顺口溜。
为了寻找出路，1992年8月，何享健与冯润胜、马继章去“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在参观完三星等大企业之后，如何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是三人谈得最多的话题。回国后，由马继章执笔的顺德企业状况调查报告出炉。在这份呈给市委市政府的报告中，通过与韩国企业的体制进行对比，“触目的成就，惊心的包袱”是他们为顺德乡镇企业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总结出的结论。
何享健就是这样一条代表企业一方试图跳出龙门的鲤鱼。自1992年大批引进外来人才之后，何享健就计划大幅度调整管理人员的工资，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0.5到1倍。当时企业投资要通过审批，管理人员的薪酬标准要经批准。何享健回忆说：“我去跟镇党委书记商量，递了个方案给他。”对方很坦率地告诉他：不同意。理由是“镇里机关的拿多少钱，教书的拿多少钱，你一个保卫科长工资比我公安局长的还高？绝对不可能。”
这份报告得到顺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以后的大会小会上，人们达成共识：由于产权不明出现的“企业负盈、银行负贷、政府负债”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顺德政企一家的乡镇企业发展路子已经走到了尽头，通过产权改革一步到位地实现市场经济体制是破题的关键。冯润胜提出“靓女先嫁”，让好的企业先转制。
美的空调自1992年以来取得的斐然业绩可以用“一架三轮车奔上了高速公路”来形容，这无疑归功于何享健大刀阔斧的人才改革和年轻人创新的营销理念。然而，我们不能回避一个事实：从创业以来就一直成为何享健梦魇的资金短缺问题为何突然消失了？要知道与东芝合作以及收购万家乐、华凌、荣事达、小天鹅等企业都需要数十亿的资金，至今融资难依然是民营企业难以逾越的障碍。1992年的那个“春天”，何享健应该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否则他描绘美的宏伟蓝图的神笔中不可能有取之不尽的油彩。
调薪计划只是一个表象，它反映的是何享健“按市场的思维模式去管理经营，自己要把握企业命运”的强烈愿望。当时一涉及员工利益、个人调动、工资不满意的问题，就会有人写信告状，政府就会派人调查，下达处理意见。此时何享健内心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产权不清晰，企业很难按照市场行为、企业的方式去进行管理和发展。
1992年的春天属于整个中国。这年1月18日至2月23日，87岁高龄的邓小平南行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南巡”讲话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春天”，自此，“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正是在邓小平1月29日视察顺德珠江冰箱厂（后来的科龙）时提出的，他勉励顺德“思想要更解放一些，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
2001以后，当“金花”相继凋零，科龙易主、威力改制、华帝元老复出、索华与三荣被收购等爆炸性新闻不断冲击顺德家电人的心理底线时，人们在喟叹之余，不免会重新回味起1992年何享健“勇吃螃蟹”背后的远见与胆识。
多年后在回忆股份制改革这段惊心动魄的历程时，何享健分析当初义无反顾的原因时没有提诸如魄力、决心之类的字眼，而是非常务实地说道：“当时来讲，虽然不太懂股票，股份制改造也理解得不深，但是我有一个总体概念，一个企业的进步、规范需要股份制改造这种代表未来方向的手段。”
邓小平的讲话无异于一剂强心针，迅速在全国形成强烈的号召力，极大地鼓舞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豪情与胆识。不久之后，顺德市（现为佛山市顺德区）率先在国内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政府需要甩掉企业这个沉重的包袱，企业需要逃避政府像婆婆一样唠叨的紧箍咒，这两种需求都是十分迫切的，然而在僵硬体制这张“巨网”下，他们都是试图通过努力让这张网出现历史性“松动”，以获得自由后各尽所能的鱼。
当春雷轰鸣的时候，并非所有期待者都像海燕那样在夜色的迷雾中选择高傲地飞翔。当时包括何享健在内的所有人都“对现代企业制度不甚明了，也搞不清股份制改革该怎么个改法”，比美的规模大、名头响的企业都在观望、推托。冯润胜回忆说：“有些企业我们开会，办学习班，个别谈心，说了很多转制的好处，有风险还是政府承担、政府送你们一程等等，说了很多好话，但有些人他不接受。”
不过，当初在选定产权改革的首批试点企业时，美的并非决策者的首选。当时的顺德可谓藏龙卧虎：在1991年“中国十大乡镇企业”中，顺德独占五席；当时从顺德大道由南往北约10公里的车程范围内，云集了科龙、容声、美的、万家乐、格兰仕五大驰名品牌。不过，当时在这些企业中美的规模很小，资产只有五六亿元，何享健对担当“改革试验田”的重任没有太大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