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英文回了我一句：“丽贝卡。”
有时，他也会把自己说的其他词拼出来。一般来说，都是非常短的词。这让我想起小学课堂进行的“拼字小蜜蜂”比赛：一个孩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先复述老师念出的一个词，再把它拼出来，接着再念一遍，重新坐下。有没有可能，父亲已经回到他和玩伴丹尼·苏利万在南波士顿上一年级的那个阶段呢？我知道，他在小学过得很快乐。不过，很久以前他告诉过我，三年级时，他跟丹尼·苏利万曾试图烧掉教学楼。
不过，悲伤的时刻仍在继续。有一次，当我告诉父亲因为必须去加利福尼亚和纽约，所以得离开两周时，他问我：“能带我一起去吗？”
他点点头，接着抬起左臂，揽着我的肩膀，把我拉近了些，仿佛想让自己相信，他在保护我一般。
“爸爸，这恐怕很难。”我答道。
“努力战斗！”他对我说。
她的这些话让我浑身一哆嗦。她坐的位置离父亲只有几英尺。那一刻之前，父亲一直盯着自己的膝盖，似乎压根儿没注意众人的谈话；然而，那些话一出口，他突然抬头问了句：“有人在说葬礼？”问这话时，他没有冲着那位女士，而是冲着房间里的所有人。
“可以！就现在！”
“我们该离开了吗？”他问。
他又仔细端详了一会儿那块怀表，没有继续逼我带他回家。不过，我知道我并未安抚住他想跟我走的渴望。从现在开始，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减轻他那份渴望。
如之前的数年一样，这一年（2001年），父亲只要提到童年中的某些事，哪怕只稍微提及，我也会尽力观察或提出一个问题，希望能借此激发出更多他对那段往事的记忆。
“你知道妈妈那个人，”他回答道，语气中并无怨恨，反而显得不以为然，“家里没人敢跟她争辩什么。”
比如，有一天晚上，沙发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突然倾身凑过来，跟我说了一个可行性极大的方案。
不过，他没问是否可以跟我一起去。
有时，他也会问：“我们现在要回家了吗？”
“小淘气”趴在房间另一头的一张咖啡桌和沙发下，爪子搁在地毯上，正冲某样让它兴奋不已的东西直哼哼。等到玩厌了，它便站起来，抖一抖身子。每次被某样东西耗光耐性后，它都会这么抖一抖身子，然后一路小跑，回到父亲身边坐好。
“只要我还活着！”说着，他伸出一只手，紧紧握住了我的胳膊。
“现在不行。”我说。
“这个嘛，”他边说边伸手去摸它的头，“他不想让它受到任何伤害……”
他说，祖母从不会叫他哥哥到店里帮忙，因为她觉得哥哥是家里的“学者”，所以不用承担会分散其学业的任何家务。我曾问过父亲，祖母这种似乎更偏爱他哥哥的做法，是否会引起他的怨恨。
“我知道你是谁。”
事实上，他最后一次写东西给我，已经是将近一年前的事了。而且，那也算不上一封信，不过是露辛达过去经常发给我的那种注释条而已。接着，他又说起“我要去纽约”的事。他会想起这件事，多半是因为我上次出行时，曾告诉过他自己很快会去趟纽约。
我对他说：“爸爸，你给了我很多力量，我将继续我的事业。”
仅仅几天之后，看见我走进房间，他立刻笑容灿烂地抬头看着我说：“我是哈里。”
不久后，这样的场景就变得越来越常见。尽管我知道他不记得我住在哪儿，我甚至怀疑他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公寓，但他每次见到我起身穿外套准备离开时，上述情景都会重演。
“得坐飞机。”我解释道，“不可能带上你的。”
[2] 向我解释这种现象的那位医生在提到激活记忆（或“一小段记忆片段”）时，也用到了“自发放电电路”这个术语。关于“凸显记忆”更详细的解释，请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所引的丹尼尔·沙克特相关注释。
“你能现在就带我走吗？”5月的一天晚上，我们都待在阳台上时，他这样问道。
偶尔，他会毫无征兆地恢复了用第一人称谈论自己的能力。我避免了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含糊地说道：“爸爸，那要开很久的车，都这么晚了……”总之，就是那一类的话。无法给他更真诚的回应，让我觉得非常苦恼。
客厅中央的一张红枫木桌上摆了一台电视机。有一次，一个病人打开了电视。当一个镜头准确无误地扫过麻省总医院正面时，父亲完全被吸引住了。那是他实习过的医院，也是他上了年纪后带着年轻医生们巡视病房的医院。他一下子哭了起来。
露辛达、亚历杭德罗及其妻子，还有其他两位照顾父亲的人也在房间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那位曾经陪伴我父母，并帮助父亲整理他写作资料的助教也来了。还有一些不请自来的人，他们是父亲记忆恶化前的朋友，我并不认识他们。我没邀请他们，也永远不会想到要去邀请他们。而且，我认为要是只跟母亲、露辛达和其他熟识的人度过这一晚，父亲应该会更放松，脑子也能更清醒一些。
“可以带我一起走吗？”
“谁在举着你的手？”他问。
母亲和其他几个人又待了一会儿，分别之际，母亲吻了吻父亲的额头，喃喃地念了声：“哈里，亲爱的……”开车送她回城里时，我无法确定，她是否因为有人提到葬礼而不安。那女人的声音那么大，我非常肯定，母亲一定听见了那些话。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亚历杭德罗。他对父亲的计划露出了赞赏的微笑。当我说父亲那稍纵即逝的战略思维至少让我吃了一惊时，亚历杭德罗说，数月前，他就已经决定——尽管处于那种情况（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一种按教科书上的推测和预期，应正式“划分”到能力受限状态下的情况），所以无论父亲说了什么，他都不再吃惊。亚历杭德罗说，不管父亲对自主还抱有什么样的渴望，但面对疗养院员工制造的麻烦（在我们看来，无论那些麻烦有多么令人沮丧），他都完全拒绝被压制。不管怎么说，这种反应都是件值得庆祝的事，是一种值得牢牢抓住、能证明其生命力顽强的东西。
“还是老地方，”我答道，“就在纽伯里波特附近。”
“爸爸替她们试衣时，我就躲在一排女装后盯着她们看，因为在那之前，我还从未见过女人暴露的乳房。”他说，对一个正值青春期的男孩来说，那一幕真是“太具启示性”，用“这份报酬”来弥补周六还要到店里帮忙的损失已是绰绰有余。
结果，那并非一个令人愉快的夜晚。他们虽围坐在父亲身边，言谈间却好似他并不存在，或听不到他们彼此之间的交谈。有一刻，一位坐在沙发右侧的女士突然提高声音，冲房间对面的我说：“乔纳森，真到了那一刻，我们都是可以信赖的。你父亲能陪你那么久，真是很幸运。失去他你肯定会很难过。葬礼后……”
情况真是变得十分特殊。尽管他们或许曾跟父亲十分亲密，我却并不认识他们。我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被怠慢了，但我的确认为他们的出现是一种侵犯。
“没有别人了？”
“很久以前，他给你寄过一封信。”他说。
他双颊通红，紧紧地攥紧拳头，以一种命令的神色瞪着我。他是父亲，我是儿子。这一次，他不是在请求我做什么，而是在向我下达命令。尽管这种情况让我很痛苦，但我还是很喜欢他表现出的这份魄力。
这一次，他没扔曲奇给它，而是捧着它的头，揉揉它的耳朵，轻轻碰触它鼻子上方那片肿胀的区域。
“为什么现在不行？”
“就不能试试吗？”
“事实上，”有一次，露辛达对我说，“我更喜欢真实地对待一切。我不喜欢跟病人胡说八道，就像我不会对疗养院之外的人胡说八道一样。我尽可能多地跟你父亲谈话，但采用的交谈方式，跟与你、我的孩子和朋友们交谈时并无两样。我觉得，我要是强迫自己保持沉默，从不向他吐露内心真实的想法，那就是在侮辱他的尊严。更何况那么做也是十分无趣的。你父亲认识那么多有趣的人，而让他这样的人感到无趣，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
虽然如此直接的拒绝很不容易，但他已经把我逼到这份上，我决定，自己不应该再用模棱两可的答案敷衍他。正如“小淘气”那次令我进退两难的情况一样，这一次，我不想对父亲撒谎。
我没回答，这个问题似乎也并不需要回答。我又待了一会儿，看着他慢慢闭上眼睛。
“哈里在这边。”有一次，我坐在椅子上时，他这么对我说道。等我起身挨着他坐到沙发上后，他拉起我的手腕，举到面前，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
[1] 向我解释这种现象的那位医生在提到激活记忆（或“一小段记忆片段”）时，也用到了“自发放电电路”这个术语。关于“凸显记忆”更详细的解释，请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所引的丹尼尔·沙克特相关注释。
2001年8月，父亲95岁。母亲说想给他庆祝生日，我让西尔维娅把她接到疗养院。因为那天早些时候我得待在马萨诸塞州西部，所以打算届时自己从反方向直接过去。
“我们在前门放了一把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因为我们很生某个老师的气吧。”
“不行，爸爸，我不能这么做。”
阳台有圈齐腰高的木栅栏，把桌椅板凳都围了起来。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见一片斜斜的草坪。棕色的小兔子在草坪上蹦来跳去，欢快地吃着青草。因为有栅栏，所以我可以把“小淘气”放开，任它在阳台上自由漫步，在访客、疗养院员工或病人中任意穿梭。不过，对它来说，兔子显然是个不小的诱惑。要是有人偶尔忘了闩上阳台门，它就会用鼻子将其顶开，撒开蹄冲过草坪，徒劳却欢快地追逐那些小东西。
“爸爸，”我说，“我住在一幢孤零零的房子里，对你没什么好处。而且，我经常不在家，那里没有人可以照顾你。”
现在这款不过是块镀金的便宜货。他打开表盖，盯着表盘上兀自转圈的秒针。
“你现在住哪儿？”他问。
后来，露辛达告诉我，让父亲不安的不仅仅是那些话，还有那些客人“直言不讳”的说话方式。要知道，他们在那儿时，父亲几乎也一直在那儿。这点我也注意到了。他们说话的模样，好似父亲已经退化成一块沉默的石头，既没有感情，也无法感知周遭的一切。
他详细地解释说，尽管祖父抵达波士顿的时间比祖母早两年，却没能以一个裁缝的身份建立起经济独立的“根据地”，反而被迫进了一家缝纫厂，当起“熨烫”计件工，干些协助其他裁缝的活儿。直到祖母到来，开始强势插手此事，并运用她绝佳的金融天赋，才帮助祖父开了自己的裁缝店。
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说出这几个词，但它们似乎是突然冒出来的。我想，他是否觉得：只要在那一刻说出这些基本事实，他就可以完全肯定，自己或许可以将它们好好地保存在记忆里。
我对父亲说：“你刚才看起来很担心。”
现在，肿块已经非常明显。疗养院有些工作人员很喜欢它，经常蹲下来（一些病人也会如此）摸它，跟它一起玩。此时，他们纷纷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后来，“小淘气”接受了一次探查性手术，并因此剃掉了一小块毛发，露出红通通的皮肤和一条缝针后几乎长至眼睛的伤疤。可父亲像往常一样捧起它的头仔细打量，却没有察觉到这些变化，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旁人一再劝告我说：父亲突然提起某位家庭成员时，只要我提出正确的问题，或说出某个能激发他联想的单词或短语，都有可能在他那个迷雾般无规律的记忆王国中，唤起一段不连贯的记忆或某些记忆片段。
偶尔，父亲的那种不安会突然爆发，以几乎算得上针锋相对的言语表现出来。
病灶所处的位置不宜进行手术。为了赶在日益增大的肿瘤压迫其视神经、破坏保护脑腔的骨骼组织之前，“小淘气”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化疗，以减缓肿瘤的生长速度。医生说它并不痛苦。但鼻子表面开始发炎后，它总是用爪子去挠，经常把受伤部位挠出血来。医生说它或许还能活8个月，也可能12个月，或者稍微再长一些。
“为什么？”他说，“你就不能试试吗？”
把肿瘤的事告诉他之后，不管他听懂了多少，我和露辛达都觉得：如今，他再次温柔地碰触“小淘气”那块皮肤和那条缝合线时，态度似乎都有些不同了。即便那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明白它正面临什么样的危险，他也肯定在表达某种严肃的情绪。我想，他一定知道“小淘气”——这只两年前他口中“在练习成为天使”的狗狗——如今正生活在它额头下的一片阴影中。我知道，那条缝合线让他十分担忧。
到2000年4月为止，父亲已经在疗养院度过了3年10个月。尽管可以在无人搀扶的情况下独自走上一小段路程，西尔维娅、亚历杭德罗和其他照顾他的人还是知道，久坐对他并不好。大多数没有私人看护的病人，都会面临这种糟糕的情况。现在，他睡得比以前多，早晨往往都是在卧室里度过的；但下午和晚上，他经常待在客厅，天气好时，就待在外面的阳台上。
片刻后，仿佛是为了解释他为何现在接受了事实，他又小声补充了一句，“我在另一边……”
和父亲相谈甚欢时，露辛达尤其擅长激发我所说的那种纯粹的快乐。如此一来，她不仅让父亲有幸一窥真实的世界，还能驱走在阴暗氛围和认知惰性下，很多公共机构都会产生的那种似在半睡半醒间的沉郁感。她喜欢在他眼中看到生命的火花，看到诙谐之光和喜悦之色。所以，这也是听到有人当着他的面谈论葬礼时，她会如此生气的原因。
冬末的一天晚上，我正准备离开，父亲突然问了我一句他之前从未问过我的话：“能带我一起走吗？”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看他似乎已昏昏欲睡之时，我掏出怀表看时间。显然，父亲并没有我以为的那般困。他注意到那块表，把它从我手中拿了过去，颇有兴趣地端详起来。祖父曾给过他一块非常漂亮的金怀表。我上大学时，他将它转赠给了我。如今，那块金表一直安全地躺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
“现在不行。”我说。
她们到得比我早。西尔维娅对我说，她们刚进屋时，父亲似乎有些迷惑，显得疏离又淡漠。但母亲坐到他身边，伸出一只手，温柔地摩挲他的脸颊，接着又把手放到他膝盖上时，他转向她，低喃着她的名字：“露丝，亲爱的……露丝，亲爱的。”然后，他抬起她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吻她的手指。
一天，患处又发炎了。它抬起一只爪子正想去挠那已经红肿不堪的地方时，父亲飞快地握住那只爪子，让它没法再继续抬高，给那块皮肤造成更多的伤害。他虽然没问我出了什么事，却抬头看看我，又看看它，脸上流露出明显的关怀神色。
和西尔维娅与亚历杭德罗一样，她也拒绝用疗养院常见的安慰之语（跟比自己年长的病人交谈时，很多人都会采用这种说法方式），或那些念经似的可怕腔调，让父亲的意识更加迟钝，或低估他可能具备的反应能力。
有一次，我们都坐在阳台上，“小淘气”突然从父亲身边跑开，张腿趴到栅栏上，将鼻子伸过上方横栏，盯着下面的一只兔子，哀哀地叫唤着，这让父亲越来越不安。最后，我只得起身将它带了回来。
露辛达还说，他们偶尔也会用某种十分做作的腔调直接跟父亲说话，仿佛正在进行某种虚假的对话一般。很多人都会用这种方式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交谈。越过他们，而非直接对他们说话的情况也十分常见。少数医生也曾无视坐在我们面前、一脸困惑的父亲，直接对我说起他的精神状况，并使用诸如“感情缺失”“对刺激做出反应的能力下降”等描述。
我们待在室内的那些晚上，我通常都会拉过一张椅子，正对沙发上的父亲而坐。但有时候，他会明白地表示想让我挨着他坐。
我尝试着给他一个比以往更坦白的答案。
但我选择现在告诉他，还有一个理由：我想让他尽可能长久且彻底地了解我。我知道，如果只让他看到我表面的生活，报喜不报忧，那不仅无法实现上述目标，还会让他远离对我来说重要的一切。我没有结婚，仍然一个人生活，“小淘气”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唯一伴侣。我想给父亲一个了解我的机会。无论这种了解到头来多么模糊和残缺，他或许都能不时察觉到我眼中难以掩饰的忧伤。
另一天晚上，为了让他想起数年前的一些美好回忆，我提到了一家位于北意大利科莫湖一带的大酒店。那家酒店他光顾过很多次。他立刻做出了回应，用的却是意大利语——“Lago di Como”（科莫湖）。接着，他还逐一拼出了那三个词，并又念了一遍。
听到他这么说，那位女士似乎非常吃惊，仿佛直到此刻，她才首次意识到她谈论的是个坐在自己面前的大活人。但那时，伤害已经造成。我站起身，走到沙发前，抚上父亲的肩膀，等他转过身后，我看着他的眼睛说：“爸爸，人们总会说些他们自己都不理解的蠢话。”之后不久，那些人便都离开了。而他们的离开，似乎压根儿没有引起父亲的关注。
那把火并没有对教学楼造成什么伤害，但祖母听说这事后，不仅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还说如果不端正自己的行为，他“长大后就是个不良少年”（他说，当时南波士顿有很多“不良少年”）。这个故事他跟我讲过好几遍。除了挨打，他似乎很享受那段记忆。
他死死盯着我，接着吐出4个词：“妈妈、爸爸、兄弟、妹妹……”（这里我得解释一下：除了一个他住进疗养院前便去世的哥哥之外，父亲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妹妹49岁时死于白血病，他弟弟前一年也去世了。不过，我决定不告诉他这个消息。）
对此，我并不担心。因为下方小路上的车并不多，而等它发现兔子们轻而易举就能超越自己时，也会很快灰心丧气。但父亲若是发现它从我们身边溜走，四下打量一番后，看见它在草地上奔跑或猛嗅山底的那些小花儿时，就会变得不安起来。
我确信，尽管父亲已经忘记很多旧事，对于还记得的部分，肯定也只能用最有限的言语形式将其表述出来，但他的大脑活动依然存在。我想，我可以将这种大脑活动称为“日常生活之下的生命活动”。父亲丧失这部分语言功能，进入一种类似“迷梦”般的状态[1]后，我曾就此询问过他的一位医生。医生认为，虽然按其本性，那些记忆、情绪和弥散的念头都毫无定性地自由浮动，但它们都潜藏“突变性质”[2]，在某些时候，可能被外界刺激，或大脑某部分神经元自发的电活动刺激激活。
“没有别人了，只有你。”
他在这件事上的坚持尽管让我很为难，但无疑也是一种提醒，表明他曾努力抗拒消极被动地任人摆布，或可悲地遵循别人的决定。要知道，待在疗养院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往往都有种被统一支配和囚禁的感觉。看起来，他的确非常笃定地要想办法逃离这座机构。为此，他还想出了各种奇思妙计。
“我们都变了这么多……”他说。
那时候，祖母开了间小店，卖牛奶和其他杂货。父亲说，又过了几年后，“他们攒够钱，爸爸就把裁缝店变成了一家服装店”。那时，父亲已经十二三岁了。他记得，放学后，他得去服装店帮忙，以便让祖父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这段时间通常是下午4点至5点。祖父会趁此机会，回家早早地吃完晚餐，然后回到店里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父亲说，有时，祖母周末也会叫他到店里帮忙。
我决定，是时候告诉他这个坏消息了。我相信，他一定会活得比它长。“小淘气”给他带来了太多欢乐。它每次蹦蹦跳跳地飞奔到他脚边，他几乎都能立刻认出它来。如果这一切突然从他生命中消失，他一定会因为失去这个朋友而备感失望。我不想让他失望。
一个周六，店里来了两位“衣着暴露”的“迷人女士”。他忘了祖父是否有试衣间，但那两位女士似乎并不介意在陌生人面前试穿裙子或内衣。
那年晚些时候，“小淘气”的鼻子上方开始出现小肿块。于是，父亲对它的喜爱便让我面临了一个难题。起初，那个肿块并未引起我的警觉。它的兽医认为，那可能是过敏引起的炎症，不久之后便会自行消退。但当肿块并未消退，反而越长越大、越变越硬时，我又把它带回兽医那里。这次的诊断显示，它患上了鼻腔癌。
“是你啊，爸爸。”
对于其他人，至少对于其他不熟悉父亲的人来说，这个答案或许显得相当令人费解，但我立刻明白了他在说什么。1993年或1994年，是他依然跟祖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一天晚上，我曾问过他祖父早年在美国的生活情况。虽然如今的他偶尔需要母亲的帮助，才能还原当时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但那一夜，他对此给出了十分详尽的答案。当时，我还拿出了一叠纸。因为要跟上他的语速并不容易，所以他发现我有未写完的句子时，还会停下来复述一遍。
“还剩多少？”他问。
比如，父亲提到他的父母、妹妹和兄弟，并说出祖母的名字“丽贝卡”后不久，我便有计划地向他提起祖父。因为自从搬入疗养院后，他并没怎么提起过自己的父亲。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那样，父亲称祖父为“爸爸”。于是，我一提到有关“爸爸”的某事，他立刻笑容灿烂，毫无迟疑地答道：“他曾教过我如何缝纫……”
我答道：“我是乔纳森。”
“他坐在桌旁，用一台别人送他的脚踏缝纫机工作。那是一台辛格牌缝纫机。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他曾花时间教我如何使用它。”
那天晚上，经常照顾他那位护工不在。一个护士走进来，抱起沙发上的他，穿过门厅，将他放到了床上。我把“小淘气”带到外面，由着它在草地上撒欢。它找到一处感兴趣的地方，又像往常一样趴了下来。接着，它抬起鼻子，一副好似在研究星星的模样。
此外，他说：“我喜欢服装店，喜欢看那些劳动人民进来买冬天工作所需的厚重长靴、长裤和毛衣……”而且，像复活节等假期前的周末一样，“附近的女人们都会涌进店里，寻找漂亮的裙子和袜子，以及在南波士顿任何庆典中尤其不可或缺的各色装饰帽”。
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说“小淘气”。说这话时，他并没看着它，反而看着我。
此刻，坐在疗养院里，我禁不住稍微提了一下祖父的服装店，看看是否还能唤起他更多的回忆。但说完如何学习缝纫后，父亲的声音就渐渐低了下去。已经快到睡觉时间，他有些困了。无论他还在酝酿什么，它们都是些飘荡在迷梦状态、我无从知晓的“日常生活之下的生命活动”了。
心血来潮之下，我用意第绪语对他念出了祖母的名字：“利百加。”
“只要需要，我就能出去。”——他冲通往阳台的那扇门点了点头——“我说，‘我儿子马上就要来接我了。’”接着，他便忙活起来，一副无人敢干涉的模样。根据我的理解，他之所以会想出这个点子，多半是认为我就在附近，很快便能将他带上车。
“真想跟你一起去，”他说，“但我知道，我不能去。”
当我说出我要回家，却努力寻找最温和的方式让他明白，我无法带他一起走时，他眼中不是掠过一丝阴霾，就是顺从而哀伤地盯着我看。他的眼睛会一直追随着我，看着我出门，看着我从他坐着的窗边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