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然十分清晰地记得父亲讲起奥尼尔时，那种虽然兴奋，却往往苦恼的样子。他也常跟我讲起和奥尼尔妻子打交道的挫败感。我还记得，那个女人经常和她的丈夫争抢父亲的时间和忠诚。
如今，50年已经过去。现在，我们沿着疗养院旁边的小径散步时，他也会时不时地跟我聊天，并常常就引起他注意力的一些小事发表一些轻松的看法。他很喜欢看孩子们喂那些大大小小、呱呱直叫的鸭子。有时，我会带上面包，让他也喂喂它们。他喜欢看它们涌向堤岸，又因为害怕而转身游开的样子。不过，他再也不会用小说式的语言描述这些场景了。此时，他已经丧失了连贯叙事的能力。
父亲有根两侧钉有铜质纪念章的手杖，那是他数年前去瑞士拜访布洛伊勒医生时得到的。我们散步时，他很喜欢拄着它，“啪嗒啪嗒”地走在人行道上。有时，他会停下来，用它指着我们经过的某座房子，告诉我屋主的一些逸事。有一次，他指给我看一个私酒走私犯家庭的房子。他说，20世纪20年代，财政部官员在马布尔黑德附近的海滩“射杀”了这家的某位成员。但从此以后，这家人却名正言顺地拥有了一家酒类进出口公司。说起这些人时，父亲并没有半点贬低之意，而是客观地讲述他们精彩生活里的种种起伏波折。
拍摄这张照片的10年前，我的祖父来到了美国。当时还是20世纪初，父亲进疗养院时却已近世纪末。祖父在乌克兰的一个村庄长大。当时，乌克兰还是俄国的一部分。他到美国两年后，我的祖母也登上了一艘从鹿特丹开往波士顿的船。
父亲每天都会详细记录奥尼尔的精神状态，也留下了很多谈话记录。从那些谈话记录中可以看出，两个人越来越投缘。后来，父亲把那些记录都交给了我。当然，父亲比奥尼尔年轻得多，而当时的他，看起来甚至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病人和医生间发展出这般亲密的关系，或许是始料未及的，尤其这个病人据说还是矜持寡言、在感情方面颇为内敛的奥尼尔。让我备感惊讶的是，从某种方面来说，他似乎将父亲视为弟弟或儿子。在成为父亲病人的大约8个月前，奥尼尔的一个儿子自杀了。此外，他跟另一个儿子和唯一的女儿也早已疏远。跟我父亲的亲密接触，对奥尼尔来说，也许是某种形式的补偿。
大学期间，父亲沉浸在了文学的世界中。他告诉我，他尤其钟爱伊丽莎白时期的诗歌和戏剧，却主修心理学，大四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名叫“麦克莱恩”的精神病院实习。在此期间，他还以照顾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经历为基础，写下了名为《宗教与疯狂》[1]的荣誉论文。
直到我更大一些，父亲才开始着手对奥尼尔的治疗。他对奥尼尔的依恋，以及有幸治疗和照顾这位当时最受尊敬的剧作家给他带来的荣耀感，显然大大弥补了卡洛塔带给他的挫败感。不过，她的专横仍让父亲觉得低人一等。他大部分的不适正是源自这种感觉。
但数年后，父亲和母亲前往苏黎世看望布洛伊勒医生时，在日内瓦看见了这位“伟大的教授”在湖边散步。
浏览这些文件时，我找到一张父亲儿时的照片。照片是1912年拍摄的，当时，6岁的他穿着紧身裤和长袖衬衫倚在他父亲身旁。他父亲穿着一身颇为正式的西装，圆领衬衫上还打了个又大又厚的领结。父子俩手牵着手。如今，照片边缘已经泛黄。
这并不是说他曾经违背自己要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务的责任感，更确切地说，为那些生活在波士顿最贫困的社区、入住波士顿城市医院的穷人和附属麻省总医院的波士顿精神病医院门诊部的病人服务。不过，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自己多关注某些病人，并觉得他有义务利用自己的社交技能满足他们复杂的要求。所以，他会觉得，自己这种兼收并蓄的能力反而让他深受其害。我母亲说，这似乎就是让父亲在傍晚坐立不安，并迫使他邀请我一起散步的原因。
附近的很多人都会在自己或孩子们遇到麻烦时，前来寻求父亲的专业协助。因此，有些家庭不同寻常的关系，父亲知道的比他能泄露的更多。但或许因为我还小，所以父亲跟我分享的东西，总是比跟同龄人分享的多一些。
他那次受伤前，我们还有过一些让我颇为触动的对话。他曾向我解释，为何最近的记忆会越来越容易受到影响，而很多较为久远的记忆却不仅容易想起，还无比鲜活，仿佛那都是他刚刚经历过的人与事一般。比如，他记得小学一年级跟他一起玩耍的那些男孩，还记得20世纪20年代他在哈佛最敬仰的老师——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5]、威廉·麦克杜格尔和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也是父亲大二政府课教师的阿博特·劳伦斯·洛厄尔。
但对我们来说，那些时光依旧是快乐的。他会不时拉住我的胳膊，用另一只手指向一朵野玫瑰、一株大向日葵，或一只优雅地掠过我们头顶的鸟儿。他并不容易疲惫，所以我们会沿着河岸一直走到红色的夕阳完全隐没为止。
“他就在我们前面，我多半一直盯着他看，但就是没有鼓起勇气介绍自己。他对我说：‘小伙子，大胆说吧！’我才说：‘我还在念本科时，曾经上过您的课。’他对我们很友好，还带我们去喝咖啡，甚至还推荐了一家不错的餐馆。他说：‘那的价格也不会贵死人！’但等我们透过橱窗往里望，还是发现那真是太贵了……”
然而，岁月流逝，我发现自己卷入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辩论，也不得不经常出差，有段时间我并没有经常去看望父母。那也是我一心著书的几年。写作让我没有时间（或者说，给了我认为自己没有时间的借口）给予父母他们应得的关注。
[4] 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剧作。——译者注
在我看来，祖母就像一个从《圣经》里走出来的女人，她为我点亮前行的烛火，为我祈祷、给予我祝福和丰盛的晚餐。即便我已经21岁，她仍会在离别时往我口袋里塞好时巧克力。
我也记得奥尼尔在波士顿附近的一家公墓下葬时的情景。那是12月的一天，到墓地悼念的只有三个人：奥尼尔的护士、我父亲和他的妻子卡洛塔。奥尼尔在纽约的亲密同事一个都没来。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是因为卡洛塔遵循丈夫希望葬礼简单而私密的遗愿，没有邀请他们。[3]
祖母抵达美国时，祖父虽然已是一名裁缝，却几乎挣不到什么钱。因此，她想方设法地租下一间小店面，卖些鸡蛋、牛奶、冰棒，以及当时有“补药”之称的苏打水和其他杂货。我至今都未弄明白，她到底是如何办到这些的。小时候，我住的地方离祖母很近。她住在罗克斯伯里的西弗街，周围几乎都是犹太人。直到最近几年，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我进哈佛念大学后，有时也会在周五晚上去看她。
奥尼尔死后，用母亲的话来说，无论从持续时间还是从爆发强度来看，父亲度过了一段几乎快达到临床标准的悲伤时期。
在我的记忆中，他会以一种极具小说特性的方式，向我讲述自己对其中某些家庭私生活的观察，仿佛这些人都是托马斯·曼、契诃夫或福楼拜笔下复杂的主人公一般。讲起那些集聚了大量财富、生活却在极短时间内每况愈下的人们时，父亲的描述方式非常丰富，时而扼腕叹息，时而充满悲悯，有时又会温和地嘲讽几句。
[1] 1927年，父亲在著名变态心理学专家莫顿·普林斯医生的指导下，完成了这篇毕业论文。1926—1928年，莫顿·普林斯医生在哈佛大学任教。
比如，很多著名艺术家、作家和学者都是他的病人。尤金·奥尼尔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位剧作家和妻子——前演员卡洛塔·蒙特雷——搬到波士顿，住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附近。父亲行医的那间小洋房位于湾州路。1951年春，他们住进了父亲办公室斜对面一家小旅馆的套房。奥尼尔此时已患上一种神经性疾病，该病呈现出的震颤反应曾一度让他被误诊为帕金森病[2]和严重的抑郁症。从那时候起，父亲每天都会去给奥尼尔诊治，直到1953年他因肺炎逝世为止。
尽管很想继续研究精神病学，但迫于祖母的压力，大学毕业后他直接进入了哈佛法学院。祖母希望他能效仿他的哥哥，提前一年结束学业。某一年夏天，他靠奖学金去了趟欧洲。在那里，他不仅有幸一窥精神分裂症专家们的工作，还在瑞士一家疗养院见到了“精神分裂症”一词的创始人——伟大的精神病学家欧根·布洛伊勒。接着，他又在巴黎萨尔佩替耶医院，跟癔病研究领域代表人物、老年神经病学家皮埃尔·雅内探讨之后，终于决定放弃法学院，重返哈佛本科学院，异常艰辛地学了两个学期化学、生物学和有机化学。那年年末，他进入哈佛医学院，开始了另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求学生涯。
有时候，父亲似乎是完全清醒的，依旧灵敏而健谈。情绪平静时，他也能谦和有礼地对待母亲。尽管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母亲还是不想失去父亲。
这些愉快又悠闲的散步时光让我想起了很多童年的记忆。我10岁左右时，我们住在波士顿以西约10英里的地方，父亲常在傍晚时分带我到家附近散步。如今，那片区域已经彻底成为郊区，但我还在上幼儿园时，那里更像一座乡间度假村。我家街对面有座萧山，有头名叫黛西的奶牛总在那吃草。我7岁时，黛西所在的这片草场被三间砖房瓜分了。到20世纪40年代，附近几条街区的绿化带边纷纷建起看上去造价不菲的仿都铎式房屋。以前，那里都是农场或大型地产。有些仿都铎式房屋气派非凡，相当漂亮，就跟已有百年历史一般。不过，其他街区也有一些现代的迷你豪宅。那些宅邸都建在精心规划过的草坪上，带有明亮的露台和游泳池。它们坐落在那片区域，显得过于庞大而奢华。
此类病例中，很多都涉及至少两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或许彼此充满关怀和保护，却也会表现出明显的恶意或残暴行为。与此同时，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家族病理学案例中，也可能存在脑肿瘤之类的神经性疾病。父亲对这类病症的警醒能力与他处理其间紧张关系的专业能力一样出色。无论是处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还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他显然都游刃有余。但即便如此，据母亲所说，父亲对自己在这些家庭中要扮演的角色，还是让他越来越不舒服。他觉得，换个时代，这个角色或许应该由专为特权阶级服务的宫廷医生来承担。
20世纪90年代初，父亲对奥尼尔和其他病人的记忆时有时无，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但他对在三四十年代，神经损伤领域的记忆却几乎完好无损。直到跨越脑损伤和麻醉画下的那条分界线，从发病早期进入深度脑退化后，他的那部分记忆才急转直下。
但1996年的一个雨夜，父亲晕倒在公寓外的大街上。一辆警车将他送进医院，他髋部移位。从手术的麻醉中醒来后，他几乎失去了记忆，不仅忘记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连自己住在哪儿也不记得了。
父亲髋部的伤势痊愈后，他能在没有护士和护工的帮助下站立和行走。天气好时，我会带他沿着疗养院旁边的那条小径散步。小径旁那条绿荫掩映的小溪一路蜿蜒进一个小河湾。大大小小的鸭子在里面游来游去，争抢着孩子们投向水面的面包屑。我们会沿着灌木丛和空旷的田野走上差不多半英里，然后爬上一处小坡，那里有座旧石头教堂和一片苹果林。
他说：“洛厄尔有条大约12磅或15磅重的小狗，他会牵着它到哈佛广场散步。到了路边，他就把拐杖挂在狗身下，然后抱起它穿过马路……”
这些安排基本都由我独立做出。尽管我还有个姐姐，但她40年前就已搬离波士顿，和丈夫在中西部地区定居。她的两个孩子如今都已成人，但她丈夫那边还有个大家庭，无数责任和义务让她根本无暇顾及远在马萨诸塞州的这些事。除此之外，父亲也任命我为他的合法监护人，让我逐渐适应各种事宜：从选择合适的疗养院、计算必要开支，到之后做出攸关他健康的一系列决定。当然，做其中的大部分决定时，母亲都会尽力指导我。
父亲在那段职业生涯中的思想状态曾受到一些事情的影响。随后的几年中，母亲曾向我解释过当时的某些背景，她说正在从事的工作和上门求诊的病人让父亲越来越矛盾。慕名前来的病人中，有些还是从其他城市长途跋涉而来。
重新回忆起这些细节，给父亲带来了很多乐趣，即便他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忘记最近发生的很多更重要的事。但让我尤其触动的，还是他关于医学教学和神经功能评价术语的记忆。因为，过去他常常用那些术语来形容自己的情况。
“我握着他的手腕，感受到他的脉搏越来越弱，心脏渐渐停止跳动。”父亲在当时的一本备忘录里这样写道，“我不想让他死，我感到一阵绝望……”后来，《长夜漫漫路迢迢》[4]开始在波士顿上映后，父亲带我和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去看，却心烦意乱地中途离开了剧院，以平复他悲伤的心情。
即便住进疗养院后，父亲仍保留了部分谈论大脑机能的能力。无法找到需要的词语时，他似乎也不是特别恼怒，反而像个科学家一样充满好奇，饶有趣味地在自己身上辨认多年前的观察所得。我可以想象，20世纪50年代他带着一群年轻医生在波士顿城市医院或麻省总医院（在波士顿，该院常被简称为MGH）巡房的情景。他会领着众人，在一张又一张病床前逐一讨论那些病例，然后停在一个最典型的病人跟前，详细阐述某个观点。即便在某种情况下，那个病人是他自己，他也会这么做。
此类经历对我产生了两个影响。它们让我更加尊敬他超越眼前困境，至少找到尊严和某种精神力量的能力。要知道，在同等情况下，其他人或许已陷入自艾自怜的境地。不过，这些经历当然也暗示着未来可能出现的治疗方式。据我所知，他对大脑功能的观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很快，他就从医生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继续作为一个病例，供其他医生观察研究。
父亲的经历让我更加尊敬那些并不那么墨守成规、不会非要提前知道自己此生会去向何方的人。他致力于脑损伤与肿瘤诊治多年。与此同时，在试验一种名为“苯妥英”的药物期间，他跟现代神经学先驱——杰出的斯坦利·科布和以专制出名的新西兰裔神经病学家德雷克·丹尼–布朗的接触也越来越多。事实证明，该药物在预防癫痫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随后，他在精神病实践方面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据父亲以前的同事说，他是一位诊断能力超凡，又极其敏锐的医生，神经病学上无论多么复杂的病情，都能被他抽丝剥茧，逐一击破。
如今，父亲进了疗养院，母亲则越来越足不出户，在护工们的照料下成天待在家里。我对前几年错过跟他们在一起的机会而感到悔恨不已。父亲辩才渐失时，我最想做的事，却是跟他说话。但随着他的记忆力越来越差，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大事似乎全被他忘掉了，我只能竭尽所能帮他回忆往事。
确诊之后，父亲又在家中住了两年。随着他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人也越来越心神不定。那两年，母亲真是过得很不容易。帮助父亲整理著作的友人开始住在我家，以减轻母亲的压力，同时与母亲共同处理父亲的困惑。
对父亲早年的那些不满情绪，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喜欢傍晚带我一起散步，而且散步时，他跟我的交谈也比其他时候坦率些。我们的散步向来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我喜欢那种漫无目的的感觉，我们会一直走到他不再心神不定为止。
“没有，”他说，“我记得，那是个很大的讲座班。当时我才大二。现在想来，或者我也可能才大一，根本没勇气跟他说话，也完全想不出该说什么。”
偶尔，我也会带学生们去我父母家；祖母去世后，就去得更勤了。母亲越来越喜欢某些孩子，有时还会约几个女孩子一起逛街，然后再把她们带回家喝茶。后来，父亲曾帮助我的一些学生进入大学。
有一次，他说起曾听过乔治·莱曼·基特里奇的课。我大四写论文时，乔治的注释版莎士比亚曾帮过我大忙。于是，我很自然地问他是否有机会结识此人。
20世纪60年代，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政治反叛者，似乎都一度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和他们一样，我也常常强烈反对父亲的观点，有时还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烦恼和意料之外的伤害。偶尔，他也会对我十分苛刻。但即便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的政治信仰发展到最激进强烈之际，我也可以十分肯定，且毫不夸张地说：“感到不安之时，我仍然能向父亲求助，他永远都会坚定地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3] 关于尤金·奥尼尔之死，父亲在1953年11月30日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11月27日，星期五下午4点39分，尤金在其谢尔顿旅馆套房的床上与世长辞……那天早上，我已经预测他撑不过日落，事实果然如此。”父亲还写道，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是支气管肺炎。奥尼尔的葬礼于1953年12月1日在波士顿的森林山公墓举行。
父亲的一生丰富而多彩。他曾在职业选择的重要时刻，做出极有戏剧性的转变。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南波士顿度过的，因为祖父母从俄国来到这里后，首先便在那里安顿下来。随后，他在罗克斯伯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就读于波士顿英语高中。1923年被哈佛大学录取后，身为大一新生的他靠在波士顿南站做冷饮柜台售货员来维持日常开销。因为住不起学校里的宿舍，所以那年他只得选择通勤，住在罗克斯伯里的家中。上大二后，父亲开始住在哈佛园的斯托顿堂，替有钱的同学辅导。照他的说法，那些人经常旷课，“喝得烂醉如泥”，似乎离了他就没法通过考试。
1964年，成为波士顿公立学校的一名教师后，我会偶尔在下午或周末时带着学生去她家。我的学生都是黑人小孩。祖母搬到这片社区时，还很仇视黑人。所以，刚看到我的那些学生时，可把她给吓坏了。但八九岁孩子的天真烂漫和甜美可人，很快便消除了她的偏见和恐惧，他们用纯真赢得了她的心。她替他们做美味佳肴，像宠爱我一般宠爱着他们。当然，他们也会得到好时巧克力。
我母亲比父亲年长。父亲进疗养院时已90岁，母亲则已92岁。她虽然身体越来越孱弱，却仍是个相对健康的女性，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但在父亲不得不进疗养院的那一刻，我在她眼里看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那周晚些时候，我们同坐在她卧室时，她的目光越过我，远远地投向窗外，穿过河流，越过剑桥的无尽蓝天，久久回不过神来。我只得提高音量，她这才意识到我还在跟她说话。我把找到的那张照片给她看，她说：“你祖父很英俊。但我见过的男人中，还是你父亲最帅。”
在法学院待了两年后再次辜负祖母的期望，对父亲来说并不容易。就因为见过两位年长而卓越的欧洲医生，对他们谈及的精神病理学着迷不已，便决定放弃现有的学业，从头学习进入医学院必须掌握的基础科学课程，在老师和祖母眼里，这似乎都是太过冒险的举动。然而，父亲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那条路。不知为什么，这一冒险举动似乎真的激发出父亲足够的精力和才智，让他不仅获得了最后的成功，还在随后的数年里功成名就，荣誉等身。
[2] 父亲认为，从奥尼尔的家族史来看，这种震颤反应主要是某种神经退化的结果。而且，这种退化似乎具有遗传性。1953年11月28日，应卡洛塔的要求，对奥尼尔做出的尸检和神经病理学评估均未发现任何帕金森病的证据。神经病理学家这样写道：“他不时服用的各种控制帕金森病的常见药物，无疑加重了他的病情。”
[5] 父亲说，他于1924年上过怀特黑德教授的哲学课。此外，他还说自己有时会跟其他学生一起，在周日下午登门拜访教授。不过，这一点我无法证实。
几周后，他想起了一些事，也隐约意识到自己的情况。但毫无疑问，那场麻醉后，他的认知能力明显减弱。手术后，他进了康复中心。之后，因为情况的急剧恶化，我只得将他送进疗养院。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母亲把我叫回家，帮助她整理父亲的信件和一些别的文件。数年前，他曾把大多数病例和与其医疗事业有关的文件寄放在我家。如今，它们仍躺在那些密封完好、我从未开启过的箱子里。但在客厅一角的那个金属档案柜里，他还放着一些别的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