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等了一年半，等意识到时机成熟后，他立刻给那位年轻的同事打去电话，敲定了咨询事宜。结果不出所料，他知道自己会听到什么样的话。他曾经的这位学生给出的诊断，只是确定了他已经意识到的事实而已。
[1] 这位帮助父亲整理文稿的助教就是迈克尔·迈耶。他既是一名诗人，也是一位宗教学者，与我父亲相识多年。因此，在父亲患病之初，两人之间便已建立起信任的纽带。
他关上门，我们刚坐好，他就立刻滔滔不绝起来。他的用词十分形象，比如，那些被他称为“更新、更具体的迹象”，显然都是“神经学”上的问题。他再次确定门已经被牢牢地关上，之后才开始跟我解释他所谓的“更新、更具体的迹象”是什么。
遇到这类事件，人们惯常的反应是迫切地为自己考虑，而父亲言谈间的口气，却仿佛在努力与之拉开距离。如此一来，他才能像个饶有兴致的观察者一样，淡定从容地谈论它们。
那时，我曾毫不犹豫地建议，这些话他或许应该找个同事说。我也问过他，他试图担任自己的医生是否真的明智。
“我希望，你别在这件事上逼我。”
这是他第一次在谈话中承认，自己对该经历感到震惊。
他记忆力出问题的先兆约出现于4年前。有时，他绞尽脑汁也记不起某个熟人的名字；有时，他会突然忘记打算用来说明某个观点的一组论据；有时，他还会在原本具有说服力的说话过程中突然变得语无伦次。
“那些闪电就是预警信号，表示神经元或神经元之间出现了异常的脑电活动。这种活动或许会很快结束，也有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就我的情况来看，它很快便结束了。”
我问他当时在哪儿，他说：“我们正在一家餐馆吃晚饭。”随着那场攻击渐渐平息下来，他继续说，“我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句：‘哈里，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尽管母亲意识到他不太对劲儿，他还是没把刚刚经历的一切告诉她。他说，因为“你母亲没完没了的担心，可比海马体或许给我带来的灾难糟糕多了”。但愿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母亲没在门外偷听……
他说他中了“咒语”，接着又说这种被他称为“遗忘咒语”的东西并非记忆丧失，而是某种“信息的完全重组”。这些“阵发性的意识中断”，都被他视为“突然与外界中断的联系”或“一次明显的‘能力’障碍”，持续时间“或许只有一毫秒、几秒，或稍微再长一点儿”。他说，这些情况出现前，都会先有某种“迫在眉睫的危险预兆”，类似癫痫发作前的预警。
父亲和母亲住在波士顿。自1991年起，他晚上到附近的科普利广场散步时就开始迷路了。三个小时后，回到家的他或许会声称自己跟一对前来观光的夫妇交上了朋友。那对夫妇不是来自伦敦，就是来自日内瓦。或者，他会说自己去了公寓附近那家布登勃洛克书店，跟在那碰到的一名留学生聊了会儿天。当然，他要是出去得太久，母亲肯定会非常担心。我想，他那些有趣的描述，多半都是为了让她安心。
他不仅这么说，而且认为他观测自身的这些记录对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们来说是有潜在价值的。因此，他把那台曾经用来记录口述病人情况的录音机插上电，开始记录我们接下来的谈话。
然而不久，父亲就因为坐立不安无法再集中精神了。工作一两个小时后，他便会把那些材料推到一边，从桌前站起身来，披上夹克（要是天冷，还会穿上大衣），穿过门厅，径直走到附近的大街上，开始另一段晚间之旅。
[2] 父亲虽然不愿把自我诊断的结果告诉母亲，但他随后还是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跟她讨论此事。在我看来，这是个信任问题。所以，我决定不催促他。
父亲告诉我，每到此时以及随后丧失意识的那段时间里，他都会突然看见“一束极其明亮的光”，就像“车站里，火车头突然打下来的那种光一样”。不过，在回想片刻后，他把之前描述中的单数改成了复数，“不，不止一束光，是很多束光”。接着，他一步接着一步，更加细致地回忆那种经历。
“作为一名神经病学家，我可以做到精确定位。”
但父亲社交能力极强，每次都能轻松化解那些尴尬瞬间。面对自己的错误，他会先自嘲地一笑，接着也许会递给我一杯白兰地，然后坐下来问问我工作怎么样；有时，他也会跟我聊聊正在看的一本书，或分享一件工作中碰到的趣事。
父亲相信，我一定会尊重他的判断。正因为如此，他才会选择跟我而非母亲进行这场对话。
最后，父亲以一种既非争辩又不带丝毫怒意的口吻，简单而坚定地告诉我他会找个时间去见他。
也正是这一年，他被诊断出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父亲是一位神经病学家，在精神病治疗方面经验颇丰，还在哈佛大学一家大型教学医院任教多年。为他确诊的医生，正是他曾经的学生。
他说，那些遗忘咒语是“大脑皮层和海马区细胞退化的明显标志”。他伸出手，为我指出了海马区的确切位置。此外，照他的说法，那种“转瞬即逝”的“血管现象”，极有可能就是他阵发性意识中断的原因所在。
“我应该告诉过你，他曾是我的学生。”
他说：“这真是个让人困惑的部位，我从未在任何病人身上发现过它带来的麻烦……”
1994年，我父亲88岁。
因为喜欢不慌不忙地卷烟，所以他有时会点燃烟斗。香烟袅袅、萦绕他周身的模样，常让我想起多年来那些给我带来安宁和抚慰的父子谈话，以及父亲在言谈间流露出的那种轻松、自信和冷静。
他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似乎在搜寻什么。他曾跟一位神经病学家讨论过很多问题。他说虽然打算跟他谈谈此事，但还是想借此机会，自己先做一番探索。
说了这么多，他似乎松了口气，陷入一种更趋向于沉思的状态，语气中虽少了之前的那种警示感，却又多了几分谈话之初深思熟虑的味道。据他推测，他刚才回忆的那种光电现象——那些“以某种频率、均匀上喷的闪电”——“可能源自枕骨”，或说得更确切些，“源自枕骨后部”。接着，他仿佛把我当成他生理学课堂上的学生，详细解释道：“枕骨就是我们的大脑产生视觉体验的部位。”
他甚至用更具体的细节描述了发作前那种“迫在眉睫的危险预兆”。他说，那是“一种极其罕见且极不舒服的热感，一种似乎被某人或某种力量强迫着的，从我的额头、眼睛……一路往下蔓延的‘闷热’”。还有种让我更加难忘的说法：“一种即将侵犯我的自主性、马上就要切断我与现实世界联系的感觉。”
他回忆说，该现象最近一次出现的情况是：“一开始发作，我就感到异常寒冷，上嘴唇全是冷汗。你母亲当时跟我在一起，她能看见我浑身都在颤抖。”
用父亲的话来说，尽管我们提到的这个人“非常聪明”，也是“该领域一流的专家”，但他也是个“非常奇怪的家伙。就我对他长时间的了解来看，他向来都是那副拘谨又顽固的模样。过去，我经常想问问他，如此缺乏个性的生活到底是种什么感觉”。
尽管有时会精神错乱，父亲仍旧每天非常努力地找事情做。他一直致力于追寻某些病理行为在精神病学上的起源。因此，虽然他那时已不再行医，却决定完成一些论文，总结多年研究所得。我有个朋友[1]在当地大学担任助教，他不仅帮助父亲组织思路，还会帮他梳理字句，让文章读起来更加流畅。有时，如果父亲提出要求，我也会帮他一起整理。
他说：“现在，我能更清晰地想起那种感觉。那不是一束静止的光，而更像无数以某种频率、均匀上喷的闪电。我得告诉你，那场景可真把我吓坏了。”
1992年的一天晚上，父亲把我叫进他公寓的一个房间——这里一直用来存放他那张老诊断桌和以前办公室里的一些东西。他说要跟我商量些事，但他还没想好要不要把这些话告诉母亲。[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