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仿佛突然触动了她脑中某个类似开关的东西一般，她会说，‘没错，他还是个孩子。’”
如今，父亲的睡眠时间更长。入睡时间比刚回家那会儿早了一个小时。但一天的大部分时候，朱莉娅和西尔维娅还是会努力让他保持清醒。她们会把他从轮椅里拉起来，像对待我母亲那样，领着他在公寓或外面的走廊上来回走几圈，以锻炼他的双腿，保持良好的身体循环。
[6] 关于帕特里夏的画中没有壁橱这件事，被告方却只强调那几周她受到的伤害（帕特里夏称，她被绑匪关在那个小壁橱里的几周）。我父亲声明，她在画中指出了厨房、浴室、卧室和客厅的位置，她画了“两条线，两条对角线……表示那里有两扇前窗”。她说房间里有个大壁橱。打开壁橱的双开门，就可以拉出一张活动折叠床。“因此，她划出了那个存放折叠床的双开门壁橱。她告诉我，后来，绑匪大部分武器也存放在那里。”他说，她的画中没再出现其他更小的壁橱（可参见之前脚注提到的《帕特里夏·赫斯特案》，也可参见1976年3月16日的《旧金山纪事报》）。父亲与帕特里夏的五场面谈总共耗时约16个小时，在1976年1月22日的那次面谈记录中，我找到了一份帕特里夏所画房间平面图的复印件。那是幅非常简单的素描：她用大圆圈代表房间，用平行线代表窗户和那个存放武器的大壁橱。
“没有，”她说，“他没笑，那副样子好像被我吓坏了。我想，我说出那番话，他的确有些震惊。”
画中少了壁橱这件事让父亲兴趣大增，因为这似乎逐渐破坏了贝利赋予此案的主要意义。而且，事实证明，它似乎也对陪审团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并连同父亲基于跟帕特里夏谈话结果提出的其他观点也起到了强调作用。在这些强有力的结论下，父亲成功抵挡住了贝利先生质疑其证言可信度的猛烈抨击。
有一次，母亲告诉朱莉娅，她和父亲曾受邀前往瑞士，参加卓别林一个女儿的婚礼。母亲把那场婚礼的细枝末节都描述得非常清楚。
朱莉娅说，她非常确定，母亲并不认为随着一夜又一夜过去，他真的会有什么变化。
“美国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他这样写道，“因此，首先得调查一下其他国家和社会是如何处理这类困境的。我走访了英国、意大利、法国、荷兰和丹麦的很多监狱和相关机构……与挪威和瑞典的专家们展开了讨论”。
1974年4月中旬，监控录像拍到帕特里夏手持武器，出现在这桩爆发于旧金山的银行抢劫案中。一个月后，这个“解放军”团伙在洛杉矶实施第二次抢劫时，她被拍到手持半自动手枪掩护其成员撤退。
贝利先生问，如果没用录音机，我父亲还采用了哪些别的记录方式？
母亲去世后，据朱莉娅描述，母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曾就宗教这个话题跟她展开过几次讨论。母亲问她关于信仰的问题，也会问她所去教堂的情况。朱莉娅跟我在她那个社区教书时遇到的很多母亲和祖母一样，是个虔诚的信徒；而我母亲的信仰则要显得犹疑和有限得多，她因此养成玩世不恭的性格，也就不足为奇了。
“她跟我说起这事时，我实在忍不住想笑，”朱莉娅说，“我告诉自己，‘你最好还是相信这事！我想，她一旦决定刨根究底地追踪某样东西，是任何人或任何事都无法阻止的。’”
我问，他听到这话后有没有发笑。
接着，朱莉娅劝他放开手，别妨碍那位护士的工作。
律师说，他发现我姐姐无法为他们提供支持。正如我所说的，她还有女儿要照顾。尽管她们长大结婚了，她还是竭尽全力帮助她们。除此之外，她也有其他需要负担的家庭开支和债务，这些我都已经知道。所以，相对她而言，我的情况要简单得多。
“你是我儿子。所有孩子都觉得他们的妈妈很漂亮。”
最终，对审判结果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或许是：贝利先生起身做总结陈词时，并未集中阐述能让其当事人无罪开释的要点，反而喋喋不休地说些令人费解的话。后来，帕特里夏说，她觉得他多半喝醉了。[7]这点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对她利益的背叛。法官裁定帕特里夏有罪，并判处她长期监禁，后又改判为入狱7年。但她只服了不到2年刑便获得吉米·卡特总统的减刑特赦。
“她有事来波士顿，就想顺道看看你父亲。我告诉她或许不行时，她就说想见见你母亲，并问是否可以带她吃顿午饭。你母亲接过电话，跟她聊了会儿，还问起她的姐妹们。你母亲说自己没精力打扮，也没力气出门去餐馆，维多利亚问是否可以就过来看望一下。我很希望你母亲答应，她却说自己觉得不太舒服，不能见客。听得出来，维多利亚非常失望。不过，她还是跟我说她完全理解。”
“你母亲说，其中一个女儿（她男朋友是名演员）17岁就离家出走了。她告诉我。那个女儿闹出这事时，卓别林先生非常生气，因为她还那么年轻（尽管卓别林结婚时，他的妻子也很年轻）。你是知道你母亲这人的。‘他活该！’我想，那个女儿应该就是维多利亚……[9]
年近98岁的她开始不断地追问我在纽约的一个密友兼同事，或许这也是原因之一。我那位朋友名叫玛莎·欧弗罗尔，是个圣公会牧师，服务于同样穷困的纽约布朗克斯区，我也跟该区的孩子们待过一段时间。后来，我在一本名为《天赐恩宠》（Amazing Grace）的书中，详细描述过玛莎·欧弗罗尔。朱莉娅曾给母亲读过这本书。玛莎对那里孩子的无私奉献让我母亲肃然起敬。她还问过我，有朝一日，是否能让她见见这位牧师。如今，玛莎已经来到马萨诸塞州。然后，在那次著名的“回归田园”运动中，她找机会来到公寓结识了我母亲。
“不会。”父亲说。
向法庭做证的过程中，父亲基于帕特里夏对其问题的答案[2]和法庭对其他面谈做出的记录，阐述了他的观点。[3]父亲认为，长大后的帕特里夏，认为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个被抛弃的孩子”——她说，自己被扔到一个“严厉专制的女家庭教师”手中，不仅挨打，还遭受了其他虐待。[4]（父亲强调说，因为没有数年前那些经历的第一手资料，所以他并未将其作为证据。不过，帕特里夏秉持的信仰或她想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源自那些经历。）她也跟我父亲提起父母之间的争吵。她说，虽然他们只是在口头上争执，那些吵闹却依然令她万分沮丧，只想逃离那个家，赶紧被送回之前她待的那所寄宿学校。“她说，”父亲表明，她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就是“离开那所房子”。[5]
他职业生涯中较晚的一段时期便很有意思。当时，他已经50多岁，虽依然坚持在神经病学和更感兴趣的精神病学领域，他还是发现自己对一个交叉学科产生了兴致。这是介于法律程序和他定义为“能对其他人构成威胁的病理学”之间的一个学科。马萨诸塞州心理卫生院院长曾请他协助判断：一个有多次人身攻击（尤其是攻击女性）记录，却因为未确定其精神状态问题而无法做出法定裁决的人，是否危险；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其危险性是否持久。
当时，我告诉父亲，这事之所以让我不安，是因为联邦执法人员（尤其是联邦调查局）已经涉足这些非法秘密行动多年（此类行动一直试图颠覆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风靡全国的社会抗议运动）。联邦调查局曾窃听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电话，录下他的私人通话，以此来抹黑他。[1]无疑，他们想通过这种行为来骚扰和试图控告其他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我自己也有一份冗长的卷宗，是我的律师从联邦调查局帮我要回来的。那份卷宗不仅包括我参与的民权运动情况，甚至还有20世纪60年代，我在罗克斯伯里担任四年级教师时所授课程的详细记录。）但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都与帕特里夏·赫斯特的案子以及她清白与否无关。父亲扮演的角色让我不安，也只是我的一种本能反应。要将此归咎于他，当然是不公平的。
和我一样，朱莉娅也相信，这都是我母亲的虚荣心在作怪。她每次到疗养院看望父亲，都要让朱莉娅陪她去科普利广场的一家店做头发。有时，她也会去附近的一家商场替自己买一条漂亮的裙子，因为她要“出门了”。朱莉娅说母亲一直都很担心自己的样貌，因为她说过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魅力。
如今已是2005年春，父亲已回家2年零6个月。我发现，尽管他的双手依然灵活，和朱莉娅坐在办公桌前时，还是会在那些蓝纸上做简短的笔记，但在入睡前，他却常常握指成拳，把手紧紧地贴在胸口。
“他双手交叉，放在膝上，”朱莉娅说，“只要她一靠近，试图挪开他的遮挡，他用力地一收胳膊，就扣紧了双手。”
该团伙的6名成员在与警方交火中被击毙，帕特里夏与另外2名成员转入地下，并成功潜逃16个月，直到1975年9月才落入法网。被送入监狱之际，她将自己定义为一名“自由都市游击队员”。
最近，我问了朱莉娅一个问题。把父亲带回家前，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这么多年来，母亲已经习惯了护工们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照顾她一个人。父亲回家后，会让她产生一种有人在跟自己竞争的感觉吗？
“你不会得逞的！”他冲她吼道。
那是母亲第一次见到卓别林的女儿们，但直到今天，她对她们的印象依然十分清晰。
“他转过脸不去看她，而是无比尴尬地盯着我，仿佛在想‘有个陌生女人正拿手握着我的私处’。这就好比，‘这女人打算对我做什么？’那名护士一离开，他立刻就松了口气。”
此类案件中，伦理、医学和公共安全等因素常常会产生冲突。法官往往会不知所措，一方面，他们无法确定精神紊乱的个体是否意识到应该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负责；另一方面，是否应该将其视为不需要承担责任的精神病人。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法官们或许会将其判入国家经营的安全机构——精神病院，但并不确定具体的刑期。
“卓别林的一个女儿打过几次电话，”她说，“是维多利亚。她最后一次打来电话，就是两个星期前的事。
“两种称呼她都会换着用。偶尔，她还会在入睡前决定起身去瞧瞧他，看他那儿的情况是否有什么变化。她会说，‘朱莉娅，带我去瞧瞧哈里。’于是，我便帮她下床，搀着她去他的卧室，然后放下他床边的栏杆，让她吻吻他的额头。之后，她会站在那，盯着他看上好久……
这些别的帮手中，亚历杭德罗的妻子算得上其中的佼佼者。和亚历杭德罗一样，她在古巴时也是学医的（亚历杭德罗是心脏病专家，他的妻子则专攻家庭医学）。有时，亚历杭德罗会跟她一起来，在这儿待上一个下午，在她需要的时候搭一把手。不过，更多时候，他都只是陪伴父亲而已。此时，露辛达已成为执业护士，无法再经常到公寓来探望父亲。因此，我非常感谢亚历杭德罗想办法维持与父亲的联系，并努力保持他的机敏与灵活。
整个审判过程，我母亲都一直在场。她说，这个回答似乎让贝利先生非常不满。
父亲对宗教的抗拒心理，从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缓和半分；而我母亲独立而尖锐的个性却让她对宗教有了独到的见解。她常常对我说，她信仰的上帝，并非某个让摩西站在山顶传下一套戒律、可以想象出的实体（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一种超验之力，某种道德上的，或许十分模糊的抽象实体。她还说，她也相信人类的存在是有道德因素的。她钦佩所有相信这点，并用自己的生活证明该信念的人。
玛莎虽然没有劝母亲改变宗教信仰（这么做有违她的性格），但她很快发现，尽管母亲依然对永生持怀疑态度（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母亲是很想接受这种信仰的，即便不是以牧师坚信的那种方式接受，也会以某种她或许觉得合适的方式接受），却已经把她视为良师。但此事的重点在于：玛莎无懈可击的道德感已经彻底征服了我的母亲。结果，母亲终于问玛莎是否可以在她去世后为她主持葬礼。
[1] 联邦调查局试图破坏马丁·路德·金博士名誉的实例比比皆是，例如，可参见戴维·加罗于2002年7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联邦调查局与马丁·路德·金》（The F.B.I. and Martin Luther King）和威廉·萨菲尔于1975年11月20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
无论如何，父亲依然同意担任此案的证人。但他还是清楚地表明：他需要与被告进行几次面谈，无论最终给出怎样的供词，都将建立在面谈结果上。而且，他也无法预测面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不过，确定起诉委员会理解了他参与的条件后，他便放下波士顿的工作，飞往旧金山，并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全身心地投入该案的准备工作中。
尽管至少一年前，无论多长的对话他都无法进行下去，但我有时提出的问题他却能直言不讳地回答，这让我大吃一惊。有一次，不得不二次入院后，他服用的一种药物让他不幸地拉了一周肚子。我问他感觉如何（这无疑是个十分愚蠢的问题）时，他给了我一个十分难看的表情，说了句：“糟糕透了。”
[4] 对帕特里夏声称从小受到虐待一事，我父亲称：“因为当时我并不在场，所以此刻无法说事实就是如此。那只是她自己对早年生活的印象……”随后，父亲又补充道：“她对童年的回忆是非常复杂的。她有宠物；从很多方面来说，她也备受宠爱，并享有充分的自由。”
玛莎似乎对母亲和其他人的脆弱充满了无限的同情；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她对母亲的处境充满同情。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她的到访为母亲带来了一种安宁感。不过，大多数时候，两人相处的时光都是十分愉快的。朱莉娅说，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母亲拒绝让维多利亚或其他老朋友登门拜访时，“她也总是问我，玛莎什么时候来看她”。
朱莉娅说，偶尔，认识我父亲多年的一些人会打电话来，问是否可以跟他通话，如果知道他生病了，他们还会询问他的近况。
律师也说，他需要向我指出：如果我愿意把父母经济困难的情况上报，他们是符合公费医疗补助制度相关规定的。如此一来，把他们仍有经济价值的那些物品出售后，政府会出资为我母亲找一个疗养院，也能帮助我父亲重新回到疗养院。不过，他也说，他觉得我肯定不会接受这个建议。终于把父亲带回家后，还有什么念头能比再把他送回一个机构更令我不安的呢？而且，这一次，还得把我母亲也包括在内。
父母的余生，西尔维娅或朱莉娅几乎每日每夜都陪着他们。她们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周末不在，平时若不得不离开一下，西尔维娅就会找一两个别的帮手，来代替她们的位置。
[3] 父亲在帕特里夏·赫斯特一案中做出的警戒性声明内容如下：“未深入研究案件之前，我从不做出任何承诺。而我有可能提出的任何意见，也跟我的聘请方无关。在我看来，一个人发下说出真相，且只说真相的誓言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回溯性行为，并包括了对该事件的临床研究。”（摘自父亲1975年10月14日给联邦检察官詹姆斯·勃朗宁及其同事戴维·班克罗夫特的信。）
母亲曾对朱莉娅说，她在“二战”期间为某个军事分支机构做过“调查员”（但她从未说过调查的内容是什么）。她也说，她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随后的审判中，帕特里夏的父亲聘请了一位名叫F. 李·贝利的著名律师。这位律师组建起一个包括一名精神病医生在内的辩护团队。那名精神病医生曾研究过思想控制和洗脑术。提起诉讼的联邦检察官也带了2名专家，其中之一便是我的父亲。我记得，对此我真是百感交集。
岁月让祖母采用了一种与对待其同辈人或自己子女不同的方式，来更成熟而宽容地对待我这个不严守教规的孙子。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桩幸事。在她生命中的这个时刻，她对万事万物的态度都已温柔宽容了起来。
“我对他说，‘考泽尔医生，我才不稀罕那玩意儿！我不需要，我有老公！’”
父亲最有趣的一段证词中，提到他做的一次经典练习。当时，他让帕特里夏就绑匪关押她的那套公寓画一幅画。实际上，那应该是幅“平面图”。贝利先生在他的陈述中提到，落入绑匪手中后，她被关在“一个壁橱”里。贝利先生认为，这一遭遇让她陷入了被动局面。然而，她画出的这幅画中有窗子、厨房和浴室等，却唯独少了那个壁橱。[6]因此，贝利先生认为，那里不仅是她此段经历中受创最重之地，也是她在绑匪的折磨下精神陷入绝望的关键点。正是这种绝望让她在重获自由后选择了与暴力为伍。
“但一段时间后，情况就变了。我们聊天时，那件事会突然成为重点。她会抬头看看表，对我说，‘朱莉娅，我想你应该去给哈里送药了。’”
“医生，您不会速记，对吗？”
我在父亲办公桌旁的金属档案柜里，找到了他与帕特里夏谈话的书面记录。此外，我还找到一份他提供的证词和一份他接受盘问后留下的记录，那份记录出自贝利先生之手。就我看来，贝利先生的表现显然与其资深律师的名声不符。
[8] 关于强调父亲在赫斯特一案中扮演角色的报道，从另一方面来说，《纽约时代杂志》（2008年12月28日刊）在对当年去世的24人做的年终总结中，简短却充满温情地描述了病人们给予父亲的信任，还提到了他与尤金·奥尼尔的亲密友情。
承担院长指派任务的过程中，他进行的研究和获得的经验都在一个极具争议的案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那种情况下，父亲发现招募自己成为该案鉴定人的并非马萨诸塞州，而是联邦政府。那是个报纸出版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之女帕特里夏·赫斯特被一个自称“解放军”的团伙（该团伙采用了几乎难以理解的政治意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绑架后，参与了一宗持枪银行抢劫的案子。
不过，和以前一样，那些字母和数字都清晰可辨。她注意到，有时，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会显得有些急躁，甚至有些轻微的疯狂，刚放下一张纸，就忙不迭地去抓另一张。
“那请问，您都用了什么方法？”
“很像涂鸦。”她说。
与朱莉娅和西尔维娅独处时，他说的话往往都是对她们的友善行为做出的回应。有时候，如果是跟西尔维娅在一起，他说出的话也可能是针对她做的某件引他生气的事。有一次，在帮他洗澡时，她说他非常反对让她清洗自己的“私处”（说起那里时，“私处”是她和朱莉娅经常会用的词）。因为已经非常熟悉，她突然逼迫起他来，引得他大为光火地跟她开了战。
对此，她非常固执。
[7] 帕特里夏在与阿尔文·莫斯科合著的《帕蒂·赫斯特：她自己的故事》（Patty Hearst: Her Own Story）（纽约：雅芳图书，1988年）一书中写道：“他从被告席上站起来，抓起一堆凌乱的笔记，我看见他的手在颤抖……并且满脸潮红。我想，他是不是在午饭时喝了酒……他的发言不到45分钟，但我惊恐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跟上他颠三倒四、支离破碎的发言时，那感觉真像过了一辈子似的。”也可参见1978年8月3日的《波士顿环球晚报》。
“总之，你母亲不让她到公寓来让我觉得非常遗憾。我觉得，这对她一定有好处。我知道那姑娘非常喜欢她。”
父亲回家后的头两年里，我每次进屋，只要赶在他犯困之前，他似乎都能认出我。我吻他时，他也会回吻我。要是他发现很难想起我的名字，我会倾身俯到他耳边：“嗨，爸爸！是我，乔纳森！”每当此时，他都会微笑着抓住我的手，深深地凝视着我。无论他的记忆受到了多大损害，那目光似乎都极具洞察力。
就这样，两人见了面。玛莎是个特立独行，且有很多独立价值观的人，所以精力充沛、思想活跃的母亲对她很有吸引力。她说她很喜欢我母亲的幽默感。玛莎逐渐了解母亲期间，即便说起那些非常不成体统的事，母亲的顾忌也是越来越少。
“你知道吗，朱莉娅，”母亲曾对她说，“作为一个女人，尤其是长大后觉得自己很丑的女人，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想，如果祖母的信仰没有以那种深植于心的方式传递给他，他对宗教的态度或许会大不相同。祖母在将自己的信仰传递给我的时候，至少是富于感情的；而据父亲描述，她传递给他的，却“是对其毫无意义的大量规则和可怕威胁”。进入大学后，他便彻底拒绝了母亲灌输的那套思想。然而，我读大学时，经常在祖母（我叫她“布比”）家消磨掉的那些晚上，祖母却是以一种少了训诫意味、多了几分个人感悟的方式向我传递她的宗教信仰。可以说，这跟她传递给父亲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我也说不清她到底在想什么。总之，我们会走回她的卧室。她会说，‘没什么变化，还是老样子……’然后，一切就那么结束了。”
此类案件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在于：当事人是否理解他犯下的“错误”。同样重要的问题还有：犯下那样的罪行，被告是出于自愿，还是被某种他也无法支配的力量所迫。为了评估当事人的精神状态，院长请求我父亲担任一个诊断中心的主任。当父亲认为某个案件需要精神科服务时，相关的评估工作就会在这个中心进行。
贝利先生立刻揪住这点不放。
“她说，婚礼是在家中，而非在饭店举行。”朱莉娅说。
贝利先生跟父亲纠缠了很久。比如，他一直不满父亲在与帕特里夏的谈话中那种记笔记的方式，非让父亲解释为何不用录音机录音。父亲说，他不习惯在诘问中使用录音机。父亲观察到，在被告拥有“杰出法律人才”的优势下，“这个人就极有可能提到谈话记录”，并利用“事先写好的脚本”（他含蓄地暗示了这点）提前教她某套说辞。若有磁带，便更能证明她很可能真与某个脚本脱不了关系，从而破坏“诘问的完整性”。
回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尔维娅和朱莉娅都发现，父亲在性方面的自我意识依然非常明显。访视护士每月上门来替他更换新的导尿管时（后来，他已经尿失禁），他都会努力去挡她的手。
4月末，父亲的信托律师告诉我，我的父母已经花光了他们毕生的积蓄。从这一天起，他们唯一的收入，除了可以继续领取的社会保障金，就只有马萨诸塞州心理健康部门发给父亲的那点微薄的退休金了。律师说，这两笔收入只够付房租和其他一些小额开支。只要他们还活着，剩下总共大约每月15000美元（即每年将近20万美元）的开销，便已无钱支付。这些开销包括：商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外的医疗费、其他相关的医疗支出（如两人都需要额外补充的专用营养剂），以及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开支——护工们的工资。
和母亲结婚（他们在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小镇上举行了一场非宗教性的结婚典礼）后，两人虽然加入了犹太会堂，却只偶尔出席宗教仪式，有时是周五晚上，但大多还是在圣日。后来父亲告诉我，他之所以继续留在犹太会堂，主要还是出于社会原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屈从于礼貌”，不过，他应该也出于对他哥哥的尊重，因为他哥哥是该团体中的领军人物。
“起初，她是有些想争上一争的感觉。”朱莉娅说，“晚上，如果我正在卧室跟她聊天，我或许会抬头看看表，告诉她我得送药给你父亲。这时候，她就会说，‘你非得现在去吗？’我说非得现在去，因为这对你父亲很重要后，她便说，‘那你赶紧！动作快点！然后立刻回来。’”
正如我所说的，父亲刚回家那会儿，母亲就开始叫他“宝贝”。但他在家中待了几个月后，朱莉娅告诉我，母亲有时谈起他时，会更温柔地唤他“哈里”。
[2] 父亲把与特里夏·赫斯特面谈的对话都记录了下来。他在面谈中和面谈后都做了笔记。每次对话，都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手稿。后来，一份63页的打印文档将他的这些评论和想法都收录了进去。
“我会说，‘谢谢你的提醒。’等我回来后，她会想知道你父亲是否又睡着了，或者是否感觉舒服。”
很久以前，她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可我表示反对时，她却说我的意见不算数。
他说，在英国时，他坚持拜访了“剑桥大学犯罪学研究所”，还在“英国首家收治精神病罪犯的‘专门机构’——布罗德穆尔医院——待了一段时间”，并从那里收获了“宝贵的经验和无数前车之鉴”。
我知道他很爱自己的母亲——在疗养院时，他说起祖母的样子，仿佛祖母依然在世一般——但他也很怕她。他叫她“总司令”，并说若是有犹太人违反她遵循的那些生活准则，她就会变成一个“无比可怕的人”。（父亲告诉我，有一天晚上，祖母走进一家中餐馆，发现跟她同一教会的某个人正在吃排骨、大虾和米饭，她立刻端起那人的盘子，把“所有食物都倒在了他身上”。）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发执拗地非这么做不可。西尔维娅和朱莉娅把柔软的毛巾撕成碎片，塞入他指间，以免他弄伤手掌。我要是一边跟他说话，一边轻柔地抚摸他的手指，他就会充满警惕地直视着我，但有时也会展开一只手，由我握着。这个举动或许看起来微不足道，我却一直都将之视为一场小小的胜利。
父亲花费16个小时，与帕特里夏进行了5次面谈后，得出如下结论：犯下被指控的罪行时，她是自愿采取行动，并非被胁迫或出于某种精神上的原因。尽管他很同情她，但评估“责任问题”才是他要扮演的角色。
我发现，迄今为止，我几乎还没说过母亲对宗教的感觉或信念。至于我父亲，若直言不讳地说，他应该没有信念。对于传统宗教的种种教义，他向来反抗得十分激烈（回想一下，他哈佛的毕业论文题目正是《宗教与疯狂》）。
一边追踪这件将近30年前的案子，一边重读这些资料，父亲秉持公平原则，在反复讯问中表现出的那种优雅和泰然自若再次触动了我。不过，我依然记得，案子一结束，我就放下心来。参与此案让他在媒体无情的关注下短暂地出现在公众眼中，而且，在他的讣告中，该案更被作为他此生和职业生涯中的标志性事件，与其临床医生的职业格格不入。[8]如此强调这事，真是令我万分沮丧；他之前的一些病人也写信给我，表达了同样的感觉。
刚被绑架时，她的确“非常痛苦、愤怒、伤心……随时准备奋起反抗”，正如父亲在法庭上所说，她是个“寻求理由的叛逆者”，而“理由”最终找到了她。
“我用了我的右手、一支钢笔和一张摆在我面前的纸。”父亲礼貌地回答道。
[9] 维多利亚·卓别林：她与之“私奔”（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并最终嫁给他的那个男人就是让–巴蒂斯特·提瑞。两人组建了一个马戏团，起初取名为“幻想马戏团”，后更名为“隐形马戏团”。
朱莉娅说，坐到办公桌前时，他还是会努力继续“给自己写东西”——信件、数字、只言片语，有时也可能是个完整的词，词上或字母上标着箭头，指向下一个词或字母。
晚上，我经常看见散落在他办公桌上的那些纸。上面连接各个词语或数字的箭头和线条往往贯穿整页，指向两个单独的项目。从中，我完全能体会出朱莉娅说过的那种疯狂紧迫之感。那感觉仿佛他正在跟时间赛跑，趁还有机会，赶紧把这些对他有用的信息、含义或暗示写下来。朱莉娅说，他写这些东西时，显得“非常忙碌”。
[5] 我父亲的证词。美国联邦政府对帕特里夏·坎贝尔·赫斯特一案诉讼过程的官方记录被《帕特里夏·赫斯特案》（The Trial of Patricia Hearst）（旧金山：领英出版社，1976年）全文转载。
[10] 13岁犹太男孩在完成犹太教的研读课程后所受的成人礼，通常于周六早上在犹太教堂内举行。
这些事情，我自然没有告诉母亲，但我知道，她一直对此心存怀疑。因为朱莉娅曾对我说过，她担心我要是一直从自己的积蓄中拿钱出来，如果我也像她和父亲一样长寿，之后或许就会陷入困境。那年10月，我的一本书眨眼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时，朱莉娅曾把它拿给母亲看，以证明我并没有处于贫困的边缘。朱莉娅说，这虽然稍微缓解了母亲的担心，但也只是暂时的，“接着，她又会开始担心……她总会不断地向我提起这个问题”。
父亲知道很多家庭都存在这种问题，也非常小心地不去丑化她的父母。但他依然相信：导致她一步步进入那种顽固、叛逆，与当局敌对的精神状态，从而接纳了那些绑匪价值观的原因，不仅包括家庭和父母的因素，还跟她遭受到的精神痛苦有关。她计划跟同居男友结婚，但那个男人性格傲慢，又大男子主义，还秉持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让她大为光火、万分沮丧。
和职业生涯中其他时候一样，此时的父亲开始从阅读与目前面临问题有关的研究开始，广泛地做起了准备。
因此，各种混乱局面和明显矛盾当然是无法避免的。一连数年，父亲不仅每周都将我和姐姐送去教会学校一次，还在我举行受戒礼[10]前的一个夏天，雇人到家里教了我大约6周的希伯来语。但我依然觉得，这是社会压力迫使他做出的某种纠正性行为。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其他目的，但我觉得，宗教并非他这么做的动机。
深夜，母亲睡着后，我常常坐在父亲的办公桌前，从其中的一个抽屉里拿出几个信封和文件夹，就像他还待在疗养院时一样。那些掩藏在其他东西（比如早已过时的法律文件、保险申请单、贺卡，以及他或许寄出，也可能没寄出的信件草稿）下的文件夹，将为我开启一段父亲完整的人生经历，一段我已经数年不曾思考过的经历。我把这些文件夹连同跟奥尼尔有关的一些东西都搬回了自己家。然后，我熬了几个夜晚，回顾了一些父亲从医生涯中最有趣的过渡时期。
玛莎当然未曾领教过母亲的反复无常和颐指气使。她的那些小脾气，主要还是留给了我和照顾她的护工们。那些耐心的女士在照顾她的同时，也竭尽所能满足我父亲的需要，为他的余生带去些许欢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