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他的用词——穿蓝色牛仔裤的士兵——吓了我一大跳。用当时的标准来看，我绝对算不上什么革命者。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我认识的几位活动家对一些极其不理性的暴力活动产生了兴趣，这多半让父亲更加忧心忡忡。一个名叫“地下气象站”的恐怖组织开始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身为一名精神病学家，父亲相信，他们是群完全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能为了自己笃信的目标，完全漠视他们造成的伤害。”
我想，父亲要是没那么了解身处动荡中的人通常都会有何种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将如何加剧其生活的不稳定性，我或许还能像以前一样，更容易抚平他的焦虑。然而，这一次，我知道父亲是对的。在随后的几年中，我发现自己真的很感谢他那条醍醐灌顶的好建议。我想，那条建议让我更真实地理解了自己的处境。
这些文章最引人瞩目的观点之一是：努力完善他早年曾从伦理角度接受的那些角色，并从一名精神病学家的角度出发，评价某种或许会被传统观念视为有悖于公民秩序的不同意见。文章一开篇，他便明确区分了病态行为（或称“非理性破坏性行为”）和他称之为会导致社会不公的“有原则抵抗性行为”。他注意到：“自古以来，压抑引起的愤怒都被视为一种正当的行为。”“因别无选择而陷入绝境时”，即便由此爆发明显的暴力行为，也是“可以容忍，甚至受欢迎的”。
直到5年后，即20世纪70年代，我发现自己依然没有完全摆脱父亲的掌控。此时，我投身其中的民权运动开始瓦解。因为该运动里那些最活跃的领导人要么死于暗杀，要么因年迈而精力大减，而剩下的人则成了自我毁灭的个人行为的受害者。当我看到越来越多熟识的活动家和较年轻的领袖们，尤其是那些动机早已深植于其意识形态的人，竟然放弃从大学时代就选定的理念，让我表现出些许不安。父亲不仅用身为临床医生的敏锐读懂了我的心思，还察觉到了我的这种不安。
“亲爱的乔纳森，”之后不久，他便写来回信，“你的到来给我和你母亲带来的帮助比你料想的还多。你的指导（指的是我调解他跟我母亲吵架的事）和建议真好，我已经分门别类地重新规划了工作区，并整理了办公桌上那堆引起你注意的混乱物品。在你的鼓励下，我真的开始收拾东西，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我真是备受鼓舞。我一定会保持下去，并不断向你汇报的……”
“我想让你知道，我一直都深爱着你，并很感激你对我的耐心。在其他人都对我灰心丧气时，只有你，认同我想成为一名医生的渴望。你引导我、关心我这么多年，真是让我非常感激……”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相继失去父母，加上对父亲最后一年的状况念念不忘，我真是没办法在那般紧张的情况下鼓起勇气再多说些什么。我曾经提过，有时我会无意中伤害到父亲，他偶尔也会让我难过，但我并不想对此多说什么——我甚至不愿再想起那样的时刻。
返回波士顿后，我告诉他我打算回哈佛大学，继续在之前那些老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这让他大大地松了口气。然而，局势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越来越混乱之际，我又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到罗克斯伯里黑人社区的一所小学任教，这又让父亲重新焦虑起来。他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却告诉母亲，我这个看似并未经过深思熟虑的突然决定让他很担心。
母亲用了个已经过时的字眼来形容那位女士——“那种荡妇”。好在那事也就到此为止。父亲自然向母亲道歉，说很遗憾伤害到了她的感情。
20世纪80年代早期，先是罗纳德·里根当选了总统；接着，尼克松当政时期，政治格局又在复仇派（该派不仅包括极端保守主义者，也有部分极其聪明又无比刻薄的前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后两种人似乎已对自己之前的理念心存恐惧，并十分蔑视那些依然坚持这些理念的人）。政策中发生了改变。也就是在这时，我经历了第二次自省危机，并再次跟父亲谈起此事。不过，这次主动挑起话题的人换成了我。
6周后，他和母亲飞往意大利赴会。我想，就算他仍时不时地与出错的记忆抗争，他应该也能不着痕迹地应付自如，或如往常一样，机敏地掩饰过去。如我所料，他在演讲后做了一些注释，其他与会者们的反应，让他得到了期望中的满足感。
不过，那种备受鼓舞的感觉显然还很脆弱。1991年秋，有人邀请他参加因12月第一周罗马爆发的那一系列恐怖主义活动而召开的一次集会。可是，日益恶化的记忆力，让他一连数周都优柔寡断地难以做出最终抉择。
演讲稿主要从精神病学领域分析某个人的性格特征。这个人为达到某项政治意图，准备通过参加一项诸如劫机之类的暴力行动，将自己或许还有他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
从那时起，无论我想起任何早期的分歧，或我们父子很久以前的紧张关系，我都会尽力彻底摆脱它们；相反，我会着重回忆那些最美好的记忆。我发现，自己会满足地想起在缅因湖上度过的那些早晨。想起那些看见湖面泛起涟漪就以为鱼儿咬钩的情景；也会想起他带着我，匆匆赶去诊治病人的那天晚上，我会再次打开他的医疗包，将那把音叉或那捆木喉棒握在手中；我也会想起（也许，只是我最愉快的一段回忆）他将我抱上病床，并把听诊器挂到我脖子上，让我假装他“首席助理”的事。我为父亲而骄傲，并为有这样的父亲充满感激。此外，他那给母亲带来过伤害，也许并不完美，却从未停止过的爱，虽然最初让我心生怨恨，但终究还是令我感激。以上种种，都是我想牢牢守护的记忆。
“过去这几年里，我一直都在观察你，”他说，“你要是想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一定全都告诉你。我是这么想的：你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受过哈佛教育、随和版的切·格瓦拉[3]。但你那些穿蓝色牛仔裤的士兵却已经返回商学院。他们早已满脑子的工资和抵押贷款，哪儿还有革命的影子……我想，我是你父亲，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刚刚对你说的这番话，希望你能好好想一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职位会‘逼死你’。如果你真的接受了它，我不认为你真能过上太平日子。”
我对父亲说，我不想抛弃像斯蒂芬这样的孩子，也不想离开众多我已熟悉的城市贫民区的孩子。这就好比能触及那些更有特权、更有优势之人良心边缘的社会范例，实在太多太多。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都取决于我见过的那些不公平现象。当然，我写过与斯蒂芬、他的同学和生活在他那个社区里的其他人，但我也在黑人社区居住过，并为那些家庭服务过。我想，在那里观察到的视角更利于我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在一个富裕的社区教书、生活，将是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已经说过，我相信其他拥有类似经历的人可以跨越贫富这两个极端优雅转身，既不会觉得有悖自己的忠诚，也不会感到任何情感上的缺失。但我没法保证自己也能完成这种跨越；或者说，我甚至无法确定，这对我来说是否是个值得一试的好点子。[6]
我自己的信念依然未变。我投身民权运动，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觉得要是退出竞争行列，我或许就逃避掉了当时我们那辈人应该承担的某种义务。从教育孩子中得到的直观体验，以及眼看着他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贫困，都加深了我这种感觉。因此，迅速变化的思想环境和左翼团体的分裂，几乎没对我正在从事的工作或写作的书产生任何影响。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我在大学遇到的很多学生，都在迅速失去积极的心态，而部分原因是没有更多能继续维持和调动其理想主义精神的运动。他们似乎找不到能对其信念有用的具体措施。紧迫感和热情的丧失，势必会让他们勇于拼搏的劲头大减。
幸运的是，父亲十分推崇的一位社会评论家兼心理医生——罗伯特·科尔斯——在纽约《时代周刊》上替这本书写了篇非常棒的评论。父亲告诉我，这让他“备感欣慰”。第二年春天，我荣获国家图书奖后，他带我去哈佛俱乐部共进晚餐。在那场只有我们父子的晚餐上，他不仅说“总而言之”，他“非常高兴”，甚至还做出让步，说：如今他终于相信，对我当初想当老师的做法持保留意见，是个错误的决定。
[5] 我在《夭折》（Death at an Early Age）（纽约：双日出版社，1985年）一书中，描写了这个孩子和班里的其他孩子。
“不要接受这个职位！”他说，“它不适合你。你说起那些在学术圈谋求职位的朋友时，我就趁机想了想这个问题。”
“哈里，在你这个年纪，”回家后，她在给他的一封信（他们经常在厨房里给彼此留信，把写好的信靠在咖啡壶上）里这样写道，“还关注那种女人，简直应该感到羞愧。”
他推测，这类行为中，侵略者的行为似乎有一种幽灵般的自我牺牲特质。接着，他通过假设这种情况或许有时会带来某种“自我标榜”或“神学维度”的特质，来详细阐述了这种“自我牺牲特质”。
此刻，他告诉我，他很后悔自己当时草率的回应。他说，我向他描述的这份邀请颇有几分“谄媚之意”，所以他可以理解为何我一开始会被它吸引。但他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说发现我深思熟虑后的想法，才更像是他儿子会有的想法。
[7] 主治医生为其确诊的事发生在1996年2月。值得注意的是，直到4月25日父亲都还给我写信，说希望能再带母亲去一次欧洲；6周后，他便住进了疗养院。
我不知道父亲是否能猜到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但我知道，这件事和之后数年里其他类似的经历，让我对父亲产生了一种崇敬感，使我在进入少年，乃至大学时，比其他孩子更渴望得到他的认可。但我很快便发现，要得到他的赞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焦虑真是太可怕了。”10月，他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写道。
当他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这个被他视为一时冲动的临时决定，竟成为我最终选定的事业时，他才开始重新考虑是否还要继续反对我。又过了几年后，当他发现对我来说，这个选择不仅并非临时性的，还将我引回写作之路，并最终出版了一本书时（书中写的是我正在教的那些孩子们；他非常喜欢那本书），他似乎才终于不那么担心我了。
从那时候起，我们之前的权势平衡开始出现变化。他开始偶尔询问我的意见；写文章时，即便他拿给我看的东西依然十分老练（我觉得，其中某些甚至还极具原创性），但他若觉得某处拿不定主意，还是会望向我，寻求保证。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和一名知识分子，他也像其他那些进入晚年后的人一样，往往并不想简单地重构已经写过的论点或过去已经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他写的某些文章中，不仅毋庸置疑地体现出了他思想方面的进步，也体现出他有足够的胆量，说出某个自他写作以来最具煽动性的新观点。
他站在一扇窗前，边深深地抽着烟斗，边凝望着河对岸剑桥这边大学城的天际线。他喜欢那些昂贵的混合烟丝腾起的袅袅烟雾。此刻，这些烟雾不断升腾，已经将他笼罩了起来。他停顿了片刻，才又开口道：“我想，我从没有就这件事跟你说这么多话。但我非常高兴，你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如今，冒了这么多险之后，我不想看到你踏上回头路。我希望，你能继续前行。”
大三时，我开始了追随在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身边学习的两年时光。我很感谢麦克利什。我拙劣地以“小说”的形式，写了篇讲述一个雄心勃勃的父亲如何对自己儿子期望过高的故事。看过这篇习作后，麦克利什对我说，我应该“放轻松”，允许自己在大学时找点儿乐子。从那以后，我才开始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再受父亲压力的影响。我们班有两名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学生，发现我对其中一名学生着了迷后，麦克利什甚至还鼓励我勇敢去追。
他的意见让我无比震惊。但他那句“时代已经变了”却让我心存恐惧，担心他或许比我更了解市场前景。这大大动摇了我的信心，让我不由得开始担心，自己已经出版的那些书会不会就此退出市场，沦为仓库里的滞销品。
或许，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依然有他陪伴的这种感觉会渐渐消散（它的确很可能消散），但父亲和我那慈祥的母亲留给我的某些东西，一定会永远陪着我。即便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他们人生中那些鲜活的细节，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模糊，但我相信，父母留给我们的某些祝福，不会因为死亡而结束。
父亲说，我们之前那次谈话后，他就跟母亲提起了我忧心出版和可能回到学术圈的事。此外，他还说如果我愿意，应该跟她也谈谈这些事，然后我就会发现，母亲的意见跟他是一致的。
此时此刻，便是我最感激父亲的时刻之一。他耐心地听完我的讲述，但最终说出来的话却让我大吃一惊。
然而，我还是忘不了我第一次冒险进入罗克斯伯里时，他那抹冷酷又不祥的眼神。尽管他忍着没对我说，只是告诉我母亲，他担心我会“忍受不了”，后悔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一年，几乎每次谈话，我都能从他声音里听出那种警告之意，并让我挥之不去。
“反社会的暴力行为，”他这样开头道，“经常涉及一种会模糊自我与他人、侵略者与受害者界限的鉴别特征。”
我站在门边穿外套时，他又用往日那种威严十足的声音对我说了句：“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接着，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顺便说一句，如果可以的话，换掉那名助手吧。听起来，他并不像你的朋友。”
“这个老机构需要一些变革，”他说，“老实说，我觉得您或许可以帮助我……”
和他之前给我看的那篇文章一样，他再次区分了这种行为与某些暴力行为。（从某些角度来看，这些暴力行为或许会被视为在遭受到压力的情况下，人类会有的理性反应。）与此同时，他也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么说并非纵容恐怖主义活动。他承认了一个微妙的事实：恐怖行为不能总是被视为病理学上的行为（比如，他举了“美国奴隶叛乱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尽管这种观点几乎总是会遭到人们愤怒的抗议，历史学家们还是常常将其视为勇敢的英雄行为。
[2] 我已经不记得毕业典礼上，“第一司礼官”需要在哪些环节引领队伍。如今，据哈佛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秘书称，“第一司礼官”只会在毕业典礼前几天的文学活动上引领队伍。
他们返回波士顿6个月后，父亲拉我坐下，开始了那场他已经用录音机录下的对话。那场对话中，他向我描述了自己刚刚遭遇的“感觉思维被截断”（即“意识受到干扰”）的经历，以及可能的成因。又过了18个月，他才接受了自己以前那名学生的诊治，最终确诊病情。
他说，我公开质疑该组织和其他类似组织后，他才终于放下心来。但我觉得，尽管如此，他依旧忧心忡忡。他虽然不担心我被卷入什么极具破坏性或不理性的活动，却担心我的文章煽动性太强。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会导致我被边缘化，结果不仅有损我潜在的影响力，还可能危及我靠作家这一职业谋生的能力。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这场邀请他出席的集会，显然已经让他陷入混乱的自我怀疑情绪中。他知道，很多欧洲同行也会出席会议。一读完他的这封来信，我立刻拨通电话，问他是否可以把演讲稿复印一份给我看看。听到他说要是我俩能坐下来一起通读一遍，或许能让他有所启发时，我立刻驱车直奔波士顿。我抵达之时，他已经准备好演讲稿了。
父亲寄托在我身上的雄心壮志虽然消减了几分，但这种消减也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大四时，我获得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我一直坚信，我之所以能被选中，都要仰赖麦克利什有力而慷慨的支持。）结果，牛津大学的课程设置让我觉得很无聊。分派给我的那名导师告诉我，她不允许学生将精力集中在现代英国作家身上，更是让我大失所望。因为如此一来，我想写关于还在世的诗人威斯坦·休·奥登和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论文的愿望，无疑就落空了。然后，无论本科生圈子，还是研究生圈子，阶级意识都比在哈佛大学强烈得多。逐渐体会到的这种感觉，也让我极不舒服。
会后，他和母亲延长了行期。在两人这最后一次的共同旅行中，他们从佛罗伦萨一路玩到阿西西。接着，为了庆祝母亲的生日（当月5号，是母亲88岁生日），他们还特地去了从未去过的威尼斯，与父亲一位来自多伦多的同僚，以及两人在罗马邂逅的一名年轻意大利医生共度了好几天。
[1] 据哈佛大学档案馆称，这项传统从19世纪初期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时候才结束。
我遵循了他的建议。几周后，我给一位更优秀，也更值得尊敬的出版经纪人打去电话。从那以后，这个名叫林恩·内斯比特的人便一直都是我的经纪人。一个月后，她为我正在构思的那本书寄来一份合同。该书于1985年正式出版后，吸引了一大批读者。我想，这本书应该有助于提高人们对那些只受过低等教育，或因没受过教育，所以不具备阅读能力的人的关注。此外，该书也给我带来了足以维持两年生活的收益。之后，我再次安下心来，继续写作更多的书。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素材当然是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学校生活。
对于我的同龄人，他给出的是鼓励，告诉他们不要害怕中断学业、尽可能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四处看一看。他捍卫他们渴望独立的需求，毫不畏惧可能引起的后果，正如他对我之前提到的那位病人所做的一样。然而，无论那些人会如何，他的这套做法显然都并不适用于自己的儿子。在一封表示反驳的回信中，我提到了他当年放弃哈佛法学院，给自己时间徘徊，寻找未来方向的事。而且，他不仅在成为医生前做过类似决定，成为医生后也依然如此。他在回信中说，我用他之前的经历表示反抗虽然“很有趣”，但并不能“让他买账”。
然而，即便两人在威尼斯的那会儿，父亲在与陌生人交朋友时一贯的优雅和机智，似乎还是在一次晚宴上引起邻座一位迷人女士的关注。我想，那位女士肯定被他折服了，而我母亲则似乎觉得，她虽然对他感兴趣，但他对她的回应却殷勤得过了头。
另一方面，因为已经见过那些我或许会在其中任教的班级，我对父亲说，在未来20年的教学生涯中，都教那些幸运的年轻人，而非前些年我教过的那些本无缘教育的孩子们，并不会让我觉得非常舒服。
“你描述的这个好职位，很可能成为你的阻碍。你放弃罗德奖学金、决定离开牛津时，你身上的某样东西就已经在抵制这种生活。你知道，我当时非常不满你这么做。我简直想立刻飞过去把你拽回学校，却被你母亲拦下了。我认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说，就算你知道，我也不认为你能承受住那个结果。但我错了……”
那时候，我把稿子放到一边，开始继续我大部分职业生涯中所做的那些事：拜访公立学校、采访教师、在大学做演讲和写关于城市贫民区孩子们的作品。我用这种忙碌的生活慢慢消除内心的悲伤。很久之后，我才做好准备，再次翻开这部手稿。
父亲犹豫了片刻，思考该如何回应。他紧扣双手，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我跟他提起曾在罗克斯伯里教过的一名男孩。我想，他应该还记得那个极其不幸的孩子。他叫斯蒂芬，不仅常在课堂上自言自语，还得定期接受竹鞭的鞭笞。[5]1965年，在城中的“黑人学校”，人们依然接受用浸过醋的竹鞭打孩子这种惩罚方式。进入青春期后，他成了一个满腔愤懑、充满报复心理的少年。他因犯下一桩残暴罪行而锒铛入狱时，我父亲曾为了他做过一番努力。
不过，我依然努力学习。大三的春季学期，我便提前一年成为班里加入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8名代表之一。指引我们加入学会的一次晚宴上，按要求我们得选出一名代表，在一年后的毕业典礼上担任我们班的“第一司礼官”[2]。我有个叫贾里德·戴蒙德的朋友当时就坐在我旁边。我们从中学起就是朋友。我觉得，贾里德是我迄今为止认识的男孩中最聪明的一个。他个性谦逊、讨人喜欢，还很有幽默感。我认为，这个代表应该由他来当。
“我也非常肯定，你会发现，你的读者依然都在——也许现在分散了，也许他们已经变得非常沉默，也许出于某种原因，他们藏进了某些夹缝里……但我相信，他们依然都在。”
从我早期对父亲影响别人生活的观察来看，我肯定他对我思想状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我记得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带我去麻省总医院旁观他的同事为他的一名病人做神经外科手术。我记得，当时我就跟他站在作业区上方某个类似阳台的地方，那名医生一边替病人切除脑瘤，一边跟我父亲交流。
埋葬父亲那天，那种我们依然在路上的感觉并没有立刻消失。对任何人来说，一段同行72年的经历都不算短了。寒冷的11月夜晚，我每每陷入沉思、担心工作中的某些问题或可能出现的个人失误时，我都会到家周围的乡间小路上散散步。此时此刻，我喜欢想象他还拄着那根老拐杖陪在我身边，就他人生活中无法预料之事，以及意想不到的纠葛转折，发表一些有趣的评论。
如今，我才发现，如此短的一封信，他却在信封上多贴了一倍的邮票。而且，我的地址是用加粗的大写字母写的，街道名和邮编下还用很粗的黑色记号笔打上了下画线。
即便里根先生仍执掌白宫，他还是继续说道：“肯定会有很多人，反对他那种肤浅和卑鄙的政策。他当选总统时，美国每个体面而有良知的人都还活着。”
[3] 阿根廷裔古巴马克思主义革命领导人，曾是卡斯特罗的战斗伙伴。被西方媒体誉为“红色罗宾汉”。——译者注
“时代已经变了。对这类书感兴趣的读者正在迅速消失。我要是你，就往前看，努力想点儿新东西出来。”
例如，大一下学期，哈佛大学按成绩为所有学生排名。[1]我的室友在班里名列前茅；我的成绩虽然也不错，排名还是要比他低一些。父亲对此做出的评价或许在其他人看来不过一句玩笑话，我却不那么认为。事实上，我很努力地想要忘记那句话，因为我从中明确地感受到了他的失望。和很多哈佛学生一样，我在中学时也是班上的第一名。父亲希望进入大学后，我也能继续保持这个势头。他责骂过很多对孩子抱有不切实际和不健康期望的家长，却无法控制打着为我好的旗号，强迫我勇于竞争，这一点着实令人费解。
我也邀请了父亲来参加这个晚宴。看到我提名贾里德后，他显得非常失望。我已经忘了最终当选“第一司礼官”的是贾里德，还是团队中的其他人，但我清楚地记得，父亲非常不高兴。晚宴后，我送他到车边时，他对我说：“无论如何，要是当选的人是你，我会感到很骄傲的。”我记得，当时我就陪他站在奥本山大街的一个拐角处。那离哈佛广场只有一个街区。他打开车门时，依旧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看着他开车离开，我真后悔邀请他前来。
麦克利什虽然帮助我取得了前往牛津的奖学金，但听说我决定放弃在那儿的学业后，并没有丝毫不悦；相反，父亲却说我“大错特错”。他写了几封十分可怕的警告信，说他希望我能立刻返回英国，在“发现一切都太晚之前”，靠奖学金继续学业。
读完演讲稿后，我立刻告诉父亲，觉得他写得非常棒。我说，就算只是提提“幽灵般的自我牺牲特质”，罗马的那些与会者们肯定也会大感兴趣。应他的要求，我标出了一些重复的地方，在三四个地方加了些过渡语，并建议他重新调整了某些段落的顺序。
我从2008年9月（即父亲去世后一个月）开始撰写这部回忆录，整整写了两个季度，直到2009年夏天才正式完稿。
1983年的某天，我跟我的文稿经纪人提起一个写作方案，并向其描述了我开始写作的这本书。该书围绕我在贫困社区见过的那些成年人展开。他们大多是文盲，无法在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或进入公立学校前为他们提供学前教育。于是，我开始跟某些文化团体合作，并撰写了一份类似作战计划的预备文案，打算在此基础上开创一系列能同时教育这些家长及其子女的项目。后来，该计划被加利福尼亚州图书馆系统吸纳。因此，我计划写作的这本书将以这项事业为基础，但其间的阐述会深入很多。[4]
我想，他知道我过去收到过学术圈的邀请，却随随便便就将其回绝了。不过，我们那次谈话后不久，我又收到一份真有几分吸引我的邀请。那是新英格兰某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发来的，该职位涉及的学科领域跨越了单一部门的界限，介于“社会伦理学”和“社会公正”之间。收到邀请后不久，我去那儿做了一次讲座。突如其来的轻松感让我觉得，要是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他说不定会很高兴。于是，我径直驱车去了波士顿，与他分享这个好消息。
两年后，他的主治医生（也是跟他有30多年交情的好友）写信给他的律师：“因为高龄和丧失精神上的行为能力，哈里已经无法处理他自己的各项事务。”[7]那年6月，父亲出了那场事故后便住进了疗养院。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天平也发生了倾斜。以前，父亲用他的能力、判断力和威信，帮助我度过职业生涯中某些最不稳定的时期；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却变成我用自己的能力和判断力来保护他。如今，我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他本来是坐在办公桌前的，此刻却跨过房间，从用餐区的餐具柜里拿来一个烟灰缸。我想，我应该提过，父亲喜欢抽烟斗。餐具柜旁边有个带皮套的烟盒保湿器。他装好烟斗，将它点了起来。
文章继续写道：无论在美国，还是别的地方，“尽管抗议者们或许会被某些机构视为危险分子”，他仍不会将危险犯罪行为等同于“当代社会的规劝模式”。提到那些“对彼此充满同情和怜悯之心，其行为动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无私的人”，父亲总是满怀敬意；与此相反的动机，则是一种“自私自利”、源自人格失常下病态怒气的行事动机。阅读这篇文章，看到他如此动情地说起“有原则的抵抗”，真是令我感触颇深。对我来说，这篇文章并非对其早年信念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大胆修正。
事实上，我俩之间的紧张气氛，并非每次都如我暗示的那般微小或容易消散。我们也存在分歧——大部分都跟我的职业生涯有关——在某些场合，这种分歧几乎还会转化为对抗。每当此时，他那一向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架势，都能多多少少把我打压下去。
接下来的一两年里，父亲发现，周遭环境的变化不仅让我产生了“些许不安”，还令我无法，或不愿再适应这些政治现实。我想，他终于决定是时候点醒我了。于是，一天晚上，我俩坐下后，他立刻直奔主题。
“我不是个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学者，”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你我的情况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我认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承担什么样的风险。”
自我俯身在父亲床前，将耳朵贴到他胸口，听他临终前最后的呼吸那晚，已经过去快7年了。但即便现在，我也觉得为了记住他这个人，我有义务回顾他那有时动荡不安，又无比复杂的一生。而且，回忆结束后，我依然满脑子都是昔日的记忆。
他说，我的决定让他“相当烦恼”。
然而，抵达公寓开始向父亲讲述此事时，我却矛盾起来。一方面，这个邀请是个很擅长社交的男人发出的。我知道，他并不期待，也不想让我放弃自己的信念。因此，乍看之下，那样的社会氛围或许正是我需要的工作环境。
如今，再读这个关于我父母的故事，并在他们去世后以我的这种方式缅怀他们，我并没有太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但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可以再补充几件重要的事。
而且他还说，无论我的助手说了什么，他都相信，肯定还有很多出版商会对我计划中的这本书感兴趣。
父亲给我那条建议后不到7年的时间，他便开始在谈话中忘事、记不起他试图描述的人或地点的名字。不久之后，他替我母亲和他自己做决定时的那种自信感也明显开始减弱。
给我看过那篇文章约一星期后，父亲又给我寄来一份影印文件。那是18世纪某位意大利哲学家写的一篇文章，上面还有一则伏尔泰写的名为《犯罪与刑罚》的评论。这是他在医学院著名的康特威图书馆里找到的文章。他努力构思自己的写作时，经常在里面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他说，这篇文章虽然跟他正在构思的东西无关，他却觉得，我或许会对其中的某段话感兴趣。
此时此刻，我很多看透了政治动向的左派朋友都开始想方设法保住自己在学术圈，尤其是大学里的进步地位。我跟父亲谈起此事时，他的第一反应竟是：我要是也能这么想，“或许并非坏事”。
[6] 现在回头来看，我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觉得一旦做出进入学术圈的决定、一旦跨越那条社会阶级的界限，就会失去某些自己珍视的东西。数百名做出类似决定的活动家依然在忠诚地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及其父母谋福利，甚至成为更有效力的倡导者。因为，他们已经拥有的学者身份或许能让他们显得更加可靠。我想，归根结底，应该是某种生理和情感上的优势让我最终止步不前。我在城里的同一个社区，继续生活了将近18年。
父亲和那名医生用微型麦克风交流（我们站的地方与手术台隔着一道玻璃墙）。父亲提供给那名医生的判断和指导，似乎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病人是否能完好无损地挺过整台手术。我想，这一过程不仅让我如所有小孩那样，觉得神经外科这个领域充满魅力，更给我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让我为父亲的直觉、那名病人的脑电波，还有我们下方那些戴着白手套、行动起来谨慎又果断的手指惊叹不已。我想，应该只有上帝一般的人，才能拥有这种力量。
“我们并不认为你需要追求安慰。我们认为，未来几年你一样会过得很好。”
在格里提宫——两人于威尼斯入住的酒店，父亲用信纸给母亲写下了充满柔情的爱语。我想，他们在意大利多待的那几周，算是父亲晚年就他们多年婚姻生活中，多次让母亲忧心难过而努力做出的补偿。
然而，他发现该计划主要是在内城贫民区展开，所以认为我的写作也将继续探讨种族，以及社会体系不公平性带来的影响。因此，他认为出版商对此不会有太大兴趣。
我趁寒假去了趟巴黎，在那遇到几位较年长的作家。于是，我决定留在那里。当时，威廉·斯蒂伦和他的朋友——同为小说家的詹姆斯·琼斯——也在巴黎。我把自己的作品给这几位新导师看，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将其中的一则故事卖给了一家欧洲杂志。此类微薄的收入和我那年秋天出版的一本少年读物的版税收入，勉强让我养活了自己。
[4] 我这本关于成年文盲及其孩子的书名为《目不识丁的美国人》（Illiterate America）（纽约：双日出版社出版，1985年）。
然而，仅仅第二年，我便被迫发现，父亲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例如，我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会让他感激涕零。我开始尽力调和他与母亲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也竭尽所能帮助他整理各类笔记和文章。我发现他的办公桌上堆了很多未写完的文章，便建议他用回形针按主题将其分类。这样即使第二天一早继续写作，他也不会觉得不知所措。
那段话是这样写的：“最终，预防犯罪最可靠的方法，是完善教育系统。但这是……一个目标。要是容我大胆宣布，这是个与政府本质联系密切的目标，并将一直保持空白……”父亲说：“我觉得，你或许想在你的某场讲座上引用这段话。”他把那句“并将一直保持空白”圈了出来。我们之间这种令人愉快的互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