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休因法官曾是一个目录癖的受害人（一个愉快的受害人），前后持续了四十年。他曾声称，如果把那段时间寄给他而又被他阅读过的所有目录聚拢成堆，那将比派克峰【西布伦·蒙哥马利·派克（1779-1813），美国军官和探险家。因征服从阿肯色河到洛矶山的地区而闻名。派克峰就是为纪念他而命名。】还要高大，而且要比派克峰有趣一千倍。鄙人也曾是个著名的目录读者，而且我可以证明，这一癖好曾以非同寻常的妄念攫住了我，其中最明显的是，它使我从心底里产生这样一种确信：一本书，只要我在一份目录上瞥见它的标题，并用铅笔在上面打个“×”，它实际上相当于就是我的了。
“经过询问，我得知，N.M.（我这样称呼这位此种幻觉的受害者）经常阅读并标注书商的目录。进一步的研究发现，N.M.的叔祖（母亲这一支）曾经发明了一种不会飞的飞行器，而他的一位表兄，是一种标题为《十六比一，或穷人必读》的小册子的作者。
名单呢，我不能告诉你，但对此我心知肚明。似乎只要算是地球表面上的一个爱书人，我不操心他的住处可能会有多么遥远、多么隐秘，这些商人很快就会把他找出来，用他们那些赏心悦目的诱惑物将他淹没。
“我很乐意简要地说明一下，”医生回答说，“你必须首先知道，每个健全人都拥有两副肠子，身体的肠子和智力的肠子，大脑即是后者。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希腊名医，被称为医学之父。传统上认为他是《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作者。】（自他之后，医学科学的长进实在不怎么样，甚至超不过色诺芬两个斯塔德，或五个巴拉尚【斯塔德为古希腊采用的长度单位，约为185米。巴拉尚为古波斯的一种长度单位，约为5.6公里。】）——希波克拉底，我接着说吧，发现大脑所遭受的疾病与另外次一等的肠子所可能遭受的极为相同。
梅休因法官告诉我，在他作为一个书痴的漫长而活跃的生涯中，他所经历过的一种最令人愉快的妄念，是目录癖所产生的。本人姑且认为在我的读者当中有许多门外汉（这样我好通过布道来救度这些蛮子），为了增广他们的见闻，我很乐意向他们解释一下书目癖。所谓“书目癖”，是那些被确诊的书痴很可能会沉湎于其中的这么一种癖好。它是许多出版商和贩书人的一个习惯做法，定期公布和散发他们的货品清单，希望藉此勾引读者为他们贩卖的货色掏腰包。
正对着这个条目出现了一个叉，是我的笔迹，一望便知：这正是我丢失已久的希利尔！我曾经打算买它并作了标记。但是，带着这样的决心并用铅笔打叉之后，这桩交易也就结束了。只不过，下决心买它就已经使我心满意足了，其效果跟真的买下了它并无不同。我认为——是的，我可以发誓——我已经买下了它，仅仅是因为我打算去买它。
我曾经说过，在书商们中间存在一个秘密联盟，他们藉此交换信任。所以，当一个新的消费者走进一家书店，位于福勒姆大道，或者是牛津街，或者是巴黎的沿岸码头，或者诸如此类的地方（只要他寻访的目标是一本书就行），要不了一个月，此人的大名和住址就会被报告并登记到了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每一个书商的通讯录中。很快，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出版商和贩书人的书目、价格清单和公告，就会永远源源不断地通过准确无误的邮程掷向他。
“‘夫人，’我说，‘对我而言已经很清楚了，你丈夫患的是书目癖。’
“至此，这个可怜的女人进入歇斯底里的状态，悲叹自己竟活着看见她心爱的人成为这种怪病的受害者，这种病是如此严重以至于要用一个希腊名。当她平静下来之后，我向她解释，这种疾病并不致命，而且很容易治好。”
“G·希利尔：《查理一世从卡里斯布鲁克城堡逃亡记》；开本：八开，1852，布面，3/6。”
这些狡猾的生意人是通过什么手段来得到他们预期受害人的
“什么，坦白地说，”梅休因法官问道，“真的是书目癖么？”
“我常常碰到这样特征的病例，”奥雷尔医生说，“这种幻觉是被病理学家公认为很特殊的那种，效果最快的治愈方法是催眠术。就在去年，一位漂亮而优雅的女士愁眉苦脸地找到我。她眼泪汪汪地向我吐露：她的丈夫正处于精神错乱的边缘。她的陈述大意是这样的：那个不幸的家伙相信自己有一批为数甚巨的藏书，事实情况是，他藏书的数量顶多不过三百册左右。
在我们接下来的一次会晤中，我把此事对梅休因讲了。“这种经历亦并非绝无仅有，”法官说，“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可以说这是我的一种积习：在我读到的书目上对某些条目作出标记，然后，我就心满意足地走开了，确信那些书真的就是自己的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梅休因法官及奥雷尔医生正在讨论查理一世努力逃出卡里斯布鲁克城堡的事。这时，一个分歧点产生了，我说：“先生们，我愿意参阅希利尔的《逃亡记》，而且我毫不怀疑本人的观点将得到这本权威著作的支持。”
然而，引用希利尔信手拈来，要找到他却困难许多。我在自己的藏书里搜索了三天，这种过度热心的结果是：我的藏书被翻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一切都是徒劳，我一心想要找到的这本书还是无踪无影。我最后想到，必定是把这本书借给某个人了，接下来，我又确信它是被偷了。
关于这本遗失的书，我再也没得到它的任何音信。而且，我几乎忘了这次事件，直到一天晚上（那是我和伙计们发生争论的整整两年之后），在我的橡木柜子的一个抽屉里，我偶然发现了一份1871年5月的萨斯兰书目。纯粹是鬼使神差，我打开了它，就好像幸运之神要关照它一样，我打开的那一页正好出现了下面这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