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编文选的过程中，除了“愧赧对旧作”之外，也有聊以自慰的一面。我想不到还能在临近终点时有几年的时间在学术跑道上作出最后的冲刺。我猜不透老天的用意，但必须老实说，这机会是得之意外的。
社会学在中国是1952年中断的，到1979年才重建。我是在1957年被打入另册，到1980年才正式“改正”，重被别人作为正常的人对待。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时代的急流里抬不起头来。更可怕的是失去了精神支柱，对自己矢志要在这一生中追求的目标从模糊直到幻灭。“士不可以夺志”，而我的志被夺走了。从四面八方来的，年复一年对我过去所写的文章的批判，使我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起初不得不“向人民伏罪”，随后也确是觉得“毒草害人，罪该万死”，甚至也学会了用别人批判我的词汇和逻辑去批判别人。哀莫大于心死。这场“触及灵魂的革命”真的挫伤了一个个人的心。似梦如魔地过了不明不白的二十年，如果不是在历史上发生了“拨乱反正”这一大转折，我一定会像我许多老师和朋友一样在莫明其妙或全盘否定了自己的心情中离开这个世界。我怎么会活着过来的呢？自己也说不明白。我厌恶我自己这二十多年的生活和言行，除了在梦里，还常常来干扰我，我再也不愿回想这段情节了。我想把这一切推出记忆的领域之外。说我懦怯无能也好，说我宽容大量也好，事实上我连电视屏幕上的悲剧都看不下去。看来是创伤难愈，余悸犹存。
1987年6月24日
文章千古事，并非虚语。一个人的思想一旦写下，通过文字的媒介，送入了别人的头脑，也就成了社会事实，发生社会影响，因而有功罪可论。自编文选，总是希望给后人留下一些美好的印象。这就带出了自我评估之意，真难为了我。
说这是个伟大的时代是不错的。我们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像这几十年那样激烈的变动。重大的社会改革理应在思想领域里引起相应的激荡，孕育一代文章。“一介书生逢盛世”，我多少自觉到不应辜负这个时代。但是主观努力总是抵不过严峻的客观条件，以致到这时候还是不得不自己承认，“分数不高”。
我对自己的作品估价是不高的。1982年答复为我写传的阿古什先生的信里曾说：“长得不那么好看的人，不大愿意常常照镜子。”对他给我勾画的形象作了如下的自宥：“我这一生所处的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对每个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又给人很苛刻的条件，像一个严格的老师在考验一个学生。我到目前为止，取得的分数是不高的。当然我还有不太多的时间，可以争取再增加几分。”说了这话又是五年，究竟增加了几分也很难说。真是“笑我此生多短促，白发垂年犹栖栖”。
无论如何，二十多年的阴影我是把它埋在心底里了。在这本文选里，读者可以看到我最后几年冲刺的面貌。人的心理原本是复杂的，多面的，矛盾的。在这段时间里有一点看来占了上风，那就是我下定决心，要用最后的十年追回失去的二十年。日子是过得有点紧张，但我不能再辜负生命的最后一段了。人称晚节，我叫它最后的机会，是表白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的最后机会，是回偿一生得之于亲人，得之于社会的最后机会。我的确自觉地深深爱惜这得之匪易的机会，难是难在挥之即去的学术工作却不能呼之即来。我心里希望还能在这几年里多得几分，事实上怎样就很难说了。在人家眼里我是已快活到尽头的人了，是自编文选的时候了。“芳草茵茵年年绿，往事重重阵阵烟。皓首低徊有所思，纸尽才疏诗半篇。”
要理解一个人思想的来龙去脉，必须有个全局观点，要在这个人的全部著作中去寻找。而我这本《社会学文选》却不仅只是从过去已发表的文章中挑出来的一部分，而且人为地加上了一个《社会学》的框框。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约定出版这本《文选》之前，民族出版社已先人一步，编定了一本我的《民族研究文集》。我所进行的民族研究和在边区开发这个课题下所写的文章，按我的学科分类也应当属于社会学的范围。这一部分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学的文章既然抽了出去，就不能再在这本《文选》里占用篇幅了。这是应当在这里声明的。
这本《文选》内容的排列没有完全按文章发表的前后，而是分题处理。先交代清楚我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看法和这门学科在中国的遭遇，其次是提出我在四十年代前期对于农村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认识，然后进入我以江村为主的农村调查，接着从农村调查基础上伸引出小城镇调查。我另一个超出农村调查范围的研究课题是知识分子问题。以上三部分都用1984年我在中国民主同盟开办的暑期多学科讲座所讲的《社会调查自白》中有关章节作为引导。最后一部分是我在几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有关家庭问题的讲话。
天津人民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社会学文选》，并建议由我自选。趁我头脑尚清醒时，让我自己看看过去所发表的文章里有哪些值得重印，并留给后人阅读。这是说，在旁人看来，我的学术生涯已接近尾声了。
我一生的学历已附入这本选集，毋须在这里多说。但是便于读者理解我个人学术上发展的经过，不妨让我自己勾画出一个轮廓：我的行文格调二十年代末已经形成，为学方法三十年代中期已经奠定，基本概念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前期大体建立。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五十年代早期是“学习适应新社会”的时期，看来没有学好，从后期起到七十年代末只能说是个可悲的空白。八十年代重新投入学术工作，写作上出现了第二个丰收期，在行文格调、为学方法、基本概念上则只能说是得到了继续和展开，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但是通过这几年的工作，由于坚持理论不脱离实际，有些论点在历史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有些论点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总的说来，可以说是进入了实用阶段，因而它的价值也容易得到由实践检验的机会，为社会所接受，使自己有所自慰。如果天假以年，我还能活到九十年代，有一段写“余笔”的时间，通过多读些别人的著作，细嚼此生的经历，是否还能突破早年的格局，那就得由后人去评论了。
为自己作估价不可能很客观。我从别人对我的评论中常体会到他们总带着一些原谅我的口气：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做到这个程度是不太容易的。那不是对作品实有价值作出的评语，其实只是说这个人应当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但是并没有，原因则推给了客观条件。我固然可以用以安慰自己，但是天下哪有一个杰出的作家不是从重重困难的条件里挣扎出来的？“文章憎命达”，说出了历史的真实。我不够格。
说实话，我过去没有想到会活到这年纪的。三十年代我应该死而没有死，四十年代人要我死而没有死，六十年代我想死而没有死。每次没有死都是出于偶然的机遇。多次出死入生，对自己个人的荣辱看得不那么认真了，但是想到身后的事却还不能无动于衷。
伟大的时代必然会出现伟大的作品，也许正是因为激烈的社会变革为生长在其时的人，提供了平时难于发生的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生活实际，成了一切思想领域里的杰出作品的宝贵泉源。激烈的社会变革同时也一定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坎坷不平的实际生活。像在急湍中游泳，一路淘汰着顶不住漩涡的人。如果对这些人说，只要水流里没有漩涡，你是能游到终点的，那有什么意思呢！
论我得之于社会的投入，应当说是优裕的。像我一样“受过当时正规教育全部过程”的人，在我同辈的青年中屈指可数，比我年轻的几代人更不用说了。我依靠家庭的支持完成了大学的教育，这笔费用全部是由我母亲从我父亲为数不多的工资里节约出来的。我出国留学是国家公费，实际上是取之于退回的庚子赔款，是人民的血汗。这样的投入跟我其后交给社会的产出看来很不相称。我总是有一种自责的心情，“应当做得更好一些”。
我一向不主张用学科的框架来限制自己向实际的探索。我认定我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这个目标固然具体，但中国之大，历史之久，如何下手呢？我相信科学研究必须有可靠的资料为根据，最可靠的资料是出自自己的观察，所以一开始就着重实地调查。研究社会，就得观察人的生活。到哪里去观察呢？我认为应当从基层入手。在中国就是到由许多家庭组成的农村里去全面观察农民的生活，要正确地认识中国，必须首先认识占人口80%的农民。这种看法奠定了我以农民为基本对象和以社会调查为基本方法的研究方向。当然，只看到农民，还是不能全面了解中国社会的，但认识全局只有从局部开始。我在前期只调查了农村，到八十年代上升到小城镇，还没有跨出农民的大范围，所以离开了解中国社会的全貌还远。一代不成则继以二代、三代，这样去做研究工作看来比较扎实些。
我历来发表在各种报纸和刊物的作品包括不进学术文章范围的还有不少。我从十四岁起就喜好写作，第一篇得到发表机会的是《少年》杂志1924年第一期《少年文艺》栏里的《秀才先生的恶作剧》。从此我的写作并没有长期间断过，就是在那可憎的二十年里，我还是经常要写“交代”，写“思想汇报”，写批判别人的大字报。实在不能写作时，我就翻译，没有搁过笔。用传统的话来说是作了一生的孽。作孽是欠债，今生偿不了，来生还要清算。这次自编选集，我把旧账翻阅了一遍。编完了之后，似乎卸下了一些包袱，有一种轻松之感。让我引用《江村经济》自题诗里的一联“毁誉在人口，沉浮意自扬”，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