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之差，在学龄上可以是同辈，也可以是前辈或“师友”之间。我和无忌虽然都和清华有关，广义说是校友，但没有同过学，而且也没有在同一年同过校。他是1925年进清华园的，入留美预备学校，1927年留美。我是1933年进清华研究院（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他离园我入园，相距6年，在清华我们碰不上头。因此他在《话旧》中提到的许多清华人，大多是我的老师一辈。他的二舅父郑洞荪先生是我很喜爱的前辈。由于同乡，我有名目可以去找他，他对我也常另眼相待，凡有所请，无不立允。无忌的表弟郑重，是我在校时相熟的同学，但已久不往来了。
“农庄田地”也是我在伦敦时常去的地方，但我又后于无忌的脚迹5年之久。我在伦敦搬过好几次家，路名有些已记不起来。在英国留学的人跟房东太太的女儿常常有不同程度的友谊，从实利出发说，这样的人是最有效的英语老师。像我这样不是圣约翰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阅读英文可以没有太大困难，而英语就不容易上口，所以到了国外必须补习英语，而房东太太的女儿一般是最合适的义务教师，除非和无忌一般遇到了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上流妇人”作房东。当然，对无忌来说，那时早已不需要找个英语教师了。读到无忌的伦敦旧话，不禁神往。这里可以说，我们又是“但恨同地不同时”。
无忌去英国是1931年，他和朱自清先生一起住在“农庄田地”Hampstead Heath附近，朱先生也是我敬佩的前辈。我不像无忌那样有幸亲聆朱先生的教课，但是有一次他在他住宅前见到我，告诉我他将把《初访美国》中的一章选入他主编的中学的国文读本里，这句话我一直留在心上，一个敬服的前辈的一句话常会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我至今还喜欢杂写，甚至欲罢不能，未始不是受了朱先生这句话的推动，尽管我始终没有看到他所编的这个读本。
写到这里，还要我继续“相应”，就难免不觉得惭愧了。我在这三年里，忙忙碌碌，坐不暖席，早已许下愿，要偿清欠账，还是遥遥无期。虽没有老态龙钟，老眼蒙眬，更没有顾虑再来一个“大筋斗”，但是眼高手低，不免心焦情急。“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真不知只见过一面的同乡前辈会怎样为我解说。今日之事，过几年又成话旧的资料。到时，如天赐以缘，可以不再借助于文字以相应，而剪烛晤谈了。
无非来信称我表兄，礼尚往来，我原本在此文开笔时，就得用这称呼回敬无忌。但又有点怕不合时宜，所以用了“教授”两字。这年头对人的称呼不得不费点考虑。我这种避嫌也许是多余的，我们两家有姻亲关系原是事实。无忌之父是柳亚子先生，无忌所编《柳亚子年谱》第3页，1887年下有“母费太夫人（同邑江城费吉甫女，费仲深姊），名漱芳，亦年二十二”。该书第1页，王晶垚序有：“他的母亲费漱芳，出身于仕宦之家，读过几年书，可算是清代大名士袁子才的三传弟子。”这个关系我也从我父亲的口头听到过。我家的家谱原已不全，而且“文化大革命”期间老家被抄，已经遗失，现在只能以所记得的口传为据。费仲深是费巩之父，费巩是在抗战时期（194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谋害的一位民主教授，当时任浙江大学教务长。我的父亲称费仲深作叔父，但并不是嫡亲的叔侄，这是说，费仲深和我的祖父并不是亲兄弟，究竟同哪一代祖，我已无法查考，只能说总之还在五服之内。但是吴江费姓原有南北之分，闹过矛盾。我父亲这一支属南费，而费仲深属北费。北费历代做官，称得上“仕宦之家”，而南费却以“耕读”相传，自鸣清高，到了我祖父，家道破落，父亲一生只能从事教育了。按传统的亲属制度，我和无忌兄妹是属表亲。表亲的范围可以扩张得很大。所谓“一表三千里”。我们之间虽无千里之远，也不能不少于几十里。
1984年6月27日于北京
柳无忌教授的长妹无非，今年5月给我来信。信中说：“友谊出版公司将出版一本无忌的散文选……无忌请赵朴老题签，已经求得。他还请你撰写序言。”我有点为难。尽管我很早就知道无忌的名声，但是如果套用无忌所说和苏曼殊的关系，可以说还不大“相识”。当然我们是已握过手，通过名的。如果我回忆无误，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次政协茶话会上，我突然被一位发言人的吴江口音所吸住，真和我在伯仲间，一想，准是慕名已久的同乡柳无忌教授。会散，我走上去握手，作了自我介绍。那天围着他握手和说话的人很多，我想他不一定记得这件事和记得我这个人了。
是为读重印《柳无忌散文集》后记。
如果容许多说些旧话，应当提到柳费两家。到了亚子先生的一代，听说发生过隔阂。具体经过我没查考过，从我幼年耳闻来说，这位外甥和舅父不合。以我推测，可能出于政见的不同。费仲深和袁世凯是亲家，而亚子先生却是胆敢直言的反袁派。旧社会的社会关系当然不会那样简单地可以用政治立场来分析。《年谱》1927年，“妹婿凌涌益被捕以母舅费仲深营救得释”。凌之被捕是出于蒋介石的阴谋。亚子先生塞藏复壁得免。
6月，无非又来信催稿。我刚从江苏调查回来，这次游焦山时，收到了“上帝给我的一点信息”，医生要我注意休息。我不得不从命，得到两天意外的闲暇，于是从书架上取出这两本书，从头读起，想借以换换脑筋，作为养身之道。可一开卷就放不下了。晚上还偷偷地在床上看到午夜。读毕，辞写之意，固然已无，但是写序还是觉得不合适。我自己有个规定，凡是作者长于我，不写序，只能写书后。让我把读了无忌的这些散文所想到的一些旧事，写出来附在书后，题为《旧话相应》。
上面所谓柳费两家，其实并不能包括我父亲在内。我父亲不仅辛亥革命中在吴江县是个积极分子，而且接吴江知县大印的就是我的父亲。我很早也听到过南社这个政治性的文人团体，从父亲的书橱里我看到过和《新民丛书》放在一起的南社的刊物。我父亲1879年出生，长亚子先生8岁，应是同时同乡人物，但由于我一直不太理解的原因，尽管我父亲经常推崇亚子先生，在南社名单里却没有我父亲和舅父杨千里的名字。我舅父和亚子先生当时还有吴江“杨柳”之称。是否柳费甥舅之间较早就有分歧，因而连累到旁支的费家？这个疑问我已无法解答。在我重读《年谱》到第8页，1895年，“始患口吃病，系从费家五舅父树达及表兄弟孟良与仲贤处（均患此病）学得”。似属亚子先生的自述之笔，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反映着他对舅家的反感。
我这段话旧，如果作心理上的分析，也许还是在想答复我和无忌为什么有许多机会相识而一直无缘往来的缘由。当然推溯到家属历史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们不“相识”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老是你去我来失之交臂，属于“动如参与商”的模式。我比无忌小三岁，他是1907年出生，我是1910年出生的。长无非一岁，她是1911年出生的。无非还有一个妹妹无姤，小我4岁，1914年出生，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书时，她在本科，都是社会学系的学生。我们是相识的，但往来不多，不相熟。这也说明，到了我这一代，费柳的亲戚关系，已疏而不论矣。
无非来信却说是她的哥哥要我为他的散文选写序，我实在不大敢相信，也许这是出于妹妹自己的意思吧。无忌是学贯中西的文学家，不但是个作家，而且是个研究文学的学者，怎会找我这个外行来写序呢？我尽管喜欢读文学作品，究系业余的爱好而已。我动笔作文，连“散文”两字也不敢用，只称“杂写”。非自谦，乃心虚也。因此我颇想复信婉辞。随信寄来的两本无忌的旧著，《古稀话旧集》和《休而未朽集》，一直插在书架上没有动过。复信却因事忙没有写成。
如果容许我这样续貂地顺着记忆写下去，此后我们两人又在时地上捉起迷藏来了。1943～1944年我到美国去讲学，住了有一年，无忌那时在重庆。他1946年1月去美国，我还在昆明。从此我们隔着大洋各有千秋，直到1979年我才重访美国。我曾到过无忌教过书的耶鲁和匹兹堡等大学，1980年三访美国时，又到印第安纳大学，访问了无忌创办的东亚语言文字系。无忌在“茶休庆宴”追忆中所提到的一些学者如西诺、诺布以及许多华人学者我都有缘相见，但和无忌却无缘。他已退休，住到孟乐公寓里去了。不用说，一路上学者们向我提到无忌的还是不少。
我们两人也曾经同时同地过：时是1938年秋到1942年夏，地是昆明。无忌早我半年到这个被称为南国的春城，他在写南岳日记时，我正在“农庄田地”溜达。说溜达不确切，我常常骑了自行车，到高低不平的林荫野道上去散心。凡逢道路坎坷或上坡太陡时，就推着车漫步。晚霞黄叶的印象，犹在目前。
我能深深体会在冷酷无情的竞争世界里，捧到“洋铁饭碗”时苦笑的滋味，而自幸没有在这个道上折磨自己。其实哪一条人生的路上没有“累积的苦痛，抚膺的怒气，过去现在，有意无意的错误”，种种不如意的事呢？苦笑之后，回过头来，像我们这些被称为老年的人，应当可以自笑笑人，看“后一代如潮流般滚滚而来”，“从宁静的回忆中，优游自在，写出此时此地，心头的情绪”了。
再说下去该是在政协礼堂握手的事了。握手的接触只能以秒计。通报姓名和表示相见恨晚，也用不到一分钟。从此又参商难逢了。但这次读到了这两本散文集，却填补了我对无忌仰慕心情中的缺口。人之相识，不在容而在心。文为心声，读其文，闻其声而识其人矣。可叹而又可喜者，等我真正已识得无忌，自己也已经年逾古稀了。
无忌写出这心情时是71岁，我现在抄这些诗句时已是74岁了。我长于当时的他三岁。在他长到我现在这年龄的三年中，他尽管住在孟乐公寓里做“堡垒中的高年公民”，偶然也参加“优哉游哉”的队伍，去寻景觅境，但是他不但“休而未朽”，而且从谋生中解放出来之后，勇敢地负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职责”，“从事中国戏剧的研究与介绍，以英文写述一部三册的中国戏剧史，唐、宋、元、明、清”这样的巨著，没有安适的生活、澹泊的境界是做不到的，但是我怕无忌所说的余生大概也难有闲适的心情。我瞩望早日能看到这三册巨著的行世。
1938年我结束了学业，赶紧回国来参与“烽火中的讲学”。但当时上海、广州都已沦陷，我只能从西贡上岸，直奔昆明。一到昆明我下了决心，继续做社会调查。吴文藻先生为我取得了中英庚款提供的研究费，我挂了个名在云南大学，去昆明附近的农村里开始调查工作，所以有一年多不常住在昆明。1939年我在昆明结了婚，成了家就和我的哥哥费青一起在文化巷租了一个小院子住下。读了《烽火中的双城记》才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一条巷里，但是我们确是失之交臂，说不定，在狭巷里还照过面。1940年底我们在文化巷的房子也被炸毁了，可见尽管相见不相识，同地还是遭到了相同的灾祸，同巷之缘又告结束。无忌送走了家眷，住到了大普基，我们全家搬到呈贡乡下去。那时呈贡和大普基，似乎路途遥远，连交臂照面的机会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