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不承认，我国人口这盘棋没有做活。要做活，必须有二个“棋眼”。哪二个“棋眼”？我说：农民必须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可以离土不离乡。不要都从事农业，要农工相辅。除了传统的一家一户的手工业外，更重要的是要发展一村或几个村子联合起来搞的集体性质的现代工业。这个出路实际上并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农民在没办法的时候自己想出来的。七十年代，在江苏一带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城里停产闹革命，打派仗，很多工厂停工。但是人民还是要“吃、穿、用”，东西从哪儿来呢？农民办起工厂来了，你不做我做，城市里一些工人不愿打派仗，回到了家乡，加上一些干部下放农村，帮着农民搞起了小工业。
1980年我得到改正时，在统战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许下了一个心愿：把这两篇没有写完的文章写下去。可是人生几何，来日苦短。心里盘算一下，当时年已七十，我假定自己的脑筋能工作到八十岁，我在座谈会上说，我身边只有十块钱了，这十块钱怎么花？应该多想一想：是集中使用呢还是随意零花？这一想，我就决心把这十块钱用来接着写上面所说的两篇未完成的文章。这句话，言犹在耳，一转眼十块钱已花去了一半。前几天刚刚过了七十五岁生日，离八十岁只有五年了。我手上只有五块钱了，这五块钱打算怎么花？
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标志。我在江苏调查到，在苏北，从工农业生产总值上说，北边徐州是工三、农七，工业少于农业。到扬州北部才工农各半。苏南一般是工业超过农业，以中等地区的吴江县来说已是工七农三。到了上海附近的几个县是工八农二，到沙洲有几个乡已是工业占了九成，这样的农村可以说已经工业化了。苏南经济发达的农村里，农民的生话比我们这些教书匠好得多。有些事简直听了不敢相信。我到农民家去参观，上楼时，他看看我的鞋，鞋太脏，要脱了鞋，穿上拖鞋上楼去，楼上是油漆地板，我自己家里也没有这样干净。我过去也不知道什么叫“立体声”，我想音乐还有什么立体？“立体声”我是在农民家里初次听到的。现在江苏农村里的房屋可以分三代，第一代茅草房，第二代砖房，第三代是楼房化，别墅式。苏北正在由第一代变为第二代，苏南是正在由第二代变为第三代。穿的就更不用提了，苏南农村里看不到打补丁的衣服。现在小姑娘的头发全都曲了，曲头发不简单，这不光是形式的变化，而表示她自己有了独立使用钱的权利了，过去是不成的，小姑娘出去做工，钱都要交给父母。现在还是交，但奖金都不交了。奖金拿去烫头发，作零用花。这是因为乡镇企业发展了，女孩子当了工人，在家里取得了部分的经济自主权。这是一个大变化，很深入的，从经济结构的变化到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到了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到了价值观念的变化。这几年来，一年一个样子，我尽管一年下去几趟还是感到赶不上形势的发展。
先说第一篇文章，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解放前我在广西大瑶山的调查，半途而废，所取得的人体测量材料保存到昆明，在一多事件后，我匆匆离滇时丢失了，很可惜。当时我在山区搞调查连路都没有，马都不能骑，就靠自己天天爬山，从一个山头爬到另一个山头。1980年后，我带了几个学生又去大瑶山，一则老了，二则胖了，跑不动了。换句话说，我要去上山调查的条件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搞调查不像当官的人去视察，只听别人汇报，而要亲自去观察人们的生活，那就要爬山涉水，我现在是做不到了，因此我很失望。这一篇文章怎么写下去呢？虽然已经有几个学生去大瑶山继续我的调查，但总不如我自己动手痛快。这篇文章怎样写下去，还得另想办法。
1984年11月8日整理
第二篇文章呢，到家乡去串门访友，比较容易些。1980年我三访江村，正是三中全会以后。下去一看，这地方虽则还没有开始实行联产责任制，可是“社队工业”篷勃发展，变化很大，问题也很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孩子都长大了，都有孙子了，一个人变成二个，二个变四个了，加倍了。家家户户人丁都增加了，全国就增加了一倍。这些人都生活在原来的这一片土地上，三十年代我就讲过“人多地少”，八十年代呢，人更多，地却更少。造房子，开公路，总的耕地面积减少了，而要吃饭的人更多了。住在农村里的人又不许出来，一个农村户口要变成城市户口吃商品粮，比上天还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口问题怎么办？有人说假如当时听了马寅初老先生的话，人口可以少四亿，现在我们就轻松多了。可人已经生出来了，不能不养起来，不但养起来，他们还要生孩子。一家只生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结果是人口“长”“挤”，城乡又不通，成了一盘“僵”局。
我这篇文章越写越有劲了，现在已写到小城镇。这篇文章已不是我单枪匹马地写了。我们和江苏省的研究机关、大学，特别是发动了基层干部，协力同心地一起搞。没有大家热情的帮助，这篇文章我是不可能以这样快的速度写下去的。这个办法我认为也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里闯出了一条新路子。我们的研究成果，不是研究人员关着门在书本里翻出来的，而是同群众一起，同各级干部一起，到基层去直接观察中总结出来的。
我从英国回来抗战已开始了。我到了昆明，后来闻一多先生遇难的事件发生了，我才离去。我在云南期间调查了几个农村，写了一本《禄村农田》。解放后，土地改革，合作社成立之后，1957年我才又到开弦弓村去了一次。
1980年我们到小城镇一看，过去冷冷清清，现在热闹起来了。我是小镇上生长大的，早年镇上有茶馆，有小吃店，有五金、百货、布匹、买卖粮食的、加工的，热闹得很。可是自从五十年代统购统销，后来反对贩运，流通渠道单一化。民办变官办，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样一搞，搞的镇上冷冷清清。胡耀邦同志1989年初到云南保山一看，他就发言了。这样不成，小城镇要恢复。小城镇不恢复农村就没有一个中心，也发展不起来，知识分子就留不住。
去年我们在吴江县调查了七个小城镇，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可以解决我们人口问题的一条出路。”经过各级领导部门进行研究，今年四号文件完全肯定了这一条。多办乡镇企业成了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条道路。当然对乡镇工业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看法，新事物必然带上不少不太好看的面貌出现。过去上面不许它抛头露面，它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做，阴暗处就不免有些歪风邪气。今年在北京开了一个江苏省乡镇企业工业展览会。我去参观，讲解员对我讲：过去我们不敢见人，现在光明正大，大摇大摆进京城了。这个变化很大，这样一来，江苏乡镇企业生产总值很快发展起来了，去年乡镇工业占全省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今年占三分之一，增长速度从30%上升到40%。乡镇企业不仅提高了生产力，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样搞法，避免了走西方工业化的道路。西方工业革命初期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我们不同，我们工业的发展是在农村繁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工业不仅不去破坏农村经济而且正在帮助农村经济的发展。三十年代讲的“人多地少，工农相辅”的原则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并以新的形式出现了。这是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实现的大事。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的道路。小城镇工业能吸收多少人呢？从全国来算，到2000年时，十二亿人口中可有40%放在农村，40%放在小城镇，20%放在大中城市和工矿大企业里。
我把广西瑶山的这篇文章扩大了，不在瑶山做了，做到大边区去了。但是再一想我已来日不长，1980年所说的身边的十块钱，只剩五块钱了。我希望在今后五年里，这二篇文章要结合上培养一批研究生，使五块钱变成几十、几百块钱。这还得看领导上能否给我招收几个博士研究生，培养出几个中国的博士来，同外国比比。哥伦比亚大学要派一个博士生来请我培养，我说可以，但是要中国人。我们国内的大学也可以给我人，委托我培养，可是要听我话，不三不四的我不要。不好就可以出示“黄牌”“红牌”，导师要有这个权。这就算是我今后的打算吧。
这篇文章怎样写下去？我同江苏省委研究了一下，开始要“卷地毯”，就是制定志标，设计问卷，在一定范围里进行普查，然后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数量分析。我过去的调查是微型定性调查，就是所谓“解剖麻雀”。可是究竟多少小城镇能成为我解剖的麻雀呢？我说不出来，所以要采取计量的分析，像地毯一样把整个领域卷一卷。这样会卷出什么结果来呢？我想至少可以卷出一幅江苏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和各区的面貌来。
三十年代我提出八个字“人多地少，工农相辅”。这是说在我们家乡这个地区的农民，单靠农业富不起来，必须搞副业和工业，农工要相辅。男耕女织是传统的农村经济模式。我们家乡农业加上了蚕丝副业，农民生活比其他地方好，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是在“三座大山”高压下，天堂保不住了。尽管有远见之士想通过科技下乡使千家万户富起来，搞合作性质的集体工业，但杯水舆薪，无济于事，在抗战中这一点乌托邦式的小试点也被摧毁了。解放后，我们有条件做这些事了，可是没有做，而开始向单一经济发展，要农民单纯搞粮食，忽视了“工农相辅”的原则，把当时的副业几乎都搞掉了。因此我在1957年下去的时候看到农业发展了，农民没有富起来，手里没钱，人这么多，机械化进不去，农村经济问题长期不得解决。《重访江村》没有发表完，我被划成了右派。这第二篇《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文章没有写完。
1936年我回到家乡休养，家乡有个女子蚕业学校，校长很有远见。他从二十年代就搞科技下乡，把现代养蚕缫丝的科学技术送到乡下给农民。学生们到一家家农户去推广怎么改良养蚕，把中国的土法缫丝改成机器制丝。不但这样，他们又看到，把生产技术提高了，农民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好处全被中间剥削搞走了。他们想到科学技术的提高应当使千家万户都富起来。这思想是很好的。为了消除中间剥削，他们教农民自己制丝。学校送了农民一台机器，办了一个小型丝厂。农民自己当老板，是个合作社，大概是在1933年成立的。从种桑树、养蚕、制丝到出售，成为“一条龙”。我的姊姊费达生就在吴江县开弦弓村做这件事。我去探望她，在村里住了一个月。我对周围发生的事觉得很有意义，问东问西，把材料记了下来。秋天我到英国去留学，就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的书。这是第二篇文章的开始。
过去这篇文章写得太急，只抓了些容易观察到的现象，比如工农业产值等，对人们头脑中打的什么主意却讲得不多，只在最后一篇《新开拓》里把人讲出来了，也只讲到哪些人在办哪些工业，也没有深入到他们头脑里去。也就是还没有钻进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我希望明年春天能得到领导上的支持，照顾，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住到过去调查过的农村里去，写一篇《江村五十年》。因为我1936年开始去调查，1957年又去调查，到1986年，刚是五十年，写篇文章作个纪念，回个心愿。这是第二篇文章的构思。
我一生有两篇文章都是三十年代写起，至今还没有写完。我1935年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后，才二十五岁，年华正茂，一股劲想搞社会调查。调查社会不那么容易，我想先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社区开始，所以到广西大瑶山去调查。进行到一半出了事，这第一篇《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文章没有做完。
的确，小城镇人口一般都下降了。三十年来从全国讲，人口加了倍，小城镇上的人口却比解放前还要少。所以，假定能恢复、发展小城镇，农村的人口压力就可以减少，农村里多余的人口就有了出路。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棋眼”。在小镇上工作的人不用离开家，住在农村，到镇上去做工作，这些工厂不用办食堂，也不用办宿舍，成本低，便于竞争。我们如果能发展乡镇工业，农民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这样一搞，我们的人口这盘棋就活了一半。
最后，我有一副对联。我到梅兰芳故乡泰州参观时，一位陪同我去的同乡，出了一个上联给我对：“早春前后，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我花了一个晚上才对出来，下联是：“千秋功罪，文章高下，尽付后人论。”平仄不太妥，但表达了我的心怀。
这是第二篇文章，写到昨天，关于小城镇部分已有四篇：《大问题》《再探索》《苏北篇》和《新开拓》。昨天离开南京时，把《新开拓》初稿交了出去，工作相当紧张，但味道很浓，吸引力很大。
第一篇文章呢？瑶山我爬不动了，写不下去了。可是我还可以跑点平原地区，所以从去年开始开展了“边区开发”这项课题。黑龙江、内蒙、甘肃我都去了，重点放在内蒙。现在搞现代化中存在二个差距问题：第一个差距，是我国同先进国家之间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差距，还有一个是国内的边区同沿海地区的差距。国内东西差距的问题怎么办？这里还有民族问题，比较复杂。这次到甘肃定西，我写了一个报告给政协，提出十六个字：“以东支西”，东部以三个力量：智力、财力、人力去支援西部地区。“以西资东”，因为我国主要的自然资源都在西部，沿海地区很少，西部就可以用得天独厚的资源支持东部的工业。东西双方的交流必须“互利互惠”，做到双方都有好处，不能把我们自己国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单纯作为“原料基地”来看，只要它原料，不给它发展。东部必须支援西部发展本地的工业，使西部也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达到“共同繁荣”。这十六字的方针，实际上现在正在做。定西地区很苦，但是他们有黄豆，他们同江苏一个县合作，用黄豆换了一条豆品加工生产线，以黄豆换技术。“互利互惠”的结果是“共同繁荣”。这是第二篇文章，今年刚刚开始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