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者打错了算盘。肯尼雅塔固然被关进监狱，可是这一关他的声望却更高了。他成了肯尼亚人民命运的象征。人民感激他，把殖民者给他的折磨看成是对他们自己的折磨。火山喷射了，反抗运动如火燎原。肯尼亚人民固然受到惨重损失，但是殖民者却也活不下去，身边不怀着实弹手枪，大街上都不敢行走。他们被孤立在愤怒的群众中间，朝不保夕。历史就是这样进入了60年代。1963年，英国政府被形势所迫，不得不顺从肯尼亚人民的要求把肯尼雅塔释放出来，当肯尼亚自治政府的第一任总理。1964年年底，他被选为肯尼亚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他在垂暮之年亲眼看到了肯尼亚自己的国旗升在自己的国土上。这时他笑了，说出他衷心的感受：“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在1938年返国之前，我读到了他在伦敦出版的《面对肯尼亚山》。我很爱读这本书。说实话，这书的内容我现在已回想不起来，但是清楚难忘的是在这本书里跳跃着那颗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心。我为他那股斥责殖民者伪善的劲而叫好。我当时所没有觉察到的却是，他不仅是个文笔生动的作家，而且还是个久经锻炼的实干家。就在他和我们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的同时，他更大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是花在为非洲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自由的斗争中。这是我在他死后，读到了别人给他写的传记时才明白的。
我觉得遗憾的倒不是已不能在他热爱的国土上再和他握一次手，而是我至今对这一位长期来怀念的朋友还没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认识。我至今还不能如实地刻画出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做出过伟大贡献，在非洲土地上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的人物。这几年来，虽则我知道他是已经过世了，一直怀着一种想对他再认识的欲望。
已经遍体鳞伤的“大英帝国”，对东非这块肥肉还死噙住不放。但是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肯尼亚人民又急不可待要摆脱被奴役的地位。火山就要爆发。肯尼雅塔明白他面对的是什么问题，他的立场是坚定的，也是尽人皆知的。看来他在考虑的是怎样能避免一些这火山的岩浆可能对他祖国造成的损失，让他能从敌人那里接过一个能快一些建设起来的祖国。这当然不是离乡17年，手无寸铁的肯尼雅塔所能自己选择的。殖民地政府在英帝国的支持下正在妄想扑灭人民的怒潮，执行着传统的镇压政策。于是一步一步地迫使肯尼亚人民拿起武器，实行反抗。殖民者无中生有地把这些武装反抗称作“茅茅”活动。“茅茅”是恐怖分子、社会叛徒的代号。真是自己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对“茅茅”的镇压，正如火上加油，搞得这些白日见鬼的殖民者坐立不安。他们把自己激起的群众反抗归咎于众望所归的肯尼雅塔，妄想把他除去之后，还能恢复他们的天堂。1952年11月，以“茅茅”幕后策划者的罪名逮捕了肯尼雅塔，当晚用飞机把他投入沙漠边上的一间特建的小屋里。随后捏造罪证判处7年徒刑。刑满之后还要限制他的行动，实行软禁。
前年，1980年，暑假，我们邀请了几位美国的社会学家来讲学。有一位教授在演讲中，提到了肯尼雅塔的名字，是在讲权力性质的转变时讲到他的，而且用另一个非洲的政治家恩克鲁玛作了对比来说明同样是时势造的英雄而走上了人治和法治的两条道路，取得了两种结果。他的大意是说：看来肯尼雅塔头脑清醒，明白他一生的起起伏伏，反映着历史的进程。他最后赢得的威望和权力并不是靠自己的本领取来的，而是作为群众的象征而得到的，所以他利用自己的威望，把已经握在他个人手上的权力转变为法治的权力，也可以说，把人民给他的权力纳入法律之内。肯尼亚至今是个非洲最安定、最繁荣的国家。恩克鲁玛却没有这样做。时势造的英雄想转过来造时势，结果却被时势所埋葬了。
我从马林诺斯基教授对他那种亲切和悦中带着器重钦佩的态度里，体会到他们师生之间存在一种内心的契洽。这位老师无疑是赏识着这个学生特具的品质和他将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正是这位老师所瞩望的将在20世纪后期上演的那出戏剧中不能少的人物。这位老师用他善长的诙谐口吻来揶揄这位学生时，我总觉得他并不自觉地暗示着门下得人的骄傲。如果这位老师本人没有亲自受过民族被分裂，亲友受欺压的痛苦，我想他是不可能流露出对这位学生的那种深情厚谊的，而这些溢于言表的情谊也就不会那么强烈地引起我这个来自正在蒙受侵辱的东方大国的青年的领会。
1946年11月，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我重访英伦。我见到了老同学就打听肯尼雅塔的下落。朋友们都说：真遗憾，他已在几个月前回国去了。我一听到这消息，也无心去问他过去这几年是怎样过的了。“肯尼雅塔回非洲了！”这个消息包含着多少意义，但是对这个消息的下文却都心照不宣。也许那时各人还有各人的设想，在我来说，这是“猛虎归山”。这话在当时说来，确实还早。非洲人民的劫数未尽，这条猛虎回返的不是个平静的青山，而还是个踩在白人脚下的火山。
提起肯尼雅塔，我的记忆回到了46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二楼马林诺斯基教授的办公室里。开学后每逢星期五下午，马林诺斯基教授就在他这间办公室里召开著名的“今日人类学”的讨论班。参加这个讨论班的除了跟他学习的学生外，还有从世界各地到伦敦来访问的人类学者。在这班上讨论着当时这门学科正在开展研究中的各种问题，一时成为指导社会人类学向前发展的学术中心。
肯尼雅塔从1946年离开英国到1964年当选总统这18年的经历我当时是一无所知的。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肯尼亚总统肯尼雅塔”这几个字时，我倒并不感到惊异。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这是件很自然的事。应当出现的事果然出现了。同时我确也怀有过一种奢望：也许在今生还会再见到这位第一个和我握手的非洲兄弟。现在明白这已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境。他在我有出国的条件前逝世了。
偶然的接触，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把我们这两个分别来自万里相隔的亚非两洲的人在感情上结合到了一起。从此，我们在课间休息时就常常同到学校附近霍尔本地下茶室去饮茶聊天。当时学校里的风气，这种茶时的叙谈，上下古今无所限制，但谁也不涉及个人的身世。我从他的名字上知道，他是来自东非的肯尼亚。肯尼亚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我从他在班上的发言中知道他的故乡正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挣扎。我从他在茶室里的谈吐中明白了他是个无所畏惧，一心要为非洲同胞的平等自由而献身的人。他体格魁梧壮健，望去像是一尊雕像，似乎随时准备着挑起千斤重担。他那低沉的喉音传达着他深厚抑郁的思虑，明快锐利的对答表现出他英勇果断、敏捷坚决的性格。再加上他幽默机警、豁达老练的语调，使人一看就会知道他不是个初出茅庐的书生。
这番话对我启发很大，但是历史的事实是否果真如此，我却不敢贸答，因为我对非洲各国这些年的情形并不清楚。我能说的只是，依我和肯尼雅塔个人的接触中所得到的印象来说，他是有可能这样做的。他确实具有令人敬佩的特长，但他也确实没有利用过这些特长在别人面前突出自己。他并不因自己地位的改变而改变待人的态度。他在侮辱面前不低头，他在荣耀面前不凌人。这些是他以非洲黑人的身份能和来自各国的同学相处而不亢不卑，不骄不谀，周旋自如，赢得众人的敬爱的性格和品质。
1938年暑假，我离开伦敦回国，此后我从来没有再见过肯尼雅塔了。我已想不起我们最后的一面，我们并没有相互告别过。如果不是由于我健忘的话，在1938年已不常见他来参加我们的讨论班了。这可能是由于他已修业完毕，他的论文这年已经出版；也可能是当时风云日急，意大利的铁骑已侵入非洲的阿比西尼亚，策划着非洲人民大团结的肯尼雅塔看来已顾不得我们这些纸上谈兵的朋友了。我回国之后，每次在报纸上看到非洲民族运动的消息，总希望能见到肯尼雅塔这个亲热的名字。但是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没有一点消息。我们在两地过着战时的生活。
在年龄上，我和肯尼雅塔相差至少有10岁。我没有和他比过长幼，这是不用比的，只要一接触就分明了。他不仅在我眼里是个兄长，同班同学在他面前似乎全都显得幼稚了。后来从他的传记里，我才知道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是哪年出生的。一个在东非殖民地草原上放羊的孩子，有谁会替他记下生日呢？在肯尼雅塔的眼中，我准是个还不很懂事的年轻人。他同我亲近与其说出于对他私人的吸引力，倒不如说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不是这样，他怎样会一听到老师给我的介绍就伸出他的友谊之手呢？他对我一直像个兄长一样，关怀体贴，但是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在学校之外搞些什么事。我当时只把他看成是个有正义感的非洲学者。
当然，如果像我这样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书生一眼就能识破他当时正在帝国的心脏干着为它掘墓的工作，后人也决不可能写出他后来这段历史了。实际上，当我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个成熟的政治活动家了。他已经两次访问过苏联，在德国汉堡参加过国际黑人工人会议，并且在柏林进行了一个时期的地下工作，终于逃出纳粹的虎口，到伦敦来“上学”。这段历史居然会瞒过伦敦监视着他的帝国特务，甚至在他被搜查时，始终没有被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们抓住任何把柄和口实，能在伦敦居住了17年，成为非洲人民要求独立解放的喉舌。当时如果有人把他这段经历告诉我，我想我也不会相信的，而这却是真正的历史记录。
1982年2月28日于乌鲁木齐
斯人已逝。他留在每个有机会接触他的人心头的那个善良的印象是不会磨灭的。
我是1936年秋天进入这个学院念书的。开学后一个多月，马林诺斯基教授才从美国讲学回来继续召开这个讨论班。我满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这间已经坐满了人的办公室，中间的沙发里坐着那位戴着相当深的近视眼镜、面貌清癯的世界闻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他身后的书架上、书桌上，甚至桌下地板上堆满了一叠叠书本杂志。我悄悄地在墙角边找到了一个座位。那位教授的眼光突然扫到我的身上，朝着我点了一下头，大声地向在座的同学介绍说：“这是从中国来的年轻人。”话犹未息，我身旁有一只巨大、有力、黑皮肤的手紧紧地把我握住，一股热情直传到我的心头。抬眼一看：是个古铜色的脸，下巴长着一撮胡子，目光炯炯，满面笑容，端庄纯朴，浑重真挚。耳边听到轻轻的声音说：“我叫肯尼雅塔。”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非洲的黑人兄弟握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