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张菊生先生的《刍荛之言》，年幼学浅的我也随着记下这一点感想，可以称作“刍荛之余”，不知是否也有一得之处。但是以各言尔志之意，说下这段卑卑并无高见之论。忧心国事，原无年龄之别。除了惭愧之外，内疚更深，所以不避人言之患，倾怀一述。只希望这个多难之邦，总有一天会恢复它的光荣。
国民党不从政治上去谋自强，而一贯地以种种压迫去对付异己，结果使反对它的人数日多。它又不容反对者用和平方式做正当的政争，结果反对的人中无力的灰心了，不说话了，有力的采取了武力的手段。武力的政争一旦发生，局面自然使人痛心了。
但是如果我上述的局面果真要形成的话，我相信全国人民，不分哪个政党总有如张先生所说的“为国家为人民”着想的人，我和张先生一样，期待于他们能出来打破这悲惨的运命。
从胜利到今日，豪门资本的猖獗是无可掩饰的事实，就是最近改革币制不能如愿成功，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也还是受了豪门之累。土地改革迄未实行，征实征购，国家的经费大部分还是由农民来担负。更加以通货膨胀，中产阶层，崩溃不止。迄今不受贫困之苦的只有极少数受战争利益的豪门了。
为国民党的利益计，只有继续贯彻三民主义。在抗战结束时，就得克服豪门资本的抬头，就得实行土地改革，就得利用敌人在我们国土上的工厂，立定工业化的基础。如果它这样做，绝不会发生一个势力日见膨胀的反抗它的政党。可是事实上，它并没有这样做。我相信要求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决不能说是苛求，这是最善意的也应有的希望，因为国民党是以实行三民主义的政纲而执政的。
张先生呼吁的和平是没有一个有良心的人所不能同意的。其实说起来，没有人喜欢战争。战争原本是一种手段，使用这手段的人自己也没有不盼望早日结束战争的。所以单讲“和平”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之，我们一定要问采用这战争手段的人想从这手段中取得什么结果？也就是说“和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明白了“和平”的内容之后才能说这个内容中是否可以用战争的手段来取得？是否还有比战争更好的手段？
张先生认为现在交战双方所愿意做到的目的是“保全国家，复兴民族”，所以可以接下去说这样的目的是不必用战争来取得，而且用了战争的手段反而会取不得的。张先生接受这个双方的目的是根据双方所说的话。我也曾经说过，如果把国共双方说要建设的中国的内容来看，实在差别很少。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中共在抗战时期公开发表的新民主主义实在分不出重要的区别来。据说后来内战发生了，中共实行土革，在经济政策上似乎比三民主义所要做的温和手段有一点差别，但是目的还是都在“耕者有其田”。最近国民党方面也在高唱土革，华北区甚至已经在试行。
当然我说这话是有个前提的，那也就是张先生的前提：“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至于不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心上的，这套话是不必说的。张先生认为这前提是存在的，所以他说：“根本上说来，都是想把国家好好地改造，替人民谋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径不同。都是一家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呢？”他既确定了这前提，所以认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又说：“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中建》第1卷第7期转载了张菊生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的致词，题目是《刍荛之言》。这是一篇大家应当读而不易读到的重要文献，因为张先生在这短短的致词里说出了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人民大众要想说的话；同时也以他学术先进，年高德劭的资格，对我们这些厕身文化界的后进发出他衷心的警告和期待。他警告我们：学术不能在战火遍地中存在象牙之塔里。警告我们：不应当做埋头在沙土里的鸵鸟，不看看血淋淋的现实。更警告我们一个更明白不过的难免结局：我们将“万劫不复，永远要做人家的奴隶和牛马了”。他对我们有期待、有号召，就是效法向戌和宋牼做时代的和平使者，所以他最后说：“元济也有无穷的期望，寄托在今天在座的诸位学术大家。”在座的学术大家们对于张先生的期待有什么感想和反应我们不知道，但是在我读来，除了惭愧内疚之余，却有很多感想，所以想在这里拉杂一谈。
但是事实上却替政府所指的“匪”制造了多少干部，更制造了无数同情者。政治和物理一样的有原则可循。用“力”去屈服人必然增加反抗的“力”；只有用理去说服人才能改变反对者为支持者。政府却忽于这一个极简明的原则，不在自己政治上去收拾人心，而用力去强制人民顺服，结果是噬脐之祸，悔不及矣。
我必须说明，我个人以前也是这个看法的。我相信一切软心肠的人都曾经有过这个看法的，而且也不妨说，应当作此假设的。这几年内战使一个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不能不怀疑这个假设了。如果都是为国家、为人民，尽管看法不同，也没有在这几年事实教训里看不到这样蛮干下去会把国家和人民都给牺牲掉了的，而且更不会用牺牲国家权利和人民血汗来支持这个战争的道理。这使我不能不怀疑两方当事人中必有一方，或是双方，并不如张先生所说的为国家的改造，为人民的福利着想的。
政治有如下棋，求自己不可胜才能得到胜人的机会。为政者而不从这基本原则上出发，想侥幸借外力来平定天下，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在这里我不能不根据我的看法一说以就教于方家。我愿意重提一笔中山先生的革命观：他认为中国原来的社会秩序不能适应于现代世界，所以要革命，革命是指改变社会结构。他提出传统结构中有寄生的地主阶级，所以他主张“平均地权”。他预料在工业化过程中可能发生强大的资本家，所以主张“节制资本”。这里他规定了两个对内经济上革命的对象。他又看到帝国主义侵华的一部历史，所以主张必须抵抗；又看到专制的独裁政权会谋政权的稳固出卖民族利益，所以主张争取民权。帝国主义和独裁政权是政治上革命的对象。国民党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负有完成三民主义的责任。如果国民党能一贯地向这些目标做去，保持它的革命性，必然会得到人民拥护的；如果有任何力量阻挡它的话，它也必然可以倚赖人民的力量去克服的。抗战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党得到了全民的拥护，一直执政，没有发生过动摇。为什么？因为它执行了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
1948年10月25日
可以继续战争的可能性是极多的，但是可以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握有政治权力的人，不论是属哪一方面，都须接受一个相同的目的。“为国家，为人民”，更具体一些，如果国民党从此立刻以实行三民主义为一切行动的纲领，中共一贯以实行新民主主义为准则，两党之间就不难获得一个共同合作的基础，先有可以共同接受的前提，才能发生和平的事实。和平的前提只有一个：“为国家，为人民。”具体一点，实行民治、民有、民享。如果哪一党离开了这准则，这个战争一定会继续下去，一直到真正遵守中山先生遗志的那个政党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获得胜利。
如果双方都对于他们所标榜的政纲守信用，我愿意和张先生一般的想法，认为这次内战是大可不必的。但是内战既已发生，事实告诉我们其中必有不守政纲的政党存在，不然政治协商会议决不致不欢而散的了。国共双方并不是没有过商谈，但是边谈边打，一直到大动干戈，其中原委必然在他们所说的话背后。我们并不是不愿信任政治家的话，而是事实使我们不能信任。
这些年来我常常觉得老年人比了我们这些中年人对于国事积极得多。青年人勇往直前的性格是可以理解，被称为保守的老年人，反而积极起来，那真值得我们反省。现在的老年人实在看不过这个局面了。“看不过”的三字包含着相当复杂的心理背景。中国过去一个世纪虽则进步的势力遭受到很多挫折，但是我们得承认这些挫折并不是都出于老年人的顽固。当西洋的工业势力打开了远东大陆之门，最初虽则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类半推半就的拗执，但是很快地代表传统这一代自承认失败了，心理上向新兴的力量低了头。即使想为传统旧势力挣扎的也不能不穿着时髦的外衣。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雄图竟成了一出喜剧，这也是表示中国人民在心理上已充分准备着接受和传统不同的新时代。年老的一辈退休了，“这世界不是我们的了”。但是经了半个世纪，再看看这局面，连50年前的情形都不如了。自称为代表新势力的人物不但把国家的事务弄得不成个样子，而且在个人做人做事的标准上说，也一无是处。他们利用了一般人民弃旧迎新的心理，篡袭了名位，营私舞弊，表演出世纪末一切丑态——这在那些甘自引退的老年人看来竟是一种欺骗。他们有充分理由去回想当年，那些被新势力所指摘，甚至打击过的人，在负责上，在自持上，都比现在这些胡搞的人强。这种回想使他们会气愤，觉得历史太不公道。他们伤心，他们痛心，他们觉得心里难过。说是悔不当初自己负责把握住这国家的船舵，那是过分，因为他们在心理上早已把这任务交托给了下一代。但是这些不肖的子孙竟这样滥用他们所交出来的权力，又怎能甘心？
张菊生先生提到50多年前德宗皇帝要求改革的热忱，他肯看书，他知道要力避腐败的积习。这些小事情竟在50多年后的今天浮起在张先生的心头，使他觉得这一点精神都值得念念不忘，他对于当今执政者的失望是够深刻的了。当然，我们可以不同意他对于这伤心史的结论：“因果相生，都是人造的而不是天定的。”但是我们绝不应逃避老前辈的谴责，更不应忽视了引起我们老前辈悲痛的实况。
张先生接着提到了目前内战这桩令人“多么痛心的事情”。我们得感激张老先生能把这久已被戡乱的大帽子罩住了，不许人民多说的痛心事，公开地提出来。没有任何颜色的帽子加得上张老先生的头上，他的苍苍白发保证了他除了悲天悯人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用心。他这种本来可以不必讨人“惊愕”的人物能在这场合下把这问题再提出来，可见这个问题在人民中间实在并没有给戡乱的大帽子所罩死。
如果政府觉得有人错怪了它不为人民谋福利，最好的答复，不是入人于狱，而是用事实来证明。到现在为止，我恐怕这些事实还不存在吧。
我这样说并不是承认中国命运的悲剧。依现在的趋势下去，张先生的警告固然竟其可成预言。你看：国民党在军事上受了挫折，一方面更要投靠美国，甚至不惜引起世界大战，以求侥幸；一方面，国库支出更多，税收地域日缩，通货必然更见膨胀。对人民的不满更要高压，像是一个恶性循环，愈走愈紧。那时不但胡适之先生晚上喝粥，中午也不一定有白米饭吃了。中共方面呢？军事的优势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但是面对的军事力量在美国的接济之下也可能拖得很久，于是中共区里的人民不但得做长期艰苦的抵抗，而且因为工业生产的不能急速发展，加上可能的轰炸，在兵源和军事上消耗有生力量。这长期的挣扎，以中国整个的看来，确是很惨的，惨到有一天战争结束时，“什么都破了产”。
张先生未始不同意于我这种分析，因为他也提到了“近来还有一件可惨的事情”，那就是拘捕学生。手无寸铁的学生，入世未深，不像那些中年的知识分子，明白明哲保身的古训，他们把不满政府的言论，公开坦白地说了出来。他们肯批评政府，自然心目中还有个政府，也总是希望政府能改善。而政府对于他们却是“拘捕”，送入特种刑庭。表面上，学生自然无法抵抗。
张先生认为这样下去：“人家一天天的猛进，我们一天天的倒退。我想两方当事人，以为战事一了，黄金世界，就在眼前。唉，我恐怕不过是一个梦想！等到精疲力尽，不得已放下手的时候，什么都破了产，那真是万劫不复，永远要做人家的奴隶和牛马了。”——这段话我是十分同意的。战争的破坏是残酷的，尤其是现代化的战争。西班牙是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不论战争是否是中国蜕变成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必要的节目，这总是件惨事。而且即使我们认为这有如替病人开刀，不如此不能医治好这病人，也得考虑一下，这病人是否吃得消这种手术。
改造国家是为了人民的福利，并非变戏法给人民看。所以国家是否好好改造了，最简便的测验是人民的生活怎样了。这一端事实太昭彰，用不着我多说。或者有人可以辩护说，因为有内战，所以人民遭殃，中共不“乱”，中央不必“戡”，人民就有好日子了。这是当前政府常用的逻辑。我同时也常听见政府中人高唱“向英国看齐”。我因为也到过英国，所以不妨也谈谈英国情形来说明上边的说法是不通的。英国也曾经参加过战争（不是内战），政府也需要大量的支出。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人民的福利，所以一切政策都做到尽力保障多数人民福利的目的。举些小事：怕孩子们在都市里遭轰炸，战时差不多全部疏散到乡间，政府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而我们呢？有开封的惨事，有枪杀难生的事件，比较之下，怎能说政府目中还有人民？再说英国战时的经济设施，一切以保护最大多数平民为目的。高度的所得税、遗产税，把富有的人的钱征出来支持战争，一般人民在战争中虽然生活艰难了，而衣食却反而因配给而足够了。据客观的报告，英国人民经过了这次战争，健康水平反而提高了。人民福利不是一句口号，并不是要等天下太平了才能讲得到的奢侈品，如果为了人民福利而引起内战，政府总得在种种设施上表现出它的目的，尽管有心无力，也得尽心。政府可以恨那些言论界为什么整天批评，不说些好话。其实，政府必须先做出一些好事来，才能引得起人的好话。把好话自己说尽了，而做出来的事没有半点兑现，怎能怪别人不说好话呢？至于因为别人不说好话，而加以为匪张目的罪名，那更是南辕北辙的下策。
张先生年事已高，从他个人的生命历程上说已到了最后的一段，一生事业已告完成；道德文章也已有定论。对他私人来说，正可以自娱暮年岁月。世界虽乱，直接还威胁不到他老人家的生活，不会像“胡适之先生在北平，每天不能全吃饭，晚上都是喝粥”。但是他忍不住了。他在这国家盛典中说出这许多煞风景的话来，若不是心里难过到万分，决不会如此。什么使他心里难过到万分的呢？
我们对于双方的情形并不能同时知道。在消息封锁和宣传技术之下，我们对于中共的情形实在不知道。关于不知道的，我们没有法子作批评。但是在我们所熟知和身受的一方面说，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张先生所说的前提。谁能举出一些具体的事实来证明我们的政府是在改造国家，为人民造福？或者有人说宪政是当前最大的改造。但是连负责办理选举的人都公开说这是一个没有遵守法律的选举。当然又有人可以说没有一个完全符合于理想的现实，而且历史上很多事情是弄假成真的。我们也但求如此，成人之美也是应当的。可是事实又怎样呢？一方面颁布提审法，三令五申地要实行这民权的基本保障，而另一方面却设立了特种刑庭。宪政如果是改造国家的设施，不应当只是名义，无论如何得影响一些事实。不然，我们做人民的就有权利怀疑执政者是否真的想把“国家好好地改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