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学科，必须代代相传才能存在，才能有生命力。代代相传必须通过一代一代人的接触——直接的接触。在接触里把一代一代累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传下去，每一代推陈出新，通过不断的再创造而形成一门学科。学科是人们智慧的积累。
每个人都有长处，也都有缺点。我们希望历史不断地发展，一天比一天好，那么就要我们以学习前人的长处为主，否则历史就不会发展了。我们究竟应该向上一辈人学习些什么东西呢？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把我们所有的上一辈人都说得一无是处。他们对我们好像只有错误的影响，一点好处都没有。既然如此，那就只有和他们划清界线，一切重新做起了。其实我们中国的历史不是从30多年前开始的，我们社会学也不是从这几年才开始的。如果过去的一切都应当否定，我们不是成了无源之水了么？今天我想大家已经觉悟到这种对过去全盘否定的态度本身是有害的了。
我们下一辈人去看上一辈人时，如果把他们一切都否定了，受害的是谁呢？不是上辈人，而是我们自己。这个对待前辈的不正之风我看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我们要多看看，看看他们过去的成就，看看他们是怎样得到这些成就的。肯定前人的成绩，不是不要批判他们的缺点。没有一个人的思想是全面和一贯正确的，何况时代在前进，即使在过去是正确的东西，也不一定能在现在和将来保持其正确性。我们只有立足在今天的现实去评估前人的知识和思想，这才是老老实实的态度，是我们对待上一辈老师的态度。
我当学生的时候同这些老师们接触很多，不像现在的师生关系。那时我差不多每个星期总有机会同上面讲的这几位老师见面、讲话，看他们怎么生活，如何待人。现在好像只有在上课时老师才和学生见面，上完课就不再接触了。这样就很难学到东西。做学问是一种最细致的脑力劳动，一定要通过直接接触才能学到。我常这么说，只有通过经常和老师直接接触才能学会怎样做学问和怎样做人。如果光看一个人写的东西，你怎么能知道他是如何写出来的呢？你能学到多少东西呢？
1988年5月3日
我常常想到过去的很多老师，我觉得我自己今天的许多知识和思想，的确都是跟这些老师学来的。我觉得我这一生还能说是幸运的，在当学生时碰上了很多好老师。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吴文藻先生、潘光旦先生、杨开道先生。我在燕京和清华这一段生活里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三位先生了，是他们把我带进社会学这个领域来的，后来在清华，碰到了史禄国，出国后又碰到了马林诺斯基，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一点东西，但没有学好。还应该提到的是吴景超先生，我与他也很熟，但我只上过他一门课，对我的影响没有前面三位先生那么深刻。我现在在学术领域里所做的东西并没有超过上面所提到的几位老师。我从燕京、清华这几位老师所学的不仅是做学问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做人这一方面。我深切体会到在他们脑子里经常在想的是怎么把中国搞好，人民怎么富起来，别的都是次要的事情。我相信这几位老师做学问的主要目的还是在这个地方。这是他们做人的精神支柱。我们搞社会学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就是为了要使我们中国的社会更好。什么叫好？各人有自己的看法，大家不一定相同，但有一点大家都清楚，我们的国家不能这样穷，这样弱，我们的中国人不能在现代世界上处在落后的地位，我们在今后的世界上不能低人一等，我们中华民族应当重放光明。
我今天来参加“已故燕京、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学术成就研讨会”，大概不讲话也不行。刚才雷先生讲的话我基本上都同意。我想就雷先生已讲过的发挥一点感想。就是我们对于上一辈人应当怎样看法？怎样要求自己？
时间不多了，本来叫我讲杨开道先生，我也去找了一点材料，拿到一看是一份他在被批判时的自我检讨。这对我的刺激很深。他决不是像他被逼写下的那种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的人。我所认识的杨开道先生是一个想用社会学的知识去改变当时农村贫困落后的人。这是他的抱负。我就是从他那里学得了这一点。仅仅是这一点我觉得就给了我这一生的精神支持。我要问一下，我们今天这里有多少学社会学的人还有我们前辈老师的抱负？我希望年轻的一代人能走到我们的前面去，一代比一代好，决不能一代比一代差。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值得我们深刻地想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