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巧我凌乱的书桌上摊开着一本新近由一位朋友从美国寄来的，至今还畅销的书，书名是《列强兴衰史》，副名是《从公元1500年到2000年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著者是一位英国牛津出身，现任耶鲁大学教授的保罗·肯尼迪。这本书里讲的正是最近这500年里列强兴衰的历史。即以简装本来说，也是一本有540页的巨著。我在这匆匆忙忙坐不定的生活中，实在无暇享受细读这本十分引人入胜的作品。可是翻出导言来一看，第一句就说这是一本叙述和解释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现代时期列强兴亡历史的书，又是一个从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来为人类历史分期的例子。使我触目惊心的倒是，这书开卷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显赫地印着“中国明朝”几个黑体字，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说：“在现代之前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能比得上中国那样进步和自感优越的。”下面500多页的内容，在作者的笔下正是世界这个舞台上转换主角的经过——西兴东衰。
这本书末尾空白的这几年我正在“行行重行行”。所见所闻使我想到下一本500年世界史，是不是还是会从中国开场？我“行行重行行”中留下的足迹也许正是它的楔子，而这本续集的主题又将是什么呢？我并不苟同于500年一周期，周而复始的历史观，使用“西衰东兴”来平衡上下两集的对称。我在孔林中留下片思，已流露出我并不欣赏这位牛津出身的学者的气度，他把值得立传的世界舞台主角留给了杀人如麻、以力服人的霸主，用兵强马壮、铁甲利箭来作为兴衰的尺度。我还是盼望一个全世界人类能共同生存，荣辱与共的新格局。把遥远的大同世界安在下一个500年历史里可能还太性急一点，但是人尽其能，各取所需，遂生乐业，和平共处应当是人类可以争取到的世界秩序吧。
1992年已经落幕，光荣地落幕。鸡年接着猴年递过来的接力棒。棒上是否应刻上句吉利或激励的话？如果要的话，我将用八字相赠：“脚踏实地，胸怀全局。”
人言道，老从脚上起，我总有点怕它上升。这一年看来还没有老到头上，我像前些年一样东西南北地跑了不少地方。在改革开放、开发猛进的大气氛里，见到的新人新事，实在是笔不胜书。横架珠江的大桥，准备动工，预示着这片先走了一步的南粤滩头，还要锦上添花。钱塘江口的枫泾商城指望着万商云集，闹市喧天。黑河江边，两岸夜市，灯光相映。兰州丝路盛会，欢庆千年故道重开，欧亚大陆桥如期接轨。更难忘的是我在桂子飘香时节重返吴江，相别只半年，回乡寻故里，竟会相见不相识，高楼大厦淘汰尽了狭巷低檐，连我出生的矮屋已了无陈迹。这样快的发展，怎能叫人不激动，不兴奋？1992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它将以我国腾飞之年载入史册。
1992年，说是猴年吧，对我个人来说，家宅平安，笔耕未辍，“行行重行行”还在继续，又跑了万里路，写了十万字，值得自慰。
这本书是1987年出版的，现在看来，这位作者年少气盛，太急躁了一点，没有耐性再等待几年能按照该书副名所说的以2000年来作结。看来他没有预料终剧正演出在他发稿之后的这几年里。而且也许可以说，如果他等到2000年才出版这本书，它的历史的内容可以更精彩和完整一些。说完整，意思是有始有终，从兴到衰的全过程。当然我也不敢说得这么绝，历史是曲折的，这个世界究竟是谁家的天下，岂能预料，这个世纪怎样作结还有待下回分解。历史分期本来不过是抽刀断水而已。
年过八十，日子似乎过得特别快，一转眼，《群言》的编辑又来约我写辞旧迎新的过年杂感了。到了年终，回头看看自己这一年是怎样过来的，有什么感想，应该说是件很有意义的好事。
1992年11月于津浦路车厢
这一年在西方各国也是个值得纪念的年头，是哥伦布发现被称为“新大陆”的500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标志着世界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有不少西方史学家把这年作为世界现代文明史的开始。当然这500年从全人类来说，不得不承认是人类生产力大发展的500年，也是全球人类社会被捏成一体的启程碑。500年过后，反思一下这一年对人类发展进程上的意义和教训也是应该的。
老年人似乎有权利对遥远的将来多做些梦。这倒不是因为能做梦的日子已不多，而是因为他们在梦后的世界里，还是有份的。今后现实世界的舞台上会出现什么剧种，多少会决定于他们梦中出现的境象。现象如果是硬件，理想的梦就是决定硬件内容的软件。辞旧迎新的思考还不是下一年行动的指针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