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审查：某些文章或全部检扣，或部分删削，有时删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上不接下，读来不知所云。有时检查官不仅删削，而且还任意涂改原稿，甚至改外国作家的文章。随心所欲，信笔乱改。有时竟改得与原意完全相反，简直成了恶作剧。译稿送审时，必须附送原本，否则不收。这并非检查官要替你做义务校对，而是一种刁难。这样，凡在战火中失掉原文的译本，就根本无法再印了。这矛头是针对苏联文学的。
八、通令密禁：进步书刊透过上述的天罗地网，在“国际观瞻”所系的战时的都门之内，照理可以通行了，其实不然。凡所谓国立、市立或公立各图书馆、各学校图书馆或阅览室的负责人，都是反动派思想上的可靠的“自己人”。反动派经常有禁书目录发给他们，凡目录中所载者，责令他们严禁购买及陈列。同时，并将这些禁书目录分发给各官营和中立的民营书店，严禁代售。时有特务到各书店巡视，遇有禁书，轻则没收，重则严惩。
这次所根据的原本是一九五二年莫斯科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的《铁流》大版插画精本，同时参照了一九五〇年莫斯科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的小版插画精本、一九五三年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绥拉菲摩维支选集》一卷本及一九五四年莫斯科儿童读物出版社的插画本。这几种原本，正文相同，只有极少的地方有出入。偶遇这些出入之处，按多数版本，衡量上下文语气，做出决定。
四、控制纸张：当时规模较大的造纸厂，全在反动派手中。此外，对民营纸厂所产纸张，亦强制限价收购。其限价往往低于成本。通过控制纸张，来压迫进步文化。这样，反动的出版单位如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胜利出版社、拔提书店等等，几乎用无代价的纸张，大量印行反动书刊，廉价发售，而进步书店却不得不用高价到黑市购纸印书。反动派企图使这些“异己”书店，在成本高压下，自行倒闭。
在反动统治时代，《铁流》就是在这样的天罗地网、步步设堤的严防中，时而“断流”，时而“潜流”，时而“渗透”地度过来的。有时甚至以斩头断尾的残骸，出现到读者面前。如一九四五年三月，我在重庆写的《〈铁流〉后记》中说：
曹靖华
可是皖南事变后，反动派索性连“国际观瞻”也不“壮”了。忽然一阵冰雹，严寒袭来。战时首都，顿成革命文化工作者的大集中营，随时都有被集体坑陷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业就根本停了摆。这也就无所谓禁了。这窘相对反动派的“民主”是大煞风景的。这一阵冰雹过去，表面又好像放松了。但实际是外弛内张。对出版事业控制的手段，更其严密、毒辣而且卑劣。当时压迫的花样，举不胜举，其重要者如：
在这样残酷的斗争里，他们埋葬了自己的苦难，建立了自由幸福的生活。
当年，《铁流》在中国，真是生不逢辰，命途多舛啊。它在中国还未出世，就“先天地”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
《铁流》的本身，也就是苏联党所领导的那一支达曼军，那一支包括了妇孺老弱、叫花子似的几乎手无寸铁的人民的队伍，消灭了强大的劲敌，终于得到了自由和幸福。这事实的本身，以及它在中国反动时代的经历，证明了一条真理：党所领导的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尽管在某一个时期敌人是如何强大、凶残和猖狂，终于要被人民的铁的洪涛所淹没的。这是一切反动派，一切新老殖民主义者的不可逃避的、被历史的火焰般的笔注定了的终局。这也是人民的豪迈的乐观主义和无尽力量的源泉。
书中插画，除四幅木刻是毕斯克列夫（Н.Пискарев）所作外（每幅下已注明），其余都是柯柯林（A.Кокорин）所绘。
七、邮检暗扣：在战时重庆，反动派有时为了“国际观瞻”，对文化压迫，多讲“策略”“技巧”。所以，对革命作家，少捕杀，对进步书店，少封闭。多用软刀和暗箭手法。邮检暗扣，就是这种扒手方式之一。这就是派特务常川驻邮局检查，遇要没收者，人不知鬼不觉地没收完事，而且对外绝不承认有此事。寄件人寄出了，而收件人却永远收不到，挂号也归无用。当时邮件上均盖着一个戳记，载明：“凡遇不可抗之损失，本局概不负责。”这是很妙的双关语。所谓“不可抗”者，表面似指战火等，而实际却是指暗扣的。
《铁流》，这是被践踏者争取生存的光芒万丈的火炬。我们看这一群乌合之众，在白党的凶残的屠杀下，带着女人孩子的难民，穿着破烂的衣服，光着脚，每人只有三颗子弹，有一大半简直只有一支空枪，这样原始的、“亚洲式”的军队，在血的教训中，在万难想象的艰苦中，粉碎了敌人的铁的重围，沿途扫荡了现代化装备的劲敌，打下了全副武装的城池。甚至母亲举起孩子，跛子挥起拐杖，老头子、老太婆……都抓起马料、车杆、斧子、扫帚，击退了哥萨克骑兵的夜袭。这并非神话，这是绝望的求生的斗争！这是要消灭敌人，为的自己不要被敌人消灭！
书前瞿秋白同志译的涅拉陀夫的序文，是二十多年前写的，除了某些极个别的地方，例如谈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枯土左夫所率领的一群“灰色畜生”，对俄罗斯人民历来反抗外敌侵犯的英勇精神，估计值得商讨外，一般说来，这篇序文对读者是有帮助的。同时这也是秋白同志的光辉的译笔，对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有益处，所以仍保存下来。书后所附《作者自传》，换了比较完整的绥拉菲摩维支著作编者涅拉陀夫的《作者传》。
看吧！铁的洪涛在全世界日益高涨、澎湃起来了！这将如瞿秋白同志当年所断言的，在全世界将卷起“铁洋的飓风”。
幸亏这样不快的时光过去了，《铁流》终于在全国人民争取生存和自由的抗战炮火里，同读者见面了……
一九三八年，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生活书店重印了《铁流》，我在该年三月写的《重版〈铁流〉后记》中，有这样的话：
在今天，在全国人民争取生存和自由的反抗侵略的炮火里，《铁流》的重版，无疑地具有极大的文学的和政治的意义。它将成为争取生存和自由的榜样，教育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去消灭敌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它将成为不可遏止的铁的激流，流到前方，流到后方，流到被敌人侵占的区域，流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里，去鼓舞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为自己的生存和自由而斗争！我们要消灭敌人，为的自己不要被敌人消灭！
一位参加长征的同志说，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们，把自己的英雄行为，当作中国的“铁流”。
近年来，多少读者都切望这类书的重印，但哪有可能呢？我仅有的一本三闲书屋版的《铁流》，在“一二·九”时，被中国大学的一位同学借去，无声地周流了中国大学之后，静悄悄地流入燕大，流入清华，后来流得不知去向了。
在令人窒息的时代，读者想要读一本有意义的书，是多么不可能啊！
五、营业税：营业税也成了反动派扼杀进步文化的手段之一。这就是：加重文化事业的营业税，使毫无补助的进步文化事业，在这种苛税下倒闭。当时重庆进步出版家、文化工作者，都曾奋起抗议。
这是我们的求生的斗争！
实际上，这样“令人窒息的时代”以及“不快的时光”当时并没有“过去”，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虽猛，但并没有使国民党反动派对《铁流》解冻。这是为什么呢？我在上述的《后记》中说：
于是，鲁迅先生就用了一个“三闲书屋”的名义，自己拿钱来印《铁流》，于一九三一年底出版了。一出版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禁。“三闲书屋”原是徒具其名，实际并不存在的。这样，在黑暗势力的横压下，通过日本人在上海开的内山书店，一点一滴地将初版一千部《铁流》，渗透到读者中间去。稍后，北平书商盗印翻版之风甚炽，《铁流》也是被翻印之一。但只要能传布，倒也是“功德无量”的。可惜翻印本一出世，也立即遭到没收。一九三二年，上海光华书局将《铁流》纸型骗去印了一版，又同样遭到严禁。从此，《铁流》由若断若续的“潜流”，而进入长期的“断流”了。
补记：《铁流》在中国出版后，每逢改版，总是要看一遍，多少修改一点。不过那都是只就译文修改的，偶尔遇到疑难之点，才对着原文看一下。这次却是对着原文，从头到尾，逐字逐句校改了一遍。但限于能力，距传达原文神气，仍相差甚远，这要请读者指正了。
以上所记，仅个人所记忆的大略而已。至禁例中的苛细，是不胜枚举的。
《我怎么写〈铁流〉的》一篇，仍附在卷末，而没有采用新版里的《〈铁流〉写作经过》一文。这是因为：第一，在后写的文章中，删去了“关于郭如鹤”一段，而这不但有碍于分析这部作品，而且有失历史的真实，这是应该恢复的。第二，后写的文章——《〈铁流〉写作经过》，已译出，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论写作》一书中，读者如愿参看，也并不难。第三，这两篇文章基本论点并没多大区别，在校正本里想尽可能保存鲁迅先生当年所编定的《铁流》原来面貌，所以仍用了原来的一篇——《我怎么写〈铁流〉的》。
总之，反动派统治者长期间的这些网罗、横压，并不能杜绝《铁流》对中国广大读者的影响。最严酷的现实教育了读者，使他们于走投无路时，在禁书中找指示，求力量。所以读者以求“宝”之心，跨过一切藩篱，不顾任何危险，去寻求禁书。一旦遇到，那它就以沛然莫之能御的气势，在进步读者中，形成铁的奔流的地下河。至于在解放区，那更是一股汹涌澎湃、浩浩荡荡的铁的洪流了。
二、控制印刷机构：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把控制印刷机构，作为控制文化的手段之一。用刮来的民脂民膏，强制收买私人的印刷机构和印刷器材。这样，使进步书刊无处印行。
那是一九三〇年前半年吧，上海神州国光社约鲁迅先生编一套新俄文艺作品的丛书，鲁迅先生应约拟定了十种，名为“现代文艺丛书”。《铁流》即其中之一。定后，鲁迅先生即写信到列宁格勒约我翻译。我答应了。可是不久就如鲁迅先生在《〈铁流〉编校后记》中所说：
一九四九年，乌云四散，红日当空。万年冰雪解冻了。历尽无限磨难的《铁流》，在举国人民的欢腾中，在党的春风化雨中，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殷切期望的“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开遍了祖国的漫山遍野。
《铁流》现在重印了。但因特殊困难，目前能与读者见面的，也只有正文与卷末的注解而已。其他如作者给中译本写的序言、《作者自传》、史铁儿同志的译序、鲁迅先生写的《编校后记》，以及作者的《我怎么写〈铁流〉的》等篇，都只有暂付阙如了。
1950年5月15日于北京
九、盯梢：反动派用尽一切方法，还难杜绝市区内个别读者对进步书刊的购阅，于是就实行盯梢。方式约有两种：一是派特务专往特定的几家进步书店，如新华、生活、新知、读书等店内，猎狩顾主。有时他狠狠地瞪你一眼，撞你一下；有时跟出门来，揍你一拳，骂你一顿；更有时跟到你的住所，把你的“来历”追出来，把你“记”到“账”上，到时再算。另一种是在机关、学校里盯梢，监视个别读者，当时沙坪坝伪中央大学的进步学生，都曾“择地读书”，就是把“不安全的书”，偷偷带到“安全地方”去读。嘉陵江畔和松林坡上，一时都成了安全阅书地。宿舍、教室和图书馆，反而不能看书了，否则特务就要盯你的梢，“记”你的“账”，“账”被“记”到一定程度，你就有“自行失足落水”的危险。盖“明哲保身”的读者，对一切“是非之书”，固早已敬而远之了。
六、“文化站”：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大后方控制了交通工具。因此，进步书刊出版后，由出版地运往他处，几乎全不可能。而伪军委会政治部利用特权，组织了“文化站”，这些分站好像蛛网一样，分布了国统区。当时重庆两路口社会服务处的阅览室内，有一大幅全国分站图，载得很详细。“文化站”的“任务”有二：一为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优越的交通条件，将反动书刊迅速而大量地运到穷乡僻壤；二为步步为营地检扣、销毁进步书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也有同样的“文化驿站”的组织。当时重庆出现的由数十家组成的联营书店，就是在这些致命的打击下，合力图存的产物。这是进步文化事业单位，在无可奈何中，用来对抗反动派的一种办法。
可是，一贯主张“宁赠友邦，不给家奴”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反动派，恰恰怕人民起来，怕人民得到自由。这样，《铁流》也就恰恰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它在抗战初年再度出版后，即刻就又处到反动派的棺材盖子似的重压下了。不过毕竟是抗战时期，那禁压的手法，在表面上和以往是有所不同的。以往是普遍地明令严禁，这时是明开暗禁；都门之内开放，都门之外禁止等等。这是为了“壮国际观瞻”，所以在战时首都开放，替纸糊的民主贴金，于反动派有利的缘故。
一九五七年一月于北京
对于左翼作家的压迫，是一天一天地吃紧起来，终于紧到使书店都骇怕了。神州国光社也来声明，愿意将旧约作废，已经交去的当然收下，但向未开手或译得不多的其余六种，却千万勿再进行了。那么，怎么办呢？去问译者，都说，可以的。这并不是中国书店的胆子特别小，实在是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所以，是可以的。于是就废了约……然而停止翻译的事，我们却独独没有通知靖华……待到攒凑成功的时候，上海出版界的情形早已大异从前了：没有一个书店敢于承印……
难怪一九三一年底，当《铁流》刚刚出版时，瞿秋白同志就给鲁迅先生写信说：“《铁流》和《毁灭》的出版，应当认为是一切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胜利。”
抗战末年，林祖涵同志从延安到了重庆，在一个小规模的文艺聚会上，把我拉到一个屋角里，以满怀激动的心情告诉我说：“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了多少版，印了多少份。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有看过这书的。它成了教育人民、教育部队的教科书了……”
《铁流》在中国出版后，备受禁压，始终难以达到读者面前。此外，苏联远东国家出版局（在伯力），虽然也根据我的译稿的副本，在一九三二年印了一版，但那主要是在供给苏联境内的汉文读者的需要，因邮路隔绝，这版本流传到中国的，据我所知，不过数册而已。记得一九三三年秋，一位从海参崴到天津的不相识的同船人，在船要开进大沽口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行李仔细“整理”了一番，将所带的唯一的一本书——苏联版的汉文本《铁流》，拿在手里，靠着栏杆，翻了几翻，无言地、决然地，把它摔到海里了。
三、怂恿印刷工人进行“阶级斗争”：官方印刷厂把工人工资特别提高，同时怂恿资金薄弱，而且得不到“平价米”及其他补助的朝不保夕、苟延残喘的私营印刷厂工人，向资方要求增加工资，同官家印刷厂工资看齐，企图借此一箭双雕地压垮私营印刷厂，进而扼杀进步文化。反动派当年把这种把戏称作“阶级斗争”式。其含义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来嘲弄主张阶级斗争学说的文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