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
（三）作为当代“文学中国”版图上的作品，自然不仅仅是内地，也不仅仅是汉民族所独有。“文学中国”是多元一体的客观存在。这样，《六十年与六十部》不仅有主流形态的，也有先锋形态和民间文化形态的；既有汉民族的，也有少数民族的；既有“精英”的，也有“雅俗共赏”的。然而，毕竟为篇幅所限只选了六十部，遗珠之憾肯定存在，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以及台港澳地区的精萃作品，份额之少也是明显的。我们希望在今后修订或增补时予以合理的解决。
（一）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向建国六十周年献礼的重点项目之一，从提出设想到设计篇目，我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经过了多次集体反复论证，研究人员都参与了分工撰写。先出样稿再讨论修改，最后由统稿组集中作业。每一部作品的述析与撰稿人均注明于文末。统稿组成员为：杨匡汉、白烨、刘平、陈福民、杨早。
（四）在当今市场化的客观环境中，我们难以预计本书能产生多少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这一并非迎合市场的举措，得到了三联书店的热心扶持，李昕先生和郑勇博士自始至终和我们一起走进 “文学碑林”，温暖着我们的学术心灵。学人与出版人有着先天的血缘和业缘，这种唇齿相依的情谊，在商业化潮流中，更显得弥足珍贵。
“六十年”的文学路径和“六十部”的编选原则，已见“前言”的简要说明。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有必要对编撰的过程及相关的事宜做一些交代。
（二）对于每一部作品的重新解读，执笔者力求尽可能地占有资料和公允地叙述，不做过多理论上的置喙，一是为了回到历史现场，二是让文本说话，并兼容各种不同的意见。应当承认，由于对不少作品都可以提出或“仁”或“智”、或“正”或“欹”的见解，无论当初或当下的解读都会出现差异，在评介过程中误读、误解定然不免。但“误读”、“误解”有时亦不失为一种读解；其“误”，往往透露着不同的文化视点和阅读感受。人类总是在不断的“误读”中接近理解与走向通达。我们希望缩短由“误”到“通”的过程。也因此，本书尽管属于集体写作的性质，但在整体的“实证”与“客观”的前提下，对每一部作品的介绍、评点以及意见，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充分尊重撰稿人个性的视角、眼光和判断力，不一定非得表明 “集体”的“统一”立场。
全书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