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能够在当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绝不是偶然的。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也就是“文革”后期），中国社会已经走到新的历史拐点。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的文化激进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负面不断地膨胀，到“文革”时期，已异化为反人性、反人道、反文明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合理的内涵至此丧失殆尽，终于走向自己的反面。1976年9月以毛泽东逝世为契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一片沸腾，共同庆祝，正是最好的表征。国家的意志，民众的愿望，知识分子的心声，此时形成合力，如此的盛况可谓千载难逢。然而，历史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长期形成的观念和思维惯性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其时，“四人帮”虽已粉碎，两个“凡是”依然禁锢着人的头脑。当时“思想解放”派与“两个凡是”派正在较量，处于对峙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迫切需要另一种力量出来打破这种僵局。在风雷激荡的中国现代历史上，文学经常充当政治的马前卒，小说首当其冲，《班主任》的出现，正好应合了这种需要。
据刘心武自述：在1976年底召开的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座谈会上，他发言谈到：“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愚民政策在中学生中造成两种精神畸形儿，一种是小流氓，问题暴露在外，比较容易引起人们注意，另一种当着小干部，被认为是标准的好学生，不大容易发现，发现了不大容易受重视，后者如果不转变，恶性发展下去，比前者更具破坏性。这些内容构成《班主任》的基本素材，小说中的宋宝琦和谢惠敏的人物形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写到谢惠敏的时候，作者颇为踌躇：“生活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宝琦，这一点广大读者是深有体会的，把这样的形象写入作品，虽然担着一定的风险，多数读者恐怕还是能够接受的；而生活中还有不少的谢惠敏，这一点究竟有多少读者能够承认呢？把谢惠敏这样出生在劳动人民家庭的团干部，写成被‘四人帮’造成‘内伤’的状态，会不会被扣上‘污蔑’‘丑化’的大帽子呢？会不会被认为是搞‘暴露文学’？”为此，刘心武两次翻阅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复验证，确认自己所暴露的是“四人帮”在人民中遗留下的恶劣影响，才放心地写下去。（《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光明日报》1978年10月3日）
将谢惠敏这样的精神畸形儿仅仅视为“四人帮”毒害的产物，是一种浅层次的看法，反映出刘心武认知的局限。尽管如此，谢惠敏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隐含着深刻的内涵，唯其如此，在阅读过程中其意义被源源不断地阐发出来。刘再复说过一句令人悚然的话：“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积淀着一种谢惠敏式的惰性的血液。”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惠敏这个形象并不是刘心武一个人创造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典型是千万个受到震动的读者选择出来，并由当时的评论家们协同创造出来的。”（曾镇南《刘心武论》，《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
作者：刘心武
谢惠敏作为一个“典型形象”的诞生，颇具耐人寻味的戏剧性。刘心武写《班主任》，本意主要是为塑造歌颂张老师这个“抓纲治国”的英雄人物，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揭露“四人帮”给祖国下一代造成的“内伤”，由此写出了宋宝琦和谢惠敏两种不同类型的受害者。据刘心武自己介绍：宋宝琦这个人物形象在读者中产生共鸣，是他预先估计到的，而谢惠敏在读者中产生更大的共鸣，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对有人主动写信来承认自己在一定程度就是谢惠敏，这一点我事先估计不足。而事实上来信承认自己是谢惠敏的读者，竟比承认自己是宋宝琦的多几倍！”（《生活对创造者说：走这条路》，《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这说明刘心武对谢惠敏这个人物形象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尚未认清其价值的情况下匆匆写进作品。
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
发表时间：1977年11月号
刘心武：《生活对创造者说：走这条路》，《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1977年夏天刘心武在密云写《班主任》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此举将开启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中国新时期文学。尽管日后著作等身，艺术风格与时俱进，轰动效应不断，时过境迁，历史记住的，依然是他的《班主任》。《班主任》成了刘心武的“名片”。
然而，刘心武毕竟不是时代的先觉者、超越者，而是一位与时俱进、得风气之先、勤奋高产的作家。比起同时期的“地下文学”所达到的思想深度，《班主任》不能不显得相当肤浅和暧昧。这表现在作者尽管声讨“四人帮”，对“文革”却不否定，采取回避的态度，然而文中对“文革”序幕的“四清”运动赞许的口气，表明刘心武认识的限度。这其中固然有写作策略上的考虑：当时中共中央刚宣布“文革”结束，尚未给它定性——那是在一年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的事情。在这种形势下，刘心武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回避，采取回避策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比起自我保护的因素，认识上的局限应当说是更为内在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局限，使《班主任》恰到好处地契合了当时政治的需要，在中国文坛一炮打响，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启幕之作。
刘心武的文学创作不以思想深刻见长，其过人之处，在灵敏和聪明。刘心武写过一篇妙文，将这种聪明和盘托出，其中这样写道：“我写《班主任》，构思了好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绕了好久。最初，我脑中形成了宋宝琦的形象。然而那时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四人帮’造成了宋宝琦这一类的畸形儿，倘若急于提笔来写，那么难免与别人的作品立意相似。所以我就不甘心，脑子里继续绕，也就是往深处思考，这样就逐渐凸现了谢惠敏的形象。捕捉到了这个形象以后，我才动笔写那篇小说。结果读者读那篇小说时，本以为出现了团支部书记形象，是一个以前已经见识过的帮助小流氓的下面形象，没想到小说写到后面，却绕过了他所熟识的形象和猜想，展现出他未曾想象到的意境：谢惠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令人焦虑的畸形儿！”（《绕》，《花溪》1982年第1期）这表明：刘心武写出谢惠敏这个形象，与其说是出于深邃的思想和强烈的艺术感受，不如说是出于艺术创新的需要，它给刘心武带来意外的收获，也不可避免地留下遗憾。道理很简单：倘若作家主体意识尚未充分觉醒，学养功力欠到，单凭“绕”这一技术层面的努力，作用毕竟有限。无怪刘再复在肯定刘心武“与时代共同的脉搏”的同时，对他的“不经意”表示遗憾，认为这种不经意的创作，使刘心武没能在谢惠敏这个灵魂的渊海中更深地开掘，否则这一人物将取得更大的成功。
从文学的角度看，《班主任》亦有特殊的意义。随着“四人帮”倒台，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就大量涌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作品无论思维方式还是结构模式，与此前批“走资派”的帮八股没有什么两样。其情形正如冯牧描述的那样：“一个时期内，我们看够了帮风帮气的作品，这真是一种苦难，本以为粉碎‘四人帮’后，不很长时间，就可以肃清流毒，打掉这些帮风帮气帮文了。事实并非如此。在此相当时期内，我们还不得不在批判阴谋文艺之后，又要与一种我把它叫作‘转移文艺’的东西作斗争。”（《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冯牧所说的“转移文艺”，就是那种换汤不换药的风派文艺，即昨天还在批“走资派”，今天就以同样的方式批“四人帮”，还有那种冥顽不化的“主题先行”的现代八股。正是这样的背景，为《班主任》的脱颖而出作了铺垫。
延伸阅读
刘心武：《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光明日报》1978年10月3日
贺桂梅：《新话语的诞生——重读〈班主任〉》，《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
1977年，中国文坛尚处在“文革”文学的巨大历史惯性中，这一切清楚地反映在《班主任》中。《班主任》虽然在主题意蕴上冲破了“文革”模式的束缚，但在艺术形式上仍是原来那一套。比如张老师的形象，基本是“高、大、全”的翻版，尽管作者写他外表“实在太平凡”、“中等身材，稍微有点发胖”，却是一个全知全能、真理在握的人，在作品不算短的篇幅中，作者没有留给这位36岁的壮年男子任何私人的生活空间。再比如，《班主任》的叙事基本上沿袭“文革”文学路线斗争的框架，张俊石老师接受小流氓宋宝琦的插班，排兵布阵，运筹帷幄，就像是在指挥一场战役，最后以张老师的胜利在望而告终。这种敌我对抗、我方必胜的叙述套路，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沉痛感和问题的深刻性。
《班主任》以张俊石老师接受一个小流氓插班的过程为线索展开情节，揭露“四人帮”对青少年一代的毒害，在当时产生极大的反响。小说中的宋宝琦和谢惠敏，一个是浑浑噩噩的小流氓，一个是品行端正、根正苗红的班干部，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精神的蒙昧上，在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无知上，却有十分深刻的相似，前者因“什么书也不读而堕落于无知的深渊”，后者轻信盲从，思想僵化，一口咬定《牛虻》是本“黄书”；鉴于这个触目惊心的事实，作者惊呼：“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
原发刊物：《人民文学》
《班主任》发表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雪片一样地飞来。杂志发行的第三天，作者就收到一位财贸系统的女青年写来的信，表示“在激动之余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思路才好”，认为《班主任》“冲破了‘四人帮’千篇一律的文风和概念化、公式化的束缚”，通过“艺术的、现实主义的描写，无情地揭露了、控诉和鞭挞了‘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的蟊贼。”为此，《人民文学》1978年第2期专门开设栏目，刊登读者来信。与之同时，《文学评论》先后两次为《班主任》召开座谈会，一次是与北京第一机床厂青年工人和北京市第二中学同学的座谈，一次是文学圈内人士的研讨，前者对《班主任》的现实意义、教育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后者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认为《班主任》的出现，标志着“被‘四人帮’破坏中断了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传统的恢复”，并将它与“暴露文学”、“问题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划清界限。老作家严文井激动地为《班主任》正名：“如果说《班主任》是‘暴露文学’，那是暴露‘四人帮’的文学；如果说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那是批判‘四人帮’的革命现实主义；如果说是‘问题小说’，那么‘四人帮’留下的问题成堆，《班主任》提出了问题，这仅仅是开始，还应该有一大批这样的‘问题小说’出世才好。”在这样强大的呼声之下，1978年春《班主任》荣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榜首，中国作协主席茅盾亲自向刘心武颁奖。
濑户宏：《试论刘心武——到〈班主任〉止》，《钟山》1982年第3期
体裁：短篇小说
谢惠敏的愚昧无知中，纠集着褊狭极端的阶级斗争观念，对此作者视而不见。张老师（实际上也就是刘心武自己）痛心于谢的愚昧无知，却无条件肯定她的阶级觉悟、斗争哲学。从这个角度看，张俊石与谢惠敏没有本质的不同，差别仅在于：一个是纯然的无知，一个自以为知的无知，都是值得救助的对象。这样一来，张老师的“救救孩子”不能不显得格外勉强，缺乏《狂人日记》那样的忧愤深广的感染力。其实，在那个荒谬的时代，受伤害的远不止是宋宝琦、谢惠敏，作者本人也应当是其中之一。就在一年之前，刘心武还在写《睁大你的眼睛》那样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小说。其中的小英雄方棋，无疑就是后来的谢惠敏。无独有偶，其中也有一个类似《牛虻》事件的细节：方棋偶然得到郑可意遗忘的笔记本，随便一翻，便“像侦察兵发现了敌人的重要炮位似地皱起两道眉毛，激奋地对大家说，‘这是一本手抄的黑小说！’”当场没收。这与谢惠敏读也不读就断定《牛虻》是本“黄书”，是何其的相似。不同的只是，前者是无条件肯定的无产阶级小英雄，后者是挽救的对象。刘心武在没有完成自我清算，对自己的局限性没有认知的情况下，匆匆地赶新的时代潮流，留下破绽是难免的。尽管如此《班主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班主任》问世的过程颇具一波三折的戏剧性。《人民文学》编辑部接到这篇稿子后，内部引起强烈震动。据当事人刘锡诚回忆：杂志副主编刘剑青读这篇小说时，“伏案流泪，情绪无法控制”，向他推荐是一篇“极为感人”的作品，但拿不定主意是否可以发表。时任小说散文组负责人的涂光群这样回忆：“《班主任》这篇稿件来到编辑部后，责任编辑觉得它对‘四人帮’的揭批是深的，但问题提得太尖锐……稿件送到编辑部负责人那里，他也说没有把握，这才送到主编张光年那儿，请他拍板定夺。”张光年审阅后，召集编辑部三级编审人员在自己家里开会，综合大家的意见后，认为：“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肯定了《班主任》，也提出些意见。经作者修改，《班主任》在《人民文学》1977年11期以头条位置发表。
时过境迁，《班主任》几乎褪尽颜色，唯有谢惠敏人物形象是例外。可以说，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最具深刻内涵的“典型人物”之一。刘再复高度评价这个艺术形象：“谢惠敏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典型，她的性格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重压下扭曲、变形，灵魂的活力被窒息，这是值得悲哀的，这种扭曲和窒息发展到了她本身并不感到痛苦和苦闷的程度，这是第二重的悲哀；然而，当她反过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去压抑扼杀另一个活生生的灵魂时，这就进入更深层的悲哀了。刘心武无意之中写出了一个深邃的灵魂时，唤醒和震动了或多或少有一些谢惠敏式的潜意识的整整一代人，引起他们深沉的共鸣、激动、反省。”（《他把爱推向每一片绿叶》，《读书》1985年第9期）许子东认为：《班主任》对宋宝琦和石红的描写，均未跳出“十七年文学”模式，唯独对谢惠敏的描写第一次划出“伤痕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界限，在初期的“伤痕文学”中，没有哪个形象能达到谢惠敏性格具有的艺术深度。他这样分析“谢惠敏性格”的实质：“仅仅是‘思想僵化’，‘中了四人帮的毒害而不自觉’吗？为了保护农民的庄稼因而不准同学带走一束麦子；对黄色书籍的警惕性很高以致把《牛虻》也‘错划’进去；艰苦朴素到了天热也不肯穿裙子的地步……所有这些谢惠敏式的行为，如果放在五十年代‘青春万岁’背景下或出现在六十年代中学生齐抄《雷锋日记》的时候，又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虽然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挑战性刘心武当时还没有足够的重视，但形象本身的血肉感及细节把握的分寸感，事实上却已经为无数热烈追求政治进步的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树立了一面反思的镜子，照出了他们成长道路上的某一侧面：谢惠敏的错误究竟是错听了‘四人帮’的话呢，还是错在不该只听别人的话而自己不思考？谢惠敏的悲剧究竟是工作不踏实革命不坚决为人不朴实呢，还是缺乏独立的人生意识，把自己思想乃至革命的权利都‘上缴’了进而一切听从别人的安排？”（《刘心武论》，《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
依今天的眼光看，《班主任》未脱概念化、公式化的窠臼，甚至令人无法卒读，在当时却让人有石破天惊之功，因为它首次公开冲破僵化机械、千篇一律的“文革”文学模式，开始面对真实的生活，朦胧中演绎了中断已久的现代性启蒙的主题，肯定了知识与理性的价值。事实上，这是刘心武决心告别“假门假事”的“文革”文学模式，“动真格儿”写出的第一篇小说，对他的文学生涯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如他自白的那样：“《班主任》是我摒弃‘四人帮’‘主题先行’、‘路线出发’那一套‘帮规’‘帮法’以后，思想初步解放，敢于正视现实，从我所熟悉的生活、人物、事件出发，经过对创作素材的反复深入，甚至可以说是艰苦的分析、琢磨、剪裁，最后形成较成熟的构思，又在提笔后随着感情的奔腾，而尽可能往深里开掘，最后又几经修改，才终于定稿。”这段话展示了刘心武挣脱“文革”写作模式的艰难过程，很是耐人寻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摆脱一种长期形成的写作积习谈何容易，甚至从刘心武的这番话语中，依然可以嗅出“主题先行”的味道。事实上，从大的框架看，《班主任》的写作并未跳出“主题先行”的掌心。然而，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尽管只是浅层次，《班主任》开始直面现实生活，并且触及严峻的问题——革命下一代的精神创伤问题。唯其如此，它才能超越那些泛滥成灾的“转移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
（李兆忠撰）
刘心武：《睁大你的眼睛》，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