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8日，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以“童怀周”为笔名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十六名教师，油印了《天安门革命诗抄》，并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响应和支持。随即，他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的名义，从征集到的大量作品中选出1500多篇，编成《天安门革命诗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正、续编）、《天安门诗词一百首》、《天安门诗词三百首》、《“四五”运动纪实》和《天安门运动画册》等书。1978年12月，在《天安门革命诗文选》正、续编的基础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天安门诗抄》，由当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题写书名。《诗抄》收入了六百余篇诗文。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收古体诗、词、曲、挽联等；第二辑，收新体诗；第三辑，收悼词、誓词、祭文、散文诗。在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
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1979年4月5日，《人民日报》在天安门诗歌运动三周年发表了社论：“四五运动是广泛的民主运动。在‘四人帮’的高压下，群众没有议政的自由，就用花圈、诗词、警言来表达；没有倾诉的地方，就汇集在悼念周总理的场所；没有谁去组织，却是那样井井有条；没有统一的口径，却是那样的异口同声。人们正是在这样的地方，用这种特殊的斗争方式，行使民主权利，宣传真理，伸张正义，打击敌人，真是扬眉吐气啊！”
在众多的文学史叙述中，大都肯定或彰显“天安门诗歌运动”的思想价值，而对其诗歌的艺术评价不高，主要原因就是认为天安门诗歌的政治性因素过强。张清华的《关于当代诗歌的历史传统与分期问题》（《泰安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一文具有代表性，他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文革”宣告结束。
发生在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并非是一场纯粹的文学运动，其中政治因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力。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正是因社会政治的黑暗、强权的压迫进而导致了人民的反抗，从而转变了政治、思想的格局，文学作为社会的镜子是无法置身事外的，考察天安门诗歌的价值离不开政治的因素，谈及当代中国文学史也不能避开天安门诗歌运动的价值。陈思和认为，新时期文学作家有两种构成：来自50与70年代末；新时期文学的来源，则是话剧《于无声处》、《重放的鲜花》与天安门广场上的民间诗歌——《天安门诗抄》。（《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从艺术的衡量标准来看，这些诗词虽然并非如编纂者所说的艺术性“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在《天安门诗抄》里，是凝聚着百万人民的集体创作行为以及蕴藏其中的集体意志与情感，这些作品的背后隐含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场”——人民的力量，《诗抄》中的每一首诗，都不是某个人的声音，每一个作品实际的书写者，每一种声音的实际发出者都是“人民”这个范围巨大的群体。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有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而已集》）郁积在人民心底的忧愤，终于在这一时刻以诗的方式爆发了。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天安门诗歌运动已成为历史记忆之海的一滴浪花，只有一本《天安门诗抄》还常常地警醒着我们，无声地讲述着那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
龙扬志：《叙述中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武善增：《再论“四五”天安门诗歌在文学史中的定位》，《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王巨川撰）
张桃洲：《历史转换的悖谬与契合——“四五”诗歌运动的诗学意义》，《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在文学史中，关于当代诗歌变革发端的起点，过去通常是把1976年清明节爆发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作为其标志的。但现在看来，这一说法已经缺少说服力。因为“天安门诗歌运动”首先是一场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是公众对文革灾难的一次自觉的反省，而不是一次纯粹的诗歌和文学运动；其次，“天安门诗歌运动”所采取的诗歌形式主要是古体诗在我国的“复兴”，人们之所以人人都采用旧形式，是因为这种方式易于传播沟通，易于产生所谓“兴、观、群、怨”的作用，从总体上看，它和当代诗歌发展的方向尚有明显的不一致处；第三，“天安门诗歌”中虽然有不少作品表达了对文化专制的痛恨和对民主进步的强烈吁求，但也还带有明显的上个时代的思想痕迹，比如对周恩来的悼念也或多或少地带有文革个人崇拜的情感因素在内。从这几个方面看，“天安门诗歌”并没有真正开启一个新的诗歌时代，它所包含的一些新的思想因素也未充分发育。鉴于这些原因，考虑当代诗歌的变革起点，应做更深入的历史探察。
出版时间：1978年12月
这些凝聚着革命人民的血和泪的诗词，无不出自作者们灵魂深处的呐喊，因此具有强烈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革命群众看了愈益斗志昂扬，敌人看了则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它们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巨大作用。其中不少作品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无论在我国还是世界文学史上，它们必将占有光辉的一页。
在确定《天安门诗抄》时代意义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思考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历史的叙述并非是单元的而是多元的，并非是线性的而是复线的。历史在叙述自己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遮蔽着一些“意义”。所以，当文学史叙述有意无意忽略另一些“天安门诗歌”时，历史本身就可能被戕害了。如1976年，当天安门诗歌运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时，“主流”的《诗刊》，扮演了政治风向的积极呼应者。在5月号上，不仅全文转发了“两个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均据新华社1976年4月7日讯），还原文发表了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天安门广场讲话，以及为胜利平定“反革命运动”而配发的一组诗。其中《两个决议捧手上》一诗，编者还特别为作者加了注解：“本诗作者在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曾分别荣立个人二等功”，以达到其宣传的目的。同期刊登的还有田间的《写在金水桥旁》和臧克家的《工农兵铁拳齐高举》、《声讨邓小平》等诗。田间继续着他战斗体的诗歌传统：“万里神州雷动，／痛击翻案妖风。／／鲲鹏展翅九重，／蓬雀瑟缩哀鸣。／／一出‘纳吉’丑剧，／妄图演出成功。／／庄严天安门前，／岂容魔怪横行！／／无产阶级专政——／东风横扫残云。／／两个决议公布——／红日喷薄东升。／／金水浪花翻涌，／胜利不忘斗争。／／翘首瞻望北斗，／高路继续攀登。”臧克家的诗歌，呈示了与当时天安门诗歌完全相对立的立场：“批邓声势如狂飙，／敌人性急作狗跳。／清明时节天安门前，／光天化日下鬼魔闹。／／谣言、歪诗、黑传单，／妄把红白乱颠倒。／大好春光黑烟熏，／白日纵火毒焰高。”
作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同年11月，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在谈到天安门诗歌运动时也说：“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1979年11月1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给阿兰尼的信》中说：“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也就更加靠近了。”这句话也恰当地指喻了发生在丙辰清明的天安门广场上——为了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而爆发的一场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天安门诗歌运动。
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天安门诗歌运动一直被视为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分界点，被赋予了结束一个“旧时期”或开启一个“新时期”的文学史意义。自上世纪80年代，“天安门诗歌运动”开始进入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如郭志刚等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所院校联合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等。在22所院校联合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总结说：“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运动中，诗歌是革命的炸弹和旗帜，是人民用以跟‘四人帮’拼搏的主要武器。……在中国历史上，人民群众用诗歌作为武器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参与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斗争，这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的战斗作用，鼓舞作用，以至于团结群众的作用发挥得这样充分，这也是‘四五’运动中仅有的现象。”
体裁：诗歌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编辑组：《革命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延伸阅读
这一期的《诗刊》及其他站在“天安门诗歌运动”对立面“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音，在以后的文学史中并没有被提及，从而遮蔽了人们了解那个复杂时代的另一个视角。龙扬志在《叙述中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认为，这些诗歌延续的是“文革”批判的老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它们的意义在于提供了另外一种互文性的文本，并且可以揭示出一种言说方式对另一种言说方式压迫的内在根源。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4月5日清明前，北京的广大民众纷纷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并借此表达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怒。“愤怒出诗人”，诗歌成了这场革命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到了清明的那一天，天安门广场聚集上百万人，花圈的海洋、诗词的海洋、悲痛和愤怒的海洋。人们把书写的诗词、挽联和文章张贴在广场的灯柱、纪念碑的护栏上，挂在松柏枝叶间，“诵者声泪俱下，抄者废寝忘食”。“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等等诗歌，被朗诵、传抄及征引一时。还有赞美这些诗词：“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神州正演捉鳖兵》之十）4月8日，“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社论，正式把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广场张贴、传抄的诗词被指控为“反动诗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此后的几个月里，写作、传抄、保存这些诗词的行为，受到追查，一些人为此受到迫害，被定罪、囚禁。
童怀周：《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