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一文中，借描绘一头特立独行的猪的生活，揭示了人的三种生存状态：设置别人的生活的人，生活被别人设置而安之若素的人，追求自由、敢于设置自己生活的人。从而表明了自己的爱憎——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其实，在这只猪身上有着王小波本人的影子——拒绝被灌输、被同化，而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与观点。
王小波是一位浪漫的骑士，他胯下的宝马就是他的一支笔，人如笔，笔如人，纯粹、奔放、自由。他笑着，写着，不受任何约束。他在前言中说过，写这些文章就是为了明辨是非。“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他还说，如果写出来的文字不是有趣的，那么他宁愿不写。因为不受任何功利的驱使，所以他的写作避免了可怕的媚俗。他拒绝一切的虚伪、无趣、教条，而无限崇尚自由、个性、真诚。
而我，断断续续、一遍又一遍地读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跃于脑际的则是张元干的诗：
飘然底事春到，先我逐孤鸿。
《我的精神家园》一书话题大多涉及文化状态与知识分子的命运，除了文人的处境便是人的处境，这类话题自然少不了尴尬与苦涩，但在王小波笔下，即使你踩破了一个诙谐的外壳，打开了“文化”神秘幽黑的洞口，以至偶尔会为痞子之极的语言开怀一笑，但是你绝不会认为王小波是一个痞子。陆作家。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实际上，人只要争得辨别是非的权利，就算是不枉此生了。
袖手看飞雪，高卧过残冬。
发表时间：1997年
对于一个喜欢文学的年轻人--我来说，《我的精神家园》中，《社会篇》和《文化篇》让我明白了许多问题，而《艺术篇》却为我打开了阿里巴巴的大门。
王小波是一位行吟诗人，他的诗意，乃是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自然流露。他的笑里透着一种漫不经心，也透着一种淡然。在文字背面，我们甚至可以看得见他似隐似现的戏谑笑容，这就是王小波的独特之处。他不喜欢正襟危坐式的表达方式，只是在与你聊天，不经意中就把自己的思想写了出来，这与传统的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有很大的不同。幽默的笔调、流水般的文字，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纵横捭阖，总会让你感觉到一种天马行空的自由。他的思想、他的呼吸、他的每一段文字，无不写满了自由与清醒。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他还说，“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想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读来，你不得不佩服其入木三分的剖析与敢言他人所不敢言的勇气与胆识。可见，对虚伪、对唱高调的憎恶，对人性、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是王小波思想的基点。
一个“到死方休”，道出了王小波决不随风，始终保持真我的人生追求。
王小波于1952年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在云南、山东等地下乡，先后做过农场职工、农民、工人和民办教师。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匹兹堡大学。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过教，最终辞职，专事写作。1997年辞世。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亦是惟一一位两次获得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中国大王小波的一部杂文自选集。全书分文化篇、艺术篇、社会篇三部分。王小波以一种近乎残酷的坦诚与直率，道出了我们身在其中却从未虑及的生活，这就是真实，使我们不再混混噩噩地生活在世俗社会中间。因为他，我们知道这世界还有智慧，还有有趣存在。
大笑了古今，乘兴便西东。
我们大多平庸而不自知，或者只是软弱的去承受，他却对平庸的生活有一种狂怒，发誓要从上面飞腾过去并且用他的一生去努力这样做了；我们大多趋利避害或只是沉默以对，他却逆流而上，选择严肃写作，而且直言不讳，视批评文化、社会、艺术为自己的责任；我们大多呆板或以肉麻当有趣，要么惟恐自己不“贫”、不“痞”，他却在智慧和爱中创造出了一种了不起的有趣，而且显示了智慧和爱中本应具有但却被我们遗忘了很久的一种属性，那就是高贵；我们大多具有一种狡猾的聪明，他的聪明却是建立在科学的自由、平等和诚实的基础上，“真理坚硬无比”，我觉得这种聪明很可爱，也很必要。所有的所有，也许我们心存向往而自己却做不到。
关于王小波，他的妻子李银河女士在他身后写了这样一段话：小波是一位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李银河是懂王小波的，这三个称谓可谓道尽了王小波的魅力所在。
读他的杂文，犹如茶余饭后漫步于林间小径，与之畅意谈话，毫无某些杂文所带给你的沉重之感，却会引起你的深度思考。在多篇杂文中，王小波多次提到对“趣”的追求，这也代表了他的人生观——无趣的人生是不值一过的。比如他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说：“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他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以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
作者：王小波
他总是能在常人看似平常的想法和说法中发现荒谬，进而触及真理的内核。在《关于崇高》一文中，他讲了“（上世纪）70年代有位知青下水去追一根被洪水冲走的电线杆，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不瞒你说，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体裁：散文集
幽默，不仅需要学养与才具，同样也需要一个良性的氛围。这种氛围要求听者拥有同样的兴趣与机敏，更要一种积极宽容的品评。我不敢说所有人都会喜欢王小波的杂文，正是基于我对后者的怀疑，真正意义上的幽默永远是一种善意的表达，当王小波调和了他的理智与情感，试图建立他的公正和谐时，许多人却将他的机智之语当成粗鄙的攻击和恶意的玩笑。因而，从鲁迅到王小波、文人的幽默常常是一种悲剧性的操作。诸如果戈理《钦差大臣》、马克. 吐温《竞选州长》、安徒生《皇帝的新衣》这类政治幽默、无不以其民族深厚的幽默传统为依托，美国电影可以拿总统、议员寻开心，而中国要形成正常的幽默环境，尚需假以时日。一枚余味无穷的橄榄，常嚼常新。
有些幽默并不使人发笑，而是使人忧伤。观卓别林喜剧，有时是要准备一块揩泪的手帕的：鲁迅先生的幽默，亦时时刺得读者心灵深处隐隐作痛。这是大师的幽默与市井幽默之不同处。市井泼皮被警察捉住，便央求道：“警察大爷，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此等幽默，想象力不可谓不佳，可是除了逗笑，别无其他功能。大师的幽默，常常点到为止，却是一枚余味无穷的橄榄，常嚼常新。
不肯下樊笼。
“大笑了古今，乘兴便西东。”千古兴亡事，都付笑谈中。用此句来形容王小波的文风，真是再贴切不过。他的每一篇杂文，似乎都是即兴而文，闲谈般拉杂写来，一派天真与坦诚，全无雕饰。有时，甚至坦诚得令你讶异，怎么人内心里所有的那些卑微，那些通常被自己美化了的所谓高尚，都被他解剖似的一一还原了本来的面目呢？
他愿意活出他自己。真实的自己，哪怕自己不高尚，也要保留自己的完整性。他在《关于崇高》一文中说：“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假设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绝不肯，除非你能够证明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
王小波明辨是非，他以黑色的、深沉的幽默向身后人亦庄亦谐地喊？但不是发狂或媚俗 。读他的杂文后，你会恍然有一种通透感。原来，文化和精神这类话题并不只是书生或学究们正襟危坐的清谈，它也可以是“痞子”们“坐在马桶上去反对到底有没有效力”。
挟取笔端风雨，快写胸中丘壑，
请看《我的师承》，结尾处这样写到：“他们的书还在，可以成为学习文学的范本……”“他们”指的是王道乾、查良铮等前辈翻译家。小波这样写到：“最好的，还是诗人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如此喜欢诗人的译笔，大约源于他的青少年：“在冥想中长大以后，我开始喜欢诗。我读了很多的诗，其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好诗，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仿佛来自星……”文中又说到了傅雷、汝龙先生，这两位先生倒是名满天下，虽然他们的译文集只印了一万册却仍然堆在书店里卖不完。也许答案在这里：契诃夫的艺术是高雅的艺术，是真正的文学，是最朴实也最深奥的文字。它需要的不是猎奇的心灵，而是高雅的趣味。最后，他写下让我感动和受益一句话：“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还有很多、很美妙、很有趣的东西在得了论是蜚的权力，他就已经不战而胜了。
时下能够于余音里品出几分深邃内涵的幽默高手所存无几了，王小波算是一个。可惜4 5 岁上英年早逝。王小游侠般地在文坛突然出现，又遽然离去，可以理解成天妒英才，也可视之为上帝的幽默。同是混迹于京都文坛，有缘小聚自是情理中事。小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幽默，不是王朔那种口若悬河的幽默，相反倒有些沉默寡言，至少在我这个生人面前是这样。但倘有什么话题引起了他的兴趣，偶尔插言，则必是点石成金的妙句，令人长久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