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穆旦
《葬歌》是穆旦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内心分裂、矛盾、疑惑和反思的典型诗例。一方面，面对新时代的巨大社会变迁，诗人在理智上意识到并且努力想与自己的过去告别，“历史打开了巨大的一页，／多少人在天安门写下誓语，／我在那儿也举起手来：／洪水淹没了孤寂的岛屿”，所以“我”决计埋葬旧我，“让我以眼泪洗身，／先感到忏悔的喜欢”；而另一方面，诗人又对这种“自我”的不断丧失，提出了尖锐地质疑：
一方面，在他1950年初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学位时，就有意识地选修了俄国文学课程，并在俄文学习中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语言天赋。在他学习俄文的背后，已经隐含了他对政治文化的选择。另一方面，在做出回国决定的同时，他也正为事业做进一步的调整和准备，这可以从回国初他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新安排中反映出来。在巴金、萧珊夫妇为刚刚回国的穆旦举行的宴会上，他便说起自己翻译和介绍俄苏文学的计划。一开始所翻译的，就是代表了当时苏联文学主流的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尽管文学理论并非穆旦的特长，但还是选择它作为翻译工作的开始，他在美国期间也为这部理论书做过许多翻译笔记。穆旦选择翻译《文学原理》的目的是想通过此书的翻译来调整自己，了解和熟悉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学习这一与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的话语方式。这也意味着：尽管穆旦对自己所面临的全新的文化环境有所预料、有所准备，并且愿意调整自己，以贡献作为一个诗人知识分子的才华。但他的这一转变，与他原有的艺术经验和兴趣有着明显的距离，而弥补理智与情感、已有的个人经验与现实需要之间的缝隙，也许并不如他预料的容易。这两股力量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穆旦的后半生。
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发表时间：1957年第5期
《葬歌》是作者埋葬故“我”的挽歌。他把知识分子的改造比着一条“长长的阴暗甬道”，而作者似乎还在这个“甬道”里彷徨。因而，他感到“冷漠”、“孤寂”、“寒栗”，……觉得过去“七窍流着毒血，沾一沾，我就会瘫痪”。而对未来他怀着恐惧的心情写道：“‘希望’是不是骗我？要是把我也失掉了，／我怎能把一切都抛下？哪儿去找温暖的家？”这里作者的心情充满了矛盾，既说旧“我”“七窍流着毒血”——这种描写本身是把知识分子改造描写得那样阴森可怕，而又怕“希望”欺骗了他。这难道是对旧我的“葬歌”吗？我看这几乎是一个没有改造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污蔑了。
黎之发表在《诗刊》1957年第9期上《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的文章中，把穆旦的诗作为一种不良倾向加以批判。他认为穆旦的“一些诗流露了比较严重的灰暗情绪”，而“在《诗刊》5月号上发表的《葬歌》好像是他那种灰暗悲哀心情的解剖”。于是，他这样批评道：
穆旦由于在“肃反运动”中就受到过冲击，因而对“整风”、“鸣放”持谨慎态度。但他还是禁不住1957年上半年“早春天气”的“诱惑”，在《诗刊》、《人民文学》和《人民日报》等报刊接连发表了包括《葬歌》在内的九首诗歌。这是他自1948年发表《诗四首》以来，经过八年多的沉寂后重新在新诗坛亮相，也是第一次在新中国发表诗歌创作。当然，他很快为自己的“不谨慎”而付出代价。
这些东西已经足够说明穆旦所贩卖的是何等货色了。这首诗在去年《诗刊》五月号发表，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不久以前，右派分子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是企图鼓动一部分知识分子反党、反对思想改造的。请问穆旦的企图如何？其实已经是很明显的了，想把思想改造说成是“恐惧”的，借以号召人们不要把“我”失掉，因为这样会“失掉温暖的家”，并且暗示人们要改造，也不要澈底，只消“讲和”、“忏悔”就够了。或者要埋葬，也不要都埋葬，只消一半就够了。所以，我认为这首诗实际上起着一种麻醉他自己又麻醉别人的一种坏作用，是有毒的！
1957年初，文坛有了一些宽松的文化环境，一些刊物也主动向穆旦约稿。他重新拿起笔，把自己改造的体验，写成了《葬歌》一诗，发表在《诗刊》1957年第5期上。
英国诗人拜伦在《但丁的预言》一诗中，借但丁之口发出了沉重的叹息：“像我这一类的人总是命中注定／要在生活里受尽煎熬，备尝艰辛，／心儿将被磨碎，斗争和挣扎无止无尽，／直到了此残生，死去时孤苦伶仃。”这些诗句，简直就是穆旦坎坷人生的写照。
唐湜：《穆旦论》，《中国新诗》（1948年9月）
回国后执教于南开大学的穆旦，是在焦虑、紧张而又充满热情的复杂情绪中进行着思想的转换与蜕变。这种转换和蜕变是复杂的、痛苦的，甚至是长期的。正如朱自清在1948年就有的那种忧虑：“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能接受；理性上是知道接受的，是习惯上过不来。所以我对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来。”然而，建国后的政治形势却不允许知识分子们“慢慢来”，而是要求他们疾风暴雨式的改造思想。
延伸阅读
（王巨川撰）
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文学杂志》2卷2期（1947年7月）
要是把“我”也失掉了，
体裁：诗歌
杜运燮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
何其芳：《回答》，《人民文学》1954年10月号
穆旦的第一本诗集是《探险队》（1945）。其实他何止“探险”，且曾历险。那是1942年，作为清华大学外文系助教的穆旦，自愿加入中国远征军，担任将军的翻译，出征抗日战场。时值缅甸撤退，他参加自杀性的殿后战，只身误入“胡康河谷”纵深400里的“野人山”，经历了豪雨、死寂、蚂蟥、蚊蚋以及八天之久的断粮，幸有孙立人部来到这死亡之谷方得救援。穆旦从战友们的视线里失踪五个月后，奇迹般地出现在印度加尔各答，和在那里担任中国驻印军训练中心翻译、西南联大校友、诗人杜运燮劫后重逢。过了几年，他又自费赴美留学。
穆旦归国后的几年中，心境、遭遇有着很大的变化。1954年底，穆旦因“历史问题”被列为“肃反对象”。这给满腔热情的诗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刺激，一下子变得“少言寡语……几乎把每个晚上和节假日都用于翻译工作，从没有晚上两点以前睡觉。”（周与良《怀念良铮》，《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这种近乎残酷的工作方式，显然包含了穆旦借拼命的翻译工作来排遣苦闷的意思。据穆旦夫人回忆说，他在这段时间“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几乎停止”。的确是“几乎”，然而并没有完全停止。因为对于诗人来说，诗歌创作才是他内心世界最好的表达方式。
在同一时期，穆旦又发表了《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感恩节——可耻的债》、《问》、《我的叔父死了》、《去学习会》、《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也许”和“一定”》（《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和《九十九家争鸣记》（《人民日报》1957年5月7日）等诗歌。其中，《九十九家争鸣记》也同样遭到了批评。
所以，作为一个诗人，尽管“这时代不知写出了多少篇英雄史诗，／而我呢，这贫穷的心！只有自己的葬歌”，《葬歌》无疑是在表现知识分子改造自我的痛苦的精神历程。与当时流行的口号标语式的做诗法不同，《葬歌》将“希望”、“回忆”、“爱情”、“信念”等抽象的感情拟人化，使它们对“我”进行“呼喊”，“规劝”，“援助”，同时展现“我”的矛盾的心理。在诗的末尾，穆旦明确地表达了改造的决心：
穆旦晚年时谈及此诗，仍认为“那时的人只知道为祖国服务，总觉得自己要改造，总觉得自己缺点多，怕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诗人作为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那种既渴望迎接崭新的生活又希望保持知识分子良知的矛盾状态，体现在当代诗歌写作中，最典型的无疑是何其芳的《回答》和穆旦的《葬歌》。二者都在于真实地呈现了内心世界的挣扎和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复杂的灵魂史和思想史。杜运燮就认为穆旦“朴实地表达了欢庆新中国的诞生，决心改造旧世界观的真诚心情”，但他“不是简单化地表达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共有的决心，而是细致地形象化地剖析他下这个决心‘曲折’思想斗争过程。”尽管穆旦处理的也是当时普遍的知识分子改造题材，但处理的方式仍然是穆旦式的。
和你们并肩前进，这儿表出他的欢乐。
当代读者或许知晓，普希金的大部分诗作和拜伦巨著《唐璜》的中译者的名字叫查良铮。他写诗用的笔名是穆旦。
这总归不过是
哪儿去找温暖的家？
那后一半，同志们，请帮助我变为生活。
“希望”是不是骗我？
那段历史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当我们重新品读穆旦的《葬歌》一诗时，不难理解他在那样一种严酷的政治文化环境下，真实地记录自己心灵的搏斗，保持诗人应有的独立精神，是多么可贵。否则，也就不会引来那样残酷的批判了。
他的包袱很重，你们都已看到；他决心
一个旧的知识分子，他所经历的曲折；
霍俊明在《还有什么色彩留在这片荒原？》（《诗歌月刊》2007年第2期）中说：“1957年的穆旦，他所写出的诗歌为那个时代做了最好的注脚或是墓志铭。在那个政治运动席卷一切角落的时候，穆旦同样不能幸免。主动参与也好，迫于形势也罢，穆旦以知识分子的痛苦和分裂在那片荒原上留下了生命的色彩和良知的震撼。”谢冕认为：“穆旦的这种自我拷问是他的诗的一贯而不中断的主题。写于1957年的《葬歌》，写于1976年的《问》，不论周围的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都坚持这种无情的审判。……站立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之间，揭示自我的全部复杂性，这是穆旦最动人的诗情。”（《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方稚在《穆旦的“自己的葬歌”》中也认为：“《葬歌》中的‘自己’，为五十年代中国诗坛留下了绝少的真诚而独具个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原发刊物：《诗刊》
……我的葬歌只算唱了一半，
我怎能把一切抛下？
从1957年9月开始，穆旦的诗歌相继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刊物受到批判。
李树尔的《穆旦的“葬歌”埋葬了什么？》（《诗刊》1958年第8期）则称：“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好像是‘旧我’的葬歌，实际上却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颂歌。它的本质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坏作品”。在对《葬歌》一诗断章取义的一番剖解后，李树尔进而联系时事，对穆旦进行政治上的诬陷，他说：
杜运燮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戴伯建在《一首歪曲“百家争鸣”的诗——对“九十九家争鸣记”的批评》（《人民日报》第8版，1957年12月25日）中称：“作者尽管用了隐晦的笔法，但是也不能掩饰它所流露出来的对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和整风运动的不信任和不满”，作者是在“鱼目混珠地借‘批评’某些人不敢放手‘鸣’、‘放’，对整风运动暗施冷箭”，进而暗示穆旦是“右派分子”，在向党“大肆进攻”。
1953年春天，穆旦放弃了台湾和印度德里大学任教的聘请，抱着对刚刚独立的新中国的热烈希望而毅然回国，此时，他也许已经选择了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