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烨撰）
在杨沫逝世之后，杨沫的儿子老鬼出版了《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一书，在书中大胆地写出了母亲杨沫真实的一生，不仅凸显了杨沫献身抗日救亡、写作《青春之歌》和晚年对世事人生的清醒与回归，写出她成功背后的艰辛、曲折和内幕，而且把杨沫人生旅程中非阳光的一面，乃至个性中被扭曲的一面，也如实地袒露出来，让人看到她的苦恼与孤独，世俗与无奈。其中谈到随着《青春之歌》出版尤其是被改编成电影之后，给张中行带来的种种烦恼，及张中行对此事的泰然处之，文中说到“其实，真实的他，要比书中的余永泽好得多。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也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塑造的以他为原型的余永泽虚构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让他背上了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他对杨沫的评价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没有什么怨言。而他的妻子就非常受不了，对杨沫很有意见。有人让他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作者指出：“这一点来说，真比当今某些人动不动就对号入座，跟作者打官司有气度，有风范。”
杨沫：《芳菲之歌》，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在新时期之后，一些青年读者在阅读《青春之歌》时要提出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反馈到了作者那里，杨沫在1992年的《青春之歌》“新版后记”中，就此说道：“我深知它今后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仍然会遭到某些非议。”“一位澳大利亚的来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去年写信给我说，他的老师就曾批评《青春之歌》不该增加农村斗争那几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还有的青年作家，说《青春之歌》是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还有的人说，这小说不过是‘爱情加革命’的图解云云。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旧中国危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这也许又是老生常谈。但该常谈的总不免要常谈。这只有请读者原谅了。”
小说带有相当的写实性成分，甚至有一定的自传性因素。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林道静这个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小说通过林道静这个人物的人生选择和成长经历，充分展现出她在斗争中不断克服自身弱点，最终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过程。林道静是带着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参加革命的。对于她的小资产阶级感情的描写，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爱情的软弱、缠绵；一是对革命不切实际的幻想、狂热和某些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这样的描写，既有一种直面真实的说服力，也指出了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把个人命运和人民大众的命运联结为一，这才是真正的出路”的道理。这与现代文学中作为“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形象，像“恋爱至上”的子君和“教育救国”的倪焕之等迥然不同，这也是《青春之歌》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在“十七年”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从发表之后，叫好的声音与批评的声浪一直交织在一起，在臧否不一的喧闹之中，作者几次修改作品，作品又改成同名电影。之后，无论小说与影片，都有争议相随相伴。这种情形构成了当时中国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
马铁丁：《论〈青春之歌〉及其争论》，《文艺报》1959年第9期
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之歌》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日本也在1960年日译版的基础上，参照原著新版再次改译出版。国内各报刊对于杨沫及其《青春之歌》的介绍与评论文章日见增多。之后，曾与杨沫恋爱同居，并被杨沫以余永泽的形象写入作品的张中行的复出，以及杨沫的儿子老鬼（马波）忠实披露杨沫其人其作的种种内情的传记作品《母亲杨沫》的出版，都曾在文坛内外引起一定的反响，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了有关杨沫与《青春之歌》的话题。
林道静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亲生母亲出身贫苦，被她父亲林伯唐霸占成姨太太，后又被逼死。林道静中学毕业后，家里破产，父亲离家逃走，继母亲徐凤英逼她嫁给胡局长。她愤然逃出北京的家，来到北戴河投亲谋职，没想到她表哥夫妇已辞职离开了此地。为难之际，又被杨庄小学校长余敬唐欺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选择了大海作为自己的归宿，就在她跳向大海的一刹那，北平大学国文系的学生余永泽救了她。余永泽的言谈举止打动了林道静，使林道静暂时忘掉了一切危难和痛苦，同意余永泽的劝说，留在杨庄当小学教员，并且对教书生活和孩子们也渐渐发生兴趣。林道静在课堂上，向小学生们讲述“九一八”与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以及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孩子们的爱国情绪，但却遭到余敬唐的冷嘲热讽。林道静辞去了小学教员的工作，毅然跨上了去北平的火车。但在北京没有生活来源，寻找工作又到处碰壁。无奈之中，林道静和余永泽同居了。余永泽的温存和体贴，使林道静也感到幸福和满足。但她也渐渐发现了余永泽的自私和无情。后来她结识了卢嘉川、许宁、郑瑾等一批爱国学生。林道静开始如饥似渴地读革命书籍，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尽管余永泽极力反对，林道静还是和北大学生一起上街，参加纪念“三一八”游行。后来戴愉叛变党组织，许宁、侯瑞等革命学生被捕。卢嘉川为躲避敌人追捕来到林道静的住处。当林道静替卢嘉川送信时，余永泽在家里见到了卢嘉川，他出于自私和嫉恨的心理赶出了卢嘉川，结果卢嘉川被捕。林道静终于明白不是一条政治道路上的“伴侣”是无法在一起的，终于选择了和余永泽分手。
王永生：《小说〈青春之歌〉评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体裁：长篇小说
郭开：《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文艺报》1959年第4期
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
杨沫：《英华之歌》，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
卢嘉川、许宁等进步学生和人士在狱中仍坚持斗争，一些革命者被杀害了。林道静与所有进步朋友失去了联系，但想起卢嘉川对她说过的话，她又振奋起来。她把卢嘉川留下的一包宣传品拿出来，利用夜间到大小胡同张贴和散发。后因戴愉的出卖而遭被捕。在王晓燕的父亲和她的朋友帮助和掩护下，林道静逃出了北平，来到定县当上了小学教员。在这里，她遇到了地下党员江华，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革命道理。在江华的领导下，林道静积极参与了农民抢收麦子的行动。由于革命活动暴露，林道静回到北平后又被捕。在同志们的营救下，林道静被保释出狱。组织上根据林道静在狱中的表现，批准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化名路芳到北大做学生工作，组织爱国斗争。她动员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并积极参与为扩大“一二·九”成果而举行的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林道静与侯瑞及其他党员、积极分子们，分头负责组织，秘密动员了一批北大同学去参加游行示威。在游行队伍中，她首先看见了一度不问政治的李槐英，看见了王晓燕的父母，工人、小贩、公务员、洋车夫、新闻记者、年轻的家庭主妇、甚至退伍的士兵，都陆续涌到了游行队伍中来。无穷尽的人流，鲜明夺目的旗帜，嘶哑而又悲壮的口号，沸腾在古老的故都街头和上空，雄健的步伐也继续不停地前进。
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何其芳：《〈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中国青年》1959年第5期
《青春之歌》主要是写革命时代以林道静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与奋斗：
作者：杨沫
延伸阅读
这场讨论之后，作者对小说作了某些修改，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作者也结合讨论，不断总结《青春之歌》的创作体会，先后写过《我为什么写〈青春之歌〉？》、《什么力量鼓舞我写〈青春之歌〉》、《谈谈〈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1958），《谈谈林道静的形象》（1977）等等。
对作品持肯定态度的人，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作者确实是把林道静当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暴露，但目的是为了批判，而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在林道静身上，一方面是革命因素的不断增加，一方面是消极因素的不断减少；她的思想感情已经经历并且还要继续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党章上所规定的，她都做到了，并没有歪曲共产党员的形象。作品按照自身特点所规定的情节，表现了与工农的结合，它没有必要，更没有可能去完成额外的任务。至于林道静爱情生活的描写所产生的副作用，那是由于时代不同和读者误解而产生的，并不是作品本身的缺点。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中，对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并具体说明了应该怎样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来评价这部作品。他指出：“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青春之歌》是一部有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思想内容上没有原则性的错误，艺术表现方面还有需要提高之处，因而，像郭开同志那样全盘地否定它，而且从思想上否定它，是不对的。”
杨沫从1951年开始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酝酿与写作，1957年完成；当时的书名为《烧不尽的野火》，后改名为《青春之歌》。1955年写完上半部后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审稿时提出了较大的修改意见，认为书稿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于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1955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写作与出版空气有所宽松。杨沫又把书稿交给秦兆阳审看。秦兆阳看后认为稿很好，就又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1月正式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又出版了作者的修订版。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湖南湘阴县人，1914年8月生于北京。1958年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其中鲜明、生动地刻画了林道静等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后由自己改编为电影《青春之歌》。1978年之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以及《杨沫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不是日记的日记》等11部作品。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北京市文联主席。
出版时间：1958年1月
“文革”期间，小说与电影《青春之歌》都遭到了严厉的政治批判，作品被一些批判者说成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的特大毒草；全国许多报刊持续发表批判文章，作者因此也受到了斗争，并被限制了自由。直到粉碎“四人帮”，才与其他作家一起获得解放，作品也于1978年再次出版。
1960年初，《中国青年报》还进行了“怎样正确认识余永泽这个人”的讨论，对有些人把余永泽当做“梦中的情人”、“温柔的丈夫”、“民主”和“人情”的化身等观点，提出了批评。橘子的《这是一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1960年2月3日）的文章，对这场讨论作了总结性综述。
杨沫于1995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后，有关其人其作的议论余波依然没有停息。先是早年与杨沫有过恋情并被认为是余永泽原型的张中行，于其自传《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里，在谈及早年的关系之后，特别就自己与杨沫的《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关系做了这样的说明：“五十年代，她写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主观，她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客观，看（书及电影）的人都以为其中丑化的余某是指我。我未在意，因为一，我一生总是认为自己缺点很多，受些咒骂正是应该；二，她当面向我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做历史看。听到她的解释，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我不会这样做。”
《青春之歌》问世后，不仅在读者中产生了影响，在教育、文艺、青年等部门也受到瞩目，各报刊发表过不少赞扬、评论的文章。1959年初，《中国青年》、《文艺报》两家杂志社曾开展了对小说的讨论，许多学校、工厂、共青团组织也掀起了讨论，把对《青春之歌》的评论推向高潮。大多数人认为这部小说是优秀作品，但不同意见很快出现，从而引发了争议。1959年，青年批评家郭开相继在第二期《中国青年》和第四期《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和《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张虹在第四期《中国青年》上发表《林道静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的文章，就作品的主人公形象与思想内容提出了批评性乃至否定性的看法，由此引起了文艺界的讨论与争鸣。《中国青年》和《文艺报》陆续发表的文章有：茅盾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何其芳的《〈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中国青年》1959年第5期），马铁丁的《论〈青春之歌〉及其争论》（《文艺报》1959年第9期）等。
张虹：《林道静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
对作品持否定态度的人，主要观点是认为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表现了主人公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如郭开就指出，“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作者给她（林道静）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等等。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小说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也没有很好地描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还有人认为，作品对林道静爱情生活的描写，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不好的社会效果。
首次出版：作家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