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帝修反国家，香港、台湾，是最受欢迎的材料。
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
对整个社会环境的描写，如怀孕还叫抬筐，不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从周围的人到团支部都让她检查。场长。团支书。漆黑一片，那样残酷。所有的人都不像她爱人那样关心她。作者的态度：控诉。
《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何其芳当年有首题为《花环放在一个小坟上》的小诗：“你有珍珠似的少女的泪／常流着没有名字的悲伤／你有美丽得使你忧愁的日子／你有更美丽的夭亡”（1932年9月）。在新中国的早春，邵燕祥不能不就贾桂香之死发出异议：“我不忍落下这最后一笔／中国不该有这样的夭亡。”
《贾桂香》标志了诗人使命和创作走向的转折。邵燕祥后来在编自选集时，从1959年到1977年整整18年间，没有一首诗入选。他写道：“在编年序列中发现空白，那空白也是无声的言语，诉说一段历史。”（《邵燕祥诗选·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体裁：诗歌
延伸阅读
原发刊物：《人民日报》
……邵不顾一切地撕破了自己的画皮，跳了出来，与社会上的右派结成同伙，上下配合，互相支持……还觉得配合得不过瘾。觉得煽风点火劲还不足。“贾”结论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扼杀了贾桂香。田汉还只为演员青春请命，邵以“贾”进行控诉。出格的、得力的干将。配合非常紧，心领神会，默契。邵。邓拓。王实味。
《贾桂香》成了诗人“面对当前迫切主题”的一个例外。它是诗人直面人生的使然。在一场风暴中，却因为这首诗，加上访苏回来说过的一句话“赫鲁晓夫太毛糙”，以及所谓“搜集阴暗面材料”等等，1957年9月3日被划定为“右派分子”。于是，《贾桂香》被列为扫荡之列。
（杨匡汉撰）
佳木斯园艺示范农场青年女工贾桂香，受不住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的围剿，在7月27日自杀。《黑龙江日报》记者王戈写有调查记，登在10月11日《黑龙江日报》上。读之心怦怦然，因写这首诗呼吁：不许再有第二个贾桂香！
杨匡汉：《当代人情绪的历史》，《文学评论丛刊》1983年
邵的《贾桂香》，血淋淋的控诉。等于说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是社会主义制度。邵的诗中，这是最动感情的一首。动了哪个阶级的感情？控诉了哪个社会？
显然，批判者脑袋乱了，运用的是颠倒的逻辑：直接间接对贾桂香之死应负责的人，一律无罪；揭露和抨击这种现实生活中阴暗面的诗人，立场反动。如今历史已翻过一页，对于曾经操刀动笔的批判者，自然不必苛责，因为当时的文学批评浸泡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中：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文学批评可以随时变成“真理在手”的政治判决书。邵燕祥当时已被打入另册，失去了话语权，只有在心中慨叹：“这样的文章在一个全国性刊物上发表的时候，我没有发言。不是我没有什么可说，而是我已被置于剥夺了申辩权的被告的席位。”（《读书》1980年第4期）
发表时间：1956年11月29日
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
《贾桂香》一诗里，作者射出更为恶毒的子弹。他打着攻击官僚主义的幌子，实际上把我们党团基层组织描写成漆黑一团，对社会主义制度倾泄了深刻的仇恨。
这种罹难继续到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贾桂香》依然是不断要算的老账。在1969年7月10日的一次批斗会上，就有这样的简要记录：
少年作诗、早慧成名的邵燕祥，一个花甲轮回，也是与欢乐而悲苦的时代同行。
（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作者：邵燕祥
邵燕祥作为热血青年，作为理想主义者，一旦因诗获罪，便被投入了“思想改造”的炼狱。他承受着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心灵煎熬，也曾有过人格的分裂：一方面，为了摆脱“被告的地位”，他不停地检讨自己，扭曲自己，努力“改造思想”，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为社会“所用”；另一方面，又心存不满：“我亦革命者，你亦革命者，为什么你有权处置我，而我竟然无辩白余地？”“我也是一个人，跟你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天生也有做人的根本权利，你凭什么剥夺我的权利，让我屈辱地俯首听命？”（《找灵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在“驯服工具”与道德良知之间的挣扎，其痛苦是可以想象的。这种痛苦并非发生在邵燕祥一个人身上，不少和他命运相似的作家，都有过整个人格蜕变以至丧失良知的轨迹。他们成了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
当代文学家往往与历史吊诡和风雨人生为伴。
作者不仅把新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了恶毒的歪曲，一切都是畸形的，病态的，黑暗的；并且还无中生有地大肆捏造。例如，贾桂香去找王禄场长（按：诗中并无“王禄”之名），可是“只许场长批评”，“不听小贾半点情况”，“场长把桌子拍得山响”，她受了场长训斥，又去找上级时，却被“团支书拦在门坎上”，直到贾桂香被折磨到死。作者把我们的基层党团组织描写成地狱一般，邵燕祥并不就此罢休，他进一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出了反动的叫嚣：“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这里，作者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他的感情思想，真是昭然若揭，不打自招了。
邵燕祥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内部工业组副组长。诗人自道：“我所从事的新闻工作，使我必须面对当前迫切的主题。”（《给同志们·后记》，1956）他像那个时代所有年轻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向新生活，歌唱新事物，写出了《到远方去》、《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在夜晚的公路上》、《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在大伙房水库工地上》等等与时代共振、与青春合拍的诗，成为许多朗诵会上的保留节目。诗人对年轻朋友们说：作为刘胡兰的同龄人，“你要唱她没有唱完的歌／你走她没有走完的路程”。邵燕祥诗歌中的核心意象是“远方”。“远方”不仅是诗人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想象方式，更是那个时代普适的文化心理。
这首诗写成于1956年11月17日。十二天后发表于《人民日报》。诗作的缘起，见篇尾的一则“附白”：
贾桂香在诗人笔下，是一个“天上的白云像头巾飘荡，地上疾走着快活的姑娘”，共青团员，生产小队长，在她面前，“生活比这原野还要辽阔，幻想比这大路还要宽广”。然而，只因为师傅“孔大叔”像关心自己的女儿一样在晚上散会后骑车载着她回家，只因为自己加班加点而无暇顾及家务，就引来了“师徒关系不正常”、“还不给爱人做饭”等等旧礼教的流言蜚语，团支部叫她写思想检讨，向上级申诉被拍桌子打回，怀孕了还勒令她抬大箩筐……陈腐的观念，主观的独断，官僚的作风，“墙倒众人推”的群体暴力，迫使贾桂香最终走上绝路。诗人义愤地天问：
批判调子最高、下笔最狠的，当数洪永固《邵燕祥创作的歧途》（《诗刊》1958年第3期）一文。文中这样斥责：
“会上的批评组成一张网”，是说无中生有的批评，“人言可畏”。
《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在20世纪90年代初写的《五十弦》中，邵燕祥自称“春天夏天全都输给了岁月，换取一个失败的人生”。不过，成败毕竟要由历史来评说。事实上，《贾桂香》于80年代起得到了重新肯定，如王光明认为此诗“体现了一个现实主义诗人的血性”、“在生活道路上成熟的标志”（《在诗中寻找新的“自己”》，《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苗雨时确认此诗是“诗人真诚看取现实的正义之歌”（《一个不断寻绎灵魂的诗人旅程》，《诗探索》理论卷2007年第二辑）。更重要的是，邵燕祥像许多负责任、有思想的知识者一样，既有深刻的反思，其所指又移向明天：“时间啊，时间不会倒流／生活却能够重新开头／莫说失去了很多很多／我的伙伴，我的朋友——／明天比昨天更长久！”（《假如生活重新开头》）他创造了自己的二度青春，以清醒的审他与审己的兼具，以大量的诗歌和杂文，续写献给历史的精神性的“忧乐百篇”，构成当代知识分子的又一份心灵笔记。
这里的“有所偏爱”，并非这首诗在思想上有多么深刻或在艺术上有多么高超，而是指从诗人血管中流出的第一滴真诚的血。仅仅是这一滴血，邵燕祥在那个不允许“清醒”的年代遭到了严厉批判，却也因悸动的灵魂而留下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页。
在《献给历史的情歌·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中，邵燕祥写道：“我对自己的诗，若说有所偏爱，那就是1956年11月的《贾桂香》。这首诗写得不够深刻，也还有失真之处，但确是从我的血管中流出的血，真诚的血。诗中所哀挽的死者的尸骨，二十多年该已化作尘泥了吧，而这首诗却和我一道经历了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初期一次又一次的批判。”
邵燕祥：《到远方去》，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
邵燕祥：《忧乐百篇》，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邵燕祥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选辑》，《诗探索》理论卷2007年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