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检人员像惊悚小说家一样，职责就是把人生想象得比实际上刺激一点。我不禁对他们感到同情。他们在一生的职业中必须随时保持警觉，随时准备应对极不可能发生的状况，全世界可能十年才会发生一次，而且就算发生了，地点通常也是在拉纳卡或巴库这种偏远地区。他们就像是福音教派的成员，却住在从来不曾发生过《圣经》所叙述过的故事的国家——例如比利时或新西兰——但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随时预期弥赛亚会降临在他们的家乡，而且深信这样的可能性即便在周三下午3点的列日市郊也有可能发生。机场安检人员想必相当羡慕一般警员。警员虽然经常得在假日或夜晚值班，步行巡逻也非常累人，但他们至少可以和一般民众正常互动，不像机场安检人员必须把所有人都当成歹徒看待。
我在这个房间里注意到了两名女子，看起来像是前来机场实习的学生。我向她们微微一笑，希望借此让她们在新环境中能够获得一些温暖，结果她们随即过来和我打招呼，并且表明自己是航站楼里级别最高的两名安检官员。拉歇尔与西蒙负责训练第五航站楼的所有安检人员，她们经常教导每个安检站的组员如何卸除恐怖分子的武器，以及一旦遇到有人丢掷手榴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姿势保护自己。她们也教导个别员工使用半自动武器的基本技巧。她们的反恐职责似乎深深影响了她们人生中的所有方面：即便在空闲时间，她们也还是大量阅读各种与反恐议题有关的文章或书籍。拉歇尔对于1976年的乌干达恩德培突袭行动了如指掌，西蒙则是对轩达维事件知之甚详。所谓的轩达维事件，是指一个名叫里沙·轩达维的约旦男子把一只装有塑料炸药的手提袋交给他的怀孕女友，并且说服她带着这只手提袋登上飞往特拉维夫的以色列航空班机。尽管这项阴谋并未得逞，但西蒙说这起事件彻底改变了世界各地的安检人员对孕妇、儿童以及老祖母的看法（无意间责备了我认为某些类型的旅客应该不必接受搜查的天真想法）。
一如往常，安全检查区前方排着冗长的队伍，至少有100人等着接受安检，他们或者心情愉快，或者无可奈何地接受着自己人生中将有20分钟无事可做的事实。
不过，安然通过安检关卡倒是有一项好处。至少对于那些内心忍不住觉得自己有罪的人（例如笔者）来说，一旦顺利通过金属探测器，即可安心前往航站楼的其他地方，就像是在赎罪日到教堂告解过后，可以暂时觉得自己受到了赦免，而得以摆脱内心的若干罪愆。
机场安检人员为了保持警戒而承受的压力极大，因此他们享有比其他员工更频繁的休息时间。他们每个小时都会前往休息室，里面设置有饮水机与破旧的扶手椅，并且墙上挂着全球通缉名单中名列前茅的恐怖分子，每个都蓄着满脸胡须，眼神莫测高深，显然都藏匿在山洞里，根本无意冒险闯入第五航站楼。
最左侧的安检站由吉姆监看扫描屏幕，妮娜负责手工检查提包，巴兰钱德拉操作金属探测器。他们三人都学习了长达一年的繁重课程，目的在于训练他们把每个人都视为打算炸掉飞机的嫌犯——这是一种与人性相违背的做法，因为一般人初遇陌生人，总是习惯于以善意的眼光看待对方。经过训练课程之后，这三人已克服了心中对敌人外观样貌的偏见：即便是个一手牵着母亲、一手拿着一罐苹果汁的6岁女孩，或是个正要前往苏黎世参加丧礼的老弱祖母，都可能是威胁航行安全的大敌。所有旅客都是嫌犯，在证明无罪之前皆充满嫌疑，所以必须以明确的态度要求他们远离自己的行李，并且挺直身体靠墙而站。
许多旅客对于遭到审讯或搜查之所以感到焦虑或愤怒，原因是这种检查行为不免带有一种潜在的指控意味，所以也就极易唤起我们内心潜藏的罪恶感。
在扫描仪前方排队等待，可能会让许多人不禁开始怀疑自己会不会偷偷在皮箱里藏了一件爆炸物，或是无意间接受过长达数月的恐怖行动训练。在《羡慕与感激》（1963）一书里，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恩把这种潜藏的罪恶感追溯到人类一种天生的本性，源自我们的俄狄浦斯情结，亦即渴望谋害与我们同性的父母。这种罪恶感在我们成年之后可能会变得非常强烈，而促使人对有关当局提出假自白，甚至受不了这种深切的罪恶感，而干脆实际做出犯罪行为，借此疏解内心的压力。
此外，机场安检人员不准对自己搜查的对象产生太多好奇，也让我深感同情。他们虽然有权翻看任何一名旅客的化妆包、日记或照相簿，却只能检查其中是否有爆炸物或杀人武器。因此，他们不准询问行李中那件包装精美的内衣打算送给什么人，也绝不能承认自己有多么想伸手搜查旅客身上那件低腰牛仔裤的后方口袋，而且不是为了确认其中是否藏有一把半自动手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