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可惜，一旦仔细观察，我就不得不承认眼前的证据完全不合乎这项抚慰人心的假设，因为我身旁这些旅客一点都不像刻板观念中那种脑满肠肥的富翁。实际上，他们之所以引人注目，原因就是他们显得极为平凡。他们绝不是继承了大片土地的纨绔子弟，而是和你我无异的一般人，只是懂得如何让微晶片或计算表顺着自己的意思操作而已。他们身穿简便的服装，读着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著作，这群精英的财富是靠着自己的才智与毅力而赚得的。他们也许任职于埃森哲公司，负责矫正供应链里的异常之处，或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构建收入比率模型；他们可能创立了自己的电信公司，或者在索尔克研究所从事高科技研究。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富足，一大原因就是其中最富有的成员并不像一般人心目中认定的富翁那样游手好闲。单纯的劫掠绝不可能构建出这样的休息室（富有全球化、多元化、严谨与科技的色彩），顶多只能在封建而落后的环境中打造几座金碧辉煌的享乐宫殿。
一通过安检区，随即可看到一间套房，以曾经失事的协和超音速飞机为名，只供头等舱乘客使用。财富的优势有时并不容易看见：在当今这个时代，由于设计与大批量生产程序的精致化，不论是汽车、酒品、服饰还是餐点，高级品和平价品的品质落差通常都与价格的差距不成正比。不过，英国航空公司的协和贵宾室在这方面却是个异数，不仅远比机场内其他地区优美舒适得多，甚至我这辈子见过的其他地方都比不上这间贵宾室。
我对于自己在短时间内不会再有机会拜访协和贵宾室不禁感到哀伤。但我随即认识到，降低这种哀伤感受的最佳方法，就是对所有得以经常进出贵宾室的人士培养出一股彻底的厌憎。于是，我一面吃着一盘奶油鸡蛋卷搭配牛肝菌菇，一面想象着这间休息室其实是一群专制政客的藏匿处，他们靠着各种裙带关系和欺诈手段才获得了种种的特权。
贵宾室里设有皮质扶手椅、壁炉、大理石浴室、水疗室、餐厅，并且配置了门房、指甲美容师、美发师各一名。一个服务生在休息室里来回穿梭，手上端着托盘，盛满了免费招待的鱼子酱、鹅肝酱和熏鲑鱼；另一个服务生则端着法式泡芙奶油条与草莓馅饼。
对于被排除在休息室外的众人，西方世界原本有一套强而有力而且富有宽容性的解释：两千年来，基督教向来排斥一项隐含于现代精英制度中的观念，亦即德行必然能够带来物质上的成功。耶稣是最崇高也最受神赐福的人，但他在俗世上终生贫穷。所以，从他这个榜样即可得知正直与财富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基督教的思维强调指出，不论我们的教育和商业结构在表面上看起来有多么平等，偶然的因素与意外仍然足以破坏财富与德行之间的正向关联。圣奥古斯丁指出，只有上帝知道每一个人的价值，而且神唯有到了最后审判日才会揭露他对每个人的评判，伴随着雷声轰响或是天使的号角声——这种说法在非信徒听来虽然只不过是虚幻的想象，但仍然有助于提醒我们不要单以退税金额就对别人轻易做出评判。
我在餐厅里坐了下来，不禁产生一股深切的感受，觉得人类为了达到这样的成就不论付出多少代价，无疑都是值得的。内燃机的发展、电话的发明、第二次世界大战、路透社金融屏幕显示的即时金融信息、猪湾事件、细嘴白腰杓鹬的绝种——在这一切事件的共同促成下，一群同样迷人但分属不同领域的人士才能在西方世界一个云雾缭绕的角落，安静地同处于飞机跑道旁一间装饰精美的房间里。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辛苦和劳碌是为了什么呢？追求财富、权力与优越地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1759）里问道。接着，他又提出这项回答：“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协和贵宾室的设计者显然精确达成了这样的要求。
尽管如此，在协和贵宾室里循环的稀薄空气里，还是飘荡着一股令人困扰的气息：亦即飞机座舱所划分的三个等级代表了一种社会的分级方式，根据个人本身的才华与美德把社会区分为三个层级。我们废止了过去的阶级制度，致力确保所有人都享有教育和机会的平等权利，但却可能也建立了一套精英制度，把真实正义的概念带入了财富与贫穷的分配当中。于是，在现代社会，贫困不但可怜，而且可能是咎由自取。个人如果拥有天赋或能力，为什么还是赚不到足够的财富得以进入雅致舒适的休息室？对于经济舱乘客而言，身处于机场内拥挤而杂乱的开放等候区，坐在硬邦邦的塑料椅子上，内心恐怕多多少少都不免盘旋着这样的疑问。
“文化的纪录，绝对没有不记载人类野蛮方面的，”文学评论家本杰明曾经写下这句名言，但这种感慨似乎已不再受到重视。
尽管如此，我还是意识到这间休息室背后的成就有多么脆弱。我察觉到这种美好的日子相对而言其实所剩不多。再过不久，安坐于扶手椅上的这一群人就不免告别人世，贵宾室的镀金天花板也将龟裂毁坏。公元2世纪的秋季周日傍晚，在罗马皇帝哈德良位于罗马郊外的别墅里，站在露台上望着血红的夕阳隐没于大理石柱廊后方，也许同样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在那样的时空下，我们心中也许同样会浮现一股灾难的预感，察觉到莱茵河流域那片阴郁的松林里潜伏着躁动不安的日耳曼部落。
基督教的这种思维并未消失，也没有完全遭到遗忘。即便到了今天，这种思维仍然不断侵蚀着精英制度对特权的解释。我是在一场丰盛的午餐之后意识到这一点的。就在我吃完一片巧克力蛋糕搭配西番莲子冰糕之后，一个名叫雷吉的员工向我谈到她出生于菲律宾普林塞萨港郊区的贫民窟，经过了一段艰难困苦的历程，才得以来到协和贵宾室里装潢粗俗的员工室。我们偏好精英式的观念还是基督教信仰的思维，将决定我们如何判断面前这两个人的相对地位：一人是身穿运动服的27岁企业家，在仿石砌的壁炉旁读着《华尔街日报》，等待飞往西雅图的班机；另一人则是菲裔清洁工，负责巡查头等舱贵宾休息室的浴室，把淋浴间里来自世界各地的脏污和细菌擦拭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