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站楼里还有其他比较长久的友谊。我最常接触的对象是安娜-玛丽，她负责清扫我的桌子所在处的报到区。她说她很乐于让我写进书里，也不只一次到我桌边和我谈及我将她写入书中的可能性。不过，我后来向她保证我一定会把她写进书中，她却反倒露出了烦恼的神情，并且坚持我一定不能写出她的真名和外貌特征。她说，她在家乡特兰西瓦尼亚的亲友如果知道她在英国从事这样的工作，一定会深感失望，因为她当初在音乐学校的表现非常杰出，大家都以为她早已在国外成了知名的声乐家。
我的笔记本写满了各种充满失落、渴望与期待的故事，留下一个个旅人在飞上天空之前的剪影。不过，我还是不免担忧，一旦和喧嚣杂乱、生气蓬勃的航站楼相比较，我的书将会显得多么平淡乏味。
有些人看到机场出现一名作家，就以为有什么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即将发生，像是平常只有在小说里才看得到的情节。我一旦表明自己只是静静观察着机场的正常运作，并不期待任何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常常不免引起失望的反应。不过，在航站楼里摆上一张作家的写作桌，其实就等于是公开邀请航站楼的使用人员对自己周遭的环境多投注一些想象力和注意力，并且好好重视机场在我们内心所引起的感受，因为我们总是焦急匆忙地找着登机口，而未能对这样的感受细细品味或深入思索。
一个男子向我说，他正要和太太前往巴厘岛度假。他以挖苦的语气称之为一生难得的假期，因为他太太罹患了无药可治的脑瘤，只剩不到几个月的寿命。她在一旁休息，坐在一部装有呼吸机的特制轮椅上。她现年49岁，原本身体很健康，直到去年4月的一个星期一早晨，才在出门上班之前表示自己觉得头部微微疼痛。另一名男子表示自己正要到伦敦探望太太和孩子，但他在洛杉矶还有另一个家庭，他们完全不晓得第一个家庭的存在。他总共有五个子女，两个岳母，但从他脸上完全看不出这种生活的压力与操劳。
每天，我都会听到许多不同的故事，所以也就觉得自己仿佛在机场待了很长的时间。我遇见安娜·达尔梅达与西多尼奥·席尔瓦虽然只是短短几天前的事情，感觉上却似乎已经过了好几个礼拜。安娜正要前往休斯敦，因为她在那里修习商业学位；西多尼奥即将前往阿伯丁完成他的机械工程博士学业。我们聊了一个小时，我听着他们以充满理想又略带忧郁的语气谈论他们国家的现况。两天后，希思罗机场早已遗忘了他们，但我却仍然为了他们的离去而惆怅不已。
我的雇主实现了为我准备一张写作桌的诺言。结果，这张桌子虽然看起来一点都不适合写作，却反倒因此激发了写作的可能性，从而成为我理想的工作地点。客观上具备良好工作条件的环境实际上通常不理想。安静又配备齐全的书房，正因毫无瑕疵，所以极易把我们内心对失败的恐惧放大到让人无法承受的程度。灵感就像胆小的动物。有时候我们必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也许转头望向繁忙的街道或者航站楼——灵感才会从地洞里窜出来。
大部分的旅客都以为我是航空公司的员工，所以经常过来问我海关柜台或取款机在哪里。不过，只要有人留意到我的名牌，就随即把我当成倾诉的对象。
这张桌子所在的环境确实丝毫不乏令人分心的事物。每隔几分钟，机场内的扩音器就会响起（通常由玛格丽特或她的同事朱丽叶负责广播，发话地点在楼下的一间小房间里），呼叫刚从法兰克福抵达希思罗机场的巴克太太前来领取她所遗忘的一件手提行李，或是提醒巴什尔先生赶紧登上飞往内罗毕的班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