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父亲担心，他正在工厂里干活。但我还是很高兴，眼见着工厂火光冲天——这是报应！我们听说德国军队在几条战线上吃了败仗，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今天才明白，是真的！
“你是A-7713吗？”
“你这个懒骨头！”他咆啸着，“这就是你干的活？”
两个党卫军朝单身牢房走去，回来时押着一个死囚。他是一个华沙男孩，后面跟着一个囚徒，那囚徒在集中营呆了三年，又高又壮，与我相比，形同巨人。
“二十四……二十五……！”
“先生……请让我挨着我父亲。”
“能不能等几天，先生？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感冒了……”
“怎么样？让我撕碎你的脸，敲掉你的牙？”
这一回，总囚头拒绝担任行刑者，三个党卫军代替了他。
他喜欢我的鞋，我却舍不得。后来，他还是把鞋拿走了，但什么都没给我。
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哔哔”跳动。在奥斯维辛和伯肯诺，每天都有几千人死去，送进焚尸炉，我已经麻木了。但是，这个斜倚着绞刑架的孩子还是让我深深悸动。
“你想进一个好劳动队吗？”
有一天，工头佛兰尼克发现我有一颗金牙：
埃戴克跳起来，一转身看见我，那个姑娘企图遮挡自己的乳房。我想跑，但两只脚像钉在地上似的。埃戴克一把掐住我的喉咙。
信号一发出，三把椅子被踢倒。
谁敢说自己有病？
那天晚上，华沙牙医在厕所里，用一只生锈的勺子撬去了我的金牙套。
接着，集中营的全体囚徒，按楼号顺序，排队从被绞死的孩子前面走过，看着那双绝命的眼睛和从嘴里伸出的舌头。囚头们强迫大家正视他的脸。
那天晚上，汤带有一股死尸的味道。
我说不行，没有金牙套我吃不了东西。
为他“效力”的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孩子，人们叫他“跟班”。他有一张细腻优美的脸蛋——在集中营里，这种脸极为罕见。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汤，味道比以往的都好！
“没问题，”他说，“我能安排。但是，你得做点儿施舍：你的鞋。我会给你换一双。”
第一个医生什么都没检查，只问我：“健康吗？”
我把这事告诉父亲，他犹豫不决，沉默了很久才说：
我们与乐师们一起站队，五人一列。我们离开了集中营，没有音乐，但步伐整齐，耳畔依然回荡着进行曲的余音。
“我可以让他们给你东西吃，小孩……”
“自由万岁！我诅咒德国人！我诅咒！我——”
他慢腾腾地数着。第一鞭真让人痛不欲生。我听见他在数：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汤，味道比以往的都好！
为他“效力”的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孩子，人们叫他“跟班”。他有一张细腻优美的脸蛋——在集中营里，这种脸极为罕见。
牙医是个犹太人，来自捷克斯洛伐克。他那张脸就像死亡面具，只要一张嘴，人们就能看见一幅可怕的景象：满口黄色的坏牙。我坐在椅子上，谦卑地问道：
他半死半活，吊了半个多小时，在我们眼前挣扎蠕动，我们被迫走到跟前去看他。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仍然活着，舌头依然是红的，眼睛还没闭上。
集中营里一片沉寂。在天际线上，夕阳西下。
打完了。我失去了知觉，昏死过去。他们泼了冷水，我苏醒过来，依然趴在箱子上。我模模糊糊看见地面是湿的，然后听见一声狂吼。肯定是囚头，我尽量分辩他在喊什么：
我看着父亲挨打，一动都没动。我一声不吭。实际上，我当时非常想悄悄溜掉，以免挨打。尤其是，我当时很生气，不是生囚头的气，而是生父亲的气。他为什么不躲着埃戴克，为什么要惹他发火？集中营里的生活让我是非倒置……
“A-7713！”
星期天，一半人，包括父亲，在干活；另一半，包括我，趁机休息，闲呆着。
但是，他的跟班却留下来，关在单身牢房中。他也受到严刑烤打，但守口如瓶。党卫军宣判他和另外两个成年囚徒死刑，因为盖世太保发现他们有武器。
“戴帽！”
我见过多次绞刑，但从来没见过一个受害者哭泣。这些饱经摧残的躯壳早就忘记了苦涩的眼泪。
我们好像可以随意挑选似的……
“二十三……！”
我们知道点完名后才能领汤，但这次点名耗时比以往都长，命令也比往常更严厉。说来奇怪，连空气都在瑟瑟发抖。
囚头在等候。
我突然想起装病：
“我知道您想问什么：我是犹太人人吗？是的，我是犹太人，来自一个虔诚的犹太家庭。在占领期间，我用了假证件，冒充雅利安人，所以我被分配到劳工队。他们把我送到德国后，我躲过了关进集中营的噩运。在仓库里，谁都不知道我会讲德语，否则就会引起怀疑。因为不小心，我对你讲了几句德语，但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
“您要做什么，先生？”
下午，我们满怀喜悦地清理废墟。
我觉得她像犹太人，虽然有人说她是“雅利安人”，但她还是被迫在这儿服苦役。
我们与身边的人，也就是乐师们，交谈起来。他们差不多全是犹太人。朱利克是波兰人，戴着一副眼镜，苍白的脸上挂着愤世嫉俗的微笑。路易斯出生在荷兰，是有名的小提琴家，他抱怨说集中营里禁止演奏贝多芬的音乐：犹太人不许演奏德国音乐。汉斯来自柏林，很年轻，很机智。工头是波兰人，叫佛莱尼克，以前是华沙的学生。
在我的心灵深处，一个声音在回答：
“戴帽！”
这个快活的、有头脑的年轻人突然变了，他的眸子里闪着贪婪的微光。我告诉他，我得听一听父亲的意见。
上万囚徒向死者致敬。
他接近了第一口锅，大家的心“呯呯”直跳。他成功了！嫉妒吞噬着我们，燃烧着我们。但我们一点儿都不羡慕他。可怜的英雄不惜用性命换一两份汤……在我们看来，他死定了。
“你很幸运，小家伙，”汉斯说，脸上挂着微笑，“你进了一个不错的劳动队……”
我们跟着一个年轻囚头，他叫我们在第一座楼门口站住，那儿离集中营大门很近，是管弦乐队的楼。他挥手让我们进去，我们十分惊讶：难道要我们与音乐打交道吗？
“慈悲的上帝在哪里，他在哪里？”我身后有人问。
不幸的是，佛兰尼克知道怎样处理这种事，他知道我的弱点。父亲从来没在军队里效过力，不会走正步。但在这个地方，每次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大家都得齐步走。佛兰尼克找机会折磨他，天天如此，撒野似地揍他。一二一，打他；一二一，揍他。
上万顶帽子立即摘下来。
佛兰尼克又快活了，有时他还多给我一份汤。但好景不长，两星期后，所有波兰人都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我失去了金牙套，什么都没得到。
“起来！”他的吼声更大。
我们从帐篷迁到乐师们住的楼里。现在，我们每人有一条毯子，一个洗脸盆，一条肥皂。楼长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
“上帝在哪里？就在那儿——吊在绞架上……”
我到楼房后面时，听见隔壁的小屋里有声音。我走过去瞥了一眼，只见埃戴克和一个年轻的、半裸的波兰姑娘趴在草垫上。
“埃戴克，囚头……那个犹太男孩……还有您温柔的安慰……”
党卫军拿着笔，记录离去囚徒的人数。乐队继续演奏同样的乐曲，直到最后一支劳动队走过去。然后，指挥棒停下来，乐队不再演奏。囚头吼了一声：
“怎么！还不明白怎么走正步？你这个老废物！”
“这场仪式还不快点儿完？我饿了……”朱利克悄声说。
我决定教父亲怎样走正步，怎样踏节拍。我们在楼前练习，我发令：“一二一。”父亲迈步。
“脱帽！”司令官吼道——他的声音在颤抖。至于我们，大家都在哭泣。
“他们在轰炸布纳工厂。”有人喊道。
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刽子手才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他刚要给助手打手势，撤掉年轻人脚下的椅子，男孩突然喊起来，声音平静而有力：
他半死半活，吊了半个多小时，在我们眼前挣扎蠕动，我们被迫走到跟前去看他。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仍然活着，舌头依然是红的，眼睛还没闭上。
“脱帽！”
他躺在距锅不远的地方，挣扎着挺起身子，想爬到锅边上。可能是由于太虚弱，可能是因为恐惧，他顿了一会儿，毫无疑问，是要聚集力量。他终于成功了，爬到锅边上。刹那间，他好像在汤水中看见自己鬼魅似的影子，发出一声可怕的惨叫，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惨绝人寰的叫声，他张大嘴，一头扎进冒着热气的汤中。枪声响了，我们心头一悸。那人躺在地上，脸上沾满了汤汁，在锅旁扭曲蠕动了片刻，一动都不动了。
而后，我们才允许回到自己的楼里吃饭。
牙医却好像比较细心，他要我张开嘴。实际上，他不是看人们有没有坏牙，而是看有没有金牙。谁镶了金牙，就把谁的号码记下来。我有一颗包金牙……
“对，”她说，表情困惑。她沉默了半天，“等等，我想起来了……”
埃戴克命令两个囚徒把我架起来，拖到他跟前。
我拒绝给他鞋。我一无所有，只剩这双鞋了。
有一天，埃戴克又发疯了。我恰好在他面前走过，他像野兽似地扑过来，在我的胸上和头上乱打，把我摔在地板上，再拎起，给以更猛的重击，直到我浑身是血。我咬紧嘴唇，不敢发出痛苦的哀嚎。他一定误以为我在蔑视他，打得越发狠毒。
华沙男孩背朝绞刑架，面对法官，也就是集中营的头子。男孩面色苍白，但表情严肃毫无惧色，戴着镣铐的双手没有发抖。他用冷静的眼睛扫视着周围的党卫军和成千上万的囚徒。
“当然，但是，我要和我父亲在一起。”
我们的同志讲得对——工作不难。我们坐在地上，数螺栓、灯泡和形形色色的电工零件。囚头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讲这份工作如何重要，并警告我们，谁要是偷懒，就会受到惩罚。新同志告诉我：“别担心。当着Meister的面，他必须这样讲话。”
然后，大家在死者面前列队走过。两个成年人死了，他们的舌头翻了出来，肿胀着，微微发紫。但第三根绳子依然在动，孩子的体重太轻，还在喘气……
总囚头想蒙上年轻人的眼睛，但遭到拒绝。
司令官一摆手，总囚头朝年轻的死刑犯走去。两个囚徒给他当助手，为的是换两碗汤喝。
我在仓库里干活时经常挨着一个法国女人，但我们从来不讲话——她不懂德语，我不懂法语。
他语气平静，那声音好像穿透一堵厚墙才传到我的耳际。
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刽子手才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他刚要给助手打手势，撤掉年轻人脚下的椅子，男孩突然喊起来，声音平静而有力：
“要出麻烦了。”朱利克小声说。
大约十点钟，警报响了。听到警报声后，楼长让大家呆在楼里，党卫军全都躲进掩体里。借机逃出比较容易——卫兵离开了瞭望塔，铁丝网的电源被切断。党卫军接到命令，只要发现楼外有人，就开枪射击。
“但是……我的牙不疼……”
二囚头被当场逮捕。一连几星期，他受到严刑烤打，但盖世太保一无所获。他没有吐露一个名字。后来他被转移到奥斯维辛，我们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了。
有一回，我们在德国兵的监视下，给货车装内燃发动机。埃戴克就在边上，他是个自制力很差的人，突然间他又暴跳如雷。这一回，倒霉的是父亲。
“你们将和我一起呆三天，隔离检疫。而后，你们就得干活。明天体检。”
那个满脸汤汁的躯体躺在集中营中央，他是这场空袭中惟一的遇难者。人们把汤锅抬回厨房。
“起来！”
“脱帽！”司令官喝道。
除了鞭笞，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十分钟后，我们站在仓库前。一个德国雇员，是个平民——我们叫他Meister——来见我们。他打量着我们，就像店铺老板打量一堆刚送来的破布。
命令像一柄利剑凌空劈下：
一天，我们刚从仓库回来，楼房秘书就叫住我。
“您在一个仓库里干活，一个堆放很多电器零件的库房……”
“戴帽！”
“是的，但是……”
党卫军好像比以往更紧张、更担心。当着数千人的面绞死一个孩子不是一件小事情。集中营的总头目宣读了命令，所有眼睛都注视着孩子。他面色苍白，但依然镇静。他咬着嘴唇，站在绞架的阴影下面。
我点头，一次……十次，没完没了地点头。我的脑袋好像要永远不停地点下去。
又是两鞭子，我觉得自己半昏迷了。
“好几栋楼被夷为平地，”他说，“但万幸没炸到仓库……”
上万顶帽子立即摘下来。
“上帝呀！上帝在哪里？”
空袭长达一个多小时。但愿它能延续十个小时，一百个小时……最后，一切都沉寂下来了。美国飞机的声音随风而去，我们就在自己的公墓里。我们在天际线上看见长长的黑烟，警号再次响起，警报解除了。
集中营的大门洞开。一队党卫军开进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我们团团围住。瞭望塔上的机关枪瞄着集合空场。
接着，集中营的全体囚徒，按楼号顺序，排队从被绞死的孩子前面走过，看着那双绝命的眼睛和从嘴里伸出的舌头。囚头们强迫大家正视他的脸。
我们发了新衣服，住进两个帐篷里。我们在那里等候分配，编入不同的劳动队，然后分到某座楼里。
我们一起离开地铁，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我们整整一晚都在追忆过去的遭遇。在分手前，我说：“我能提一个问题吗？”
我肯定动了一下，挣扎着想起来，但跌落在木箱上。我确实想站起来！
我见过多次绞刑，但从来没见过一个受害者哭泣。这些饱经摧残的躯壳早就忘记了苦涩的眼泪。
“他不敢，我的儿子。”
一小时后，我们看见劳工队一一返回，像往常一样，全都迈着整齐的步伐。我很高兴，因为看见了父亲的身影。
集中营司令官在助手和总囚头的陪同下来巡视。空袭在他脸上留下了惊恐的痕迹。
然后，大家在死者面前列队走过。两个成年人死了，他们的舌头翻了出来，肿胀着，微微发紫。但第三根绳子依然在动，孩子的体重太轻，还在喘气……
“脱帽！”司令官喝道。
“戴帽！”
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好。大家不想蜷缩在地上，于是在库房里轮流溜达，希望能找到什么东西，或许能找到一片面包，说不定什么人忘了带走。
“按照帝国元帅希姆莱的命令……某某号囚徒……在空袭中偷了……依照法律……某某号囚徒……被判处死刑。这是对全体囚徒的警告，他就是全体囚徒的样板。”
“不认识，先生。”
我们很幸运。
“小孩，把金牙套给我吧。”
“列队！”
星期天，一半人，包括父亲，在干活；另一半，包括我，趁机休息，闲呆着。大约十点钟，警报响了。听到警报声后，楼长让大家呆在楼里，党卫军全都躲进掩体里。借机逃出比较容易——卫兵离开了瞭望塔，铁丝网的电源被切断。党卫军接到命令，只要发现楼外有人，就开枪射击。
“他们在轰炸布纳工厂。”有人喊道。
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哔哔”跳动。在奥斯维辛和伯肯诺，每天都有几千人死去，送进焚尸炉，我已经麻木了。但是，这个斜倚着绞刑架的孩子还是让我深深悸动。
“戴帽！”
“一二一，一二一！”
多年以后，我到了巴黎，坐在地铁里读报。在过道对面有一个靓丽的女人，黑色头发，梦一般的双眸——我见过那双眼睛。
“我是。”
恐惧比饥饿更令人害怕。突然，37号楼门开了一道缝，一个人出来了，像蛇一样朝汤锅爬去。
波兰人离开前几天，我还有一次奇遇。
阿吉巴·杜马依然沉浸在奥秘教义中，他在《圣经》里找到一首诗，把它转译成数字，并根据数字预测距离解放还有几个星期。
“布纳是个好集中营，人们能保持体面，最好不要分到建筑队……”
“自由万岁！”两个人高喊。
集中营的大门洞开。一队党卫军开进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我们团团围住。瞭望塔上的机关枪瞄着集合空场。
“木箱！”他命令道。
“看着我的眼睛！”
一天，我们干完活回来，看见有三个绞刑架——像三只乌鸦——耸立在集合空场上。点完名后，党卫军把我们围起来，机关枪冲着我们——这是一种常规仪式。三个囚徒用铁链锁着——小跟班，一个满目忧伤的天使，也在其中。
我现在才明白埃戴克为什么不让大家呆在集中营里，他把上百个囚徒打发走就是为了和这个姑娘私通！我觉得太滑稽了，不由得哈哈大笑。
我蹒跚着步子回到角落，全身疼痛。我感觉到一只冰凉的手在擦我额上的血迹，是那个法国姑娘。她塞给我一片面包，悲惨一笑。她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我知道她想跟我说话，但是，她害怕得不敢说话。她这样呆了片刻，然后脸上光彩一闪，用近于完美的德语说：
他口中发出“咝咝”的威胁声：
我听到身后那个人问：
二囚头被当场逮捕。一连几星期，他受到严刑烤打，但盖世太保一无所获。他没有吐露一个名字。后来他被转移到奥斯维辛，我们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了。
囚徒们取笑我们：“瞧这个小军官，教一个老头儿走正步……嗨，小将军，老头儿给了你多少面包，让你教他？”
“上帝在哪里？就在那儿——吊在绞架上……”
但有一次例外。第五十二劳工队是电缆队，它的二囚头是荷兰人，此人身高马大，超过六英尺，他管着七百多号囚徒。大家像兄弟一样喜欢他，谁都没有挨过打，他也没有羞辱过任何人。
党卫军又回到瞭望塔和哨位上，站在机关枪后面。一幕插曲结束了。
三个死囚一起朝绳索走去，绞索同时套住他们的脖子。
但那个孩子一声不吭。
“1944年，您在波兰，在布纳，对吗？”
执行人干完了活。
这一回，总囚头拒绝担任行刑者，三个党卫军代替了他。
我和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们参加过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能唱许多希伯莱歌曲。所以，我们有时会哼一些小曲，那些歌曲让人想起静静流淌的约旦河水和神圣美丽的耶路撒冷。我们还经常谈到巴勒斯坦。他们的父母与我的父母一样，虽然有时间逃脱，却没有勇气卖掉一切，移居他方。我们决心，只要活到解放那天，决不在欧洲多呆一天，我们将登上驶往海法的第一条船。
我听到身后那个人问：
“听着，你这个猪猡！”埃戴克冷冰冰喝道，“你的好奇心受到了报应。要是敢把看见的事儿讲出去，你会受到五倍的惩罚！明白吗？”
“他会报复的！”
“按照帝国元帅希姆莱的命令……某某号囚徒……在空袭中偷了……依照法律……某某号囚徒……被判处死刑。这是对全体囚徒的警告，他就是全体囚徒的样板。”
“脱帽！”
我想回话，告诉他我动不了，但张不开嘴。
“脱帽！”司令官吼道——他的声音在颤抖。至于我们，大家都在哭泣。
两星期过去了，没有用处，我们只好放弃。那天，佛兰尼克发出一阵邪恶的狂笑：“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会赢的，小孩。迟给比不给好。你既然让我等了许久，还得罚你一份面包。我要把你那份面包给我的朋友，一个来自华沙的著名牙医。他会撬掉你的金牙套，那份面包是他的报酬。”
“要出麻烦了。”朱利克小声说。
佛兰尼克面带微笑。
执行人干完了活。
他的助手—— 一个相貌粗俗的男孩，眼珠子滴溜溜转——朝我走来：
然后他就消失了。
集中营司令官在助手和总囚头的陪同下来巡视。空袭在他脸上留下了惊恐的痕迹。
“什么？用我的面包换我的金牙套？”
上万顶帽子闪电似地戴在头上。
朱利克对我说：“我们在电料库里干活，离这儿不远。工作不难，也没什么危险。只是囚头埃戴克，有时会无缘无故地发疯，你最好离他远点儿。”
“一……二……！”他数着。
“你小子等着瞧吧……擅离工作岗位是要付出代价的……过一会儿我就叫你付出代价……你现在给我滚回去……”
下工前半小时，囚头把全队的人集合在一起，点名。谁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点名？在这个地方？只有我知道。囚头的话言简意赅：
一天，布纳的中央发电厂突然断电，盖世太保受命查找原因。最后，他们断定这是一场人为破坏。他们发现了线索，循迹而来，一直查到荷兰二囚头住的那栋楼。经过一番搜查，他们找到了不少武器。
几百双眼睛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几百人与他一起爬行，身体磨擦着石头，随着他的身体一起蠕动。大家的心在颤抖，主要是因为嫉妒。他是惟一有胆量的人。
星期六早晨，我们这队人没活可干了。但是，埃戴克不肯让大家闲呆在营房里，我们不得不去仓库。他这种突发的工作热情让我们颇感诧异。在库房里，埃戴克把我们交给佛兰尼克，他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做什么事都行，不然，我就得教训你……”
工头佛兰尼克让我到一个角落去：“别找死！不必着急！要小心。别让党卫军逮着你。”
信号一发出，三把椅子被踢倒。
他接近了第一口锅，大家的心“呯呯”直跳。他成功了！嫉妒吞噬着我们，燃烧着我们。但我们一点儿都不羡慕他。可怜的英雄不惜用性命换一两份汤……在我们看来，他死定了。
恐惧比饥饿更令人害怕。突然，37号楼门开了一道缝，一个人出来了，像蛇一样朝汤锅爬去。
我又回答说，体检时我的金牙套被记录在案，要是没了，我们俩人都没好果子吃。
“趴下！脸朝下！”
一小时后，我们看见劳工队一一返回，像往常一样，全都迈着整齐的步伐。我很高兴，因为看见了父亲的身影。
“你要是不肯给我金牙套，会付出更多代价。”
但是，他的跟班却留下来，关在单身牢房中。他也受到严刑烤打，但守口如瓶。党卫军宣判他和另外两个成年囚徒死刑，因为盖世太保发现他们有武器。
“我要取下你金牙套，就这样。”他漠然道。
在伯肯诺，跟班最遭人恨，他们往往比头领更残忍。我亲眼见过一个跟班，只有十三岁，因为他父亲没整理好床铺而动手打他。老人在无声哭泣，那孩子却在大喊：“你要是再哭，我就不再给你面包。明白吗？”但是，大家都喜欢荷兰人的小跟班。他那张脸就像受苦受难的天使。
“普通囚徒没有权力管别人的事。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好像不懂这个规矩，因此，我要让他清醒清醒，永远记住。”
几百双眼睛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几百人与他一起爬行，身体磨擦着石头，随着他的身体一起蠕动。大家的心在颤抖，主要是因为嫉妒。他是惟一有胆量的人。
但是，父亲没有长进，他继续挨打。
上万顶帽子闪电似地戴在头上。
我们喜欢犹太人当首领。他叫阿尔封斯，很年轻，但脸皮皱巴得令人吃惊。他全心全意维护着“自己”这座楼。有些年轻人体质虚弱，把多吃一点东西看得比自由还重要，只要可能，他就为他们“拼凑”一大锅汤。
大家从楼里出来，呼吸着带有火药味和浓烟的空气，眼睛里闪着希望的光芒。一颗炸弹掉在集中营的正中央，距离集合空场很近，但没有爆炸。我们不得不把它清除掉，抬到集中营外面。
乐队在演奏进行曲，他们总是演奏进行曲。几十个劳动队和着音乐，踏着节拍，朝工地走去。囚头们喊着口号：
我服从了。
我们知道点完名后才能领汤，但这次点名耗时比以往都长，命令也比往常更严厉。说来奇怪，连空气都在瑟瑟发抖。
“好吧。让你父亲到这儿干，挨着你。”
分到我们这个组的还有两个男孩。一个叫约西，一个叫台比，是哥俩，从捷克斯洛伐克来的，他们的父母在伯肯诺被杀害了。他们像灵与肉一样相依为命。
那天晚上，汤带有一股死尸的味道。
傍晚，劳动队从工地回来了。点完名，我们开始寻找相识，向“老资格”们打听哪个劳动队最好，应当去哪座楼。囚徒们一致认为：
集中营就像遭到一场流行病的袭击，空空荡荡，死气沉沉，只有几个“穿着得体”的囚徒在楼群中间徜徉。当然了，我们首先得淋浴，集中营的主管在浴室旁等着我们。他很健壮，宽肩膀，牛脖子，厚嘴唇，卷头发，看上去挺和蔼，灰蓝色的眸子不时闪出一丝笑意。我们这批人中有几个十一二岁的人，军官对他们很有兴趣，命令拿东西给他们吃。
这时我们才听到飞机声。几乎是在同时，工棚开始摇晃。
“十……十一……！”
“自由万岁！我诅咒德国人！我诅咒！我——”
下午，我们满怀喜悦地清理废墟。
一星期后，我们干完活回来时，在营地中央的集合空场上，看见一副绞架立在那儿。
人们一动都不动。
他用一根铁棍打人。一开始，父亲缩着身子挨打，后来，他像一棵被闪电击中的树，折成两段。
他蹙着眉头，想了片刻，试了试我的脉搏。
一天，我们干完活回来，看见有三个绞刑架——像三只乌鸦——耸立在集合空场上。点完名后，党卫军把我们围起来，机关枪冲着我们——这是一种常规仪式。三个囚徒用铁链锁着——小跟班，一个满目忧伤的天使，也在其中。
体检是在露天进行的，第二天一早，来了三个医生，他们坐在凳子上。
我看着他，却看不清。我在想父亲，他会比我吃更大的苦头。
我为父亲担心，他正在工厂里干活。但我还是很高兴，眼见着工厂火光冲天——这是报应！我们听说德国军队在几条战线上吃了败仗，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今天才明白，是真的！
“吃完饭，你到牙医那儿去。”
“好几栋楼被夷为平地，”他说，“但万幸没炸到仓库……”
上万囚徒向死者致敬。
集中营里一片沉寂。在天际线上，夕阳西下。
几天后，牙医办公室关闭了。他被投入监狱，可能要被绞死。有人说他拿囚徒的金牙做交易，为自己捞好处。我不可怜他，反而因为他倒了霉而沾沾自喜。我的金牙套保住了，说不定哪天就能派上用场，换面包，或换几天生命。对我来说，当时最重要的莫过于每天能喝上一碗汤，吃到味道陈腐的面包，甚至面包渣。面包和汤——这就是我的全部生命。我只不过是一具躯壳而已，甚至连躯壳都不如，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胃。我完全靠胃计算时间。
司令官开始宣布命令，一字一顿：
头三天很快过去了。到了第四天，我们在帐篷前排队时，突然来了几个囚头，是来挑人的：“你……你……你……”他们伸手东指西指，像挑选牲口或商品似的。
“慈悲的上帝在哪里，他在哪里？”我身后有人问。
突然，他住手了，让我回去干活，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又像我们打了一场比赛，打了一个平手。
司令官一摆手，总囚头朝年轻的死刑犯走去。两个囚徒给他当助手，为的是换两碗汤喝。
但有一次例外。第五十二劳工队是电缆队，它的二囚头是荷兰人，此人身高马大，超过六英尺，他管着七百多号囚徒。大家像兄弟一样喜欢他，谁都没有挨过打，他也没有羞辱过任何人。
“自由万岁！”两个人高喊。
我们不害怕。只要有一颗炸弹掉在楼群里，就会有几百个囚徒丧命。但我们不怕死，尤其不怕这种死。每一颗炸弹都让我们兴奋不已，信心倍增。
我觉得后背浸出一片冷汗。
三个死囚一起朝绳索走去，绞索同时套住他们的脖子。
两个党卫军朝单身牢房走去，回来时押着一个死囚。他是一个华沙男孩，后面跟着一个囚徒，那囚徒在集中营呆了三年，又高又壮，与我相比，形同巨人。
“戴帽！”
“咬住嘴唇，小兄弟……别哭。把愤怒和仇恨压在心里，留待以后，迟早会有这么一天。那一天会来的，不是现在。咬紧牙关，等着……”
但那个孩子一声不吭。
在我的心灵深处，一个声音在回答：
总囚头想蒙上年轻人的眼睛，但遭到拒绝。
“好吧，孩子。感觉好时再来找我，但是，不要等我叫你。”
这儿有许多波兰人，还有几个法国女人。女人们默不作声，用眼睛问候乐师们。
这时我们才听到飞机声。几乎是在同时，工棚开始摇晃。
我们不害怕。只要有一颗炸弹掉在楼群里，就会有几百个囚徒丧命。但我们不怕死，尤其不怕这种死。每一颗炸弹都让我们兴奋不已，信心倍增。
“这场仪式还不快点儿完？我饿了……”朱利克悄声说。
司令官开始宣布命令，一字一顿：
“去吧，小孩，去问吧，但明天得回答我。”
“我还可以给你一份带麦淇淋的面包……”
那个满脸汤汁的躯体躺在集中营中央，他是这场空袭中惟一的遇难者。人们把汤锅抬回厨房。
党卫军又回到瞭望塔和哨位上，站在机关枪后面。一幕插曲结束了。
在伯肯诺，跟班最遭人恨，他们往往比头领更残忍。我亲眼见过一个跟班，只有十三岁，因为他父亲没整理好床铺而动手打他。老人在无声哭泣，那孩子却在大喊：“你要是再哭，我就不再给你面包。明白吗？”但是，大家都喜欢荷兰人的小跟班。他那张脸就像受苦受难的天使。
党卫军好像比以往更紧张、更担心。当着数千人的面绞死一个孩子不是一件小事情。集中营的总头目宣读了命令，所有眼睛都注视着孩子。他面色苍白，但依然镇静。他咬着嘴唇，站在绞架的阴影下面。
集中营很快就像一艘被人遗弃的船。树篱小道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厨房旁有两口大锅，锅里是热气腾腾的汤，没人看管。两锅汤呀！两锅汤就在道路中间，冒着香气，没人看守！一顿豪华盛宴就要白白浪费掉！这是天大的诱惑！几百双贪婪的、放光的眼睛盯着它们，就像几百只狼围着两只羊。两只没有牧人照看的羊，任凭别人攫取。但是谁敢？
大家从楼里出来，呼吸着带有火药味和浓烟的空气，眼睛里闪着希望的光芒。一颗炸弹掉在集中营的正中央，距离集合空场很近，但没有爆炸。我们不得不把它清除掉，抬到集中营外面。
命令像一柄利剑凌空劈下：
一星期后，我们干完活回来时，在营地中央的集合空场上，看见一副绞架立在那儿。
一天，布纳的中央发电厂突然断电，盖世太保受命查找原因。最后，他们断定这是一场人为破坏。他们发现了线索，循迹而来，一直查到荷兰二囚头住的那栋楼。经过一番搜查，他们找到了不少武器。
“上帝呀！上帝在哪里？”
“夫人，您认识我吗？”
“吃完饭就去！别耽误。”
他躺在距锅不远的地方，挣扎着挺起身子，想爬到锅边上。可能是由于太虚弱，可能是因为恐惧，他顿了一会儿，毫无疑问，是要聚集力量。他终于成功了，爬到锅边上。刹那间，他好像在汤水中看见自己鬼魅似的影子，发出一声可怕的惨叫，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惨绝人寰的叫声，他张大嘴，一头扎进冒着热气的汤中。枪声响了，我们心头一悸。那人躺在地上，脸上沾满了汤汁，在锅旁扭曲蠕动了片刻，一动都不动了。
我向前迈了一步。
“一二一，一二一。”
我去了医疗楼。门口有二十几个囚徒在排队等候，没过多久，我们明白了要我们来的原因：他们要拔掉我们的金牙。
空袭长达一个多小时。但愿它能延续十个小时，一百个小时……最后，一切都沉寂下来了。美国飞机的声音随风而去，我们就在自己的公墓里。我们在天际线上看见长长的黑烟，警号再次响起，警报解除了。
华沙男孩背朝绞刑架，面对法官，也就是集中营的头子。男孩面色苍白，但表情严肃毫无惧色，戴着镣铐的双手没有发抖。他用冷静的眼睛扫视着周围的党卫军和成千上万的囚徒。
而后，我们才允许回到自己的楼里吃饭。
有人抬来了木箱。
管我们那个帐篷的是一个德国人，长着一张屠夫脸，厚嘴唇，两只手就像狼爪子。集中营的伙食看来很合他的胃口，他很胖，胖得几乎走不动路。他与集中营主管一样，喜欢小孩儿。我们刚一到，他就叫人给孩子们拿面包，还有汤和麦淇淋（其实，这种感情不是出于利他主义，我后来才知道，这里的同性恋者们一直拿孩子做交易）。
集中营很快就像一艘被人遗弃的船。树篱小道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厨房旁有两口大锅，锅里是热气腾腾的汤，没人看管。两锅汤呀！两锅汤就在道路中间，冒着香气，没人看守！一顿豪华盛宴就要白白浪费掉！这是天大的诱惑！几百双贪婪的、放光的眼睛盯着它们，就像几百只狼围着两只羊。两只没有牧人照看的羊，任凭别人攫取。但是谁敢？
人们一动都不动。
“不，儿子，我们不能这么做。”
一星期后我去找他，用同样的借口应付他：我还是感觉不舒服。他似乎一点儿都不奇怪，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我。但他好像很高兴，因为我没等他召唤，就如约回来了。他允许我再耽搁几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