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到底出什么事了！快告诉我们……”
只剩我们自家人了。突然，巴提亚·雷什进来了，他是我家的亲戚，与我们住在一起。“有人在敲封死的窗子，朝外面的那扇窗子！”他说。
“他们怕我们参加游击队……”
父亲比我们大家起得都早，他去镇里打探消息。八点钟他回来了，并带回了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不用离开镇子了，但要搬到小犹太区去。我们将在那里等候，与最后一批人一起离去。
“谁知道呢？他们把我们弄走说不定是为我们好。前线越来越近，很快就能听到枪炮声了。老百姓肯定得撤离……”
“我觉得不妙，”母亲说，“今天下午我在犹太区看见几张陌生面孔。两个德国军官，我觉得他们是盖世太保。自从大家聚到这儿后，我们没见过一个军官……”
下午一点整，终于传来出发的号令。
他不明白我的话，可能以为我在发神经。
我看着自己的家，我在那里消磨了多年时光，我寻觅上帝，通过斋戒恳请弥赛亚快点到来，想象着以后的生活将是什么模样。是的，我没有悲伤，心里空空荡荡。
第二天早晨，我们朝火车站走去，一列装运牲口的列车等候在车站上。我们在匈牙利警察的监督下登上列车，每节车厢挤进八十人。他们给我们递了一些面包，还有几桶水。他们检查车窗上的横木钉得紧不紧。所有车厢都被密封起来，每节车厢指定了一个负责人。要是有人逃跑，这个人就会被枪毙。
第一道法令：三天内严禁犹太人擅自离开住所，违令者杀无赦。
“妈妈，我要喝水，我渴！”
夜。谁都没有祈祷，谁不希望夜晚尽快逝去。我们被一场大火炙烤着，群星是大火迸出的火星。当大火最终熄灭时，除了死寂的星星和茫然的眼睛外，苍穹上什么都不会留下。
三天后，又颁布了一道新命令：所有犹太人必须佩戴黄星。
夏日的太阳依旧高悬在空中。
我们在这里定居了（怎么会用这样的字眼！）。我去找柴禾，姐姐去生火。母亲虽然筋疲力尽，还是准备去做饭。
所有房屋都门窗洞开，向着空荡荡的大街。它们曾经属于某户人家，现在却不属于任何人。谁都可以进来，成了敞开的坟墓。
星期一过去了，就像夏季的浮云，又像黎明前的梦境。
当然了，总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每天，德国人都会来找男人为军用列车装煤，当然没人愿意充当志愿者。但除此之外，局势出奇地平静，令人放心。
“噢，上帝呀，宇宙的主人！你胸怀博大，可怜可怜我们吧……”
两个盖世太保军官沿着月台昂首而行，面带微笑，一切都很周详，一切都很顺利。空气中传来尖厉的汽笛声。车轮扎扎滚动，我们出发了。
周边的幢幢身影全都动了起来，就像被人从沉睡中唤醒。大家一声不吭地星散而去。
社区里一些年高德韶的人向我父亲讨教，他与匈牙利警察的上层人物有联系，他们想知道我父亲怎样看待眼前的局势。父亲认为局势并非无可救药，或许他只是不想让那些人泄气，不想在他们伤口上撒盐：
他中断的故事再也没有续上。
度假！
那时我才开始憎恶他们，我的憎恶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是最先压迫我们的人，他们最先暴露出地狱和死亡的面孔。
“据我看，押解出境不过是一场闹剧。别笑！他们是想偷咱们的贵重物品和珠宝。他们知道咱们把东西埋起来了，要想得到它们，就得自己动手挖。让主人们外出度假，动起手来才比较便利……”
“我现在就得去，”他说，“我会尽快回来，再告诉大家出了什么事。请等着我。”
天亮后，低落的情绪有所缓解。人们恢复了少许信心，七嘴八舌议论道：
大部分人以为我们将呆在犹太区，一直呆到战争结束，呆到红军开来。而后，一切都会恢复老样子。主宰犹太区的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犹太人，而是幻想。
犹太区没有警卫，人们可以随意出入。玛莉亚原先是我家的保姆，她来看我们，抽泣着恳求我们到她的村子里，她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地。
“黄星？那又怎么样？总不至于杀人吧？”
他们从我身旁走过，就像一群败下阵来的狗，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他们一定在忌妒我。
我们喝酒、吃饭、唱歌。《圣经》要求我们快快乐乐地度过八天逾越节。我们希望节日早点儿结束，这样我们就不用装模作样了。
我们的后院就像一个杂货市场。贵重物品、昂贵的地毯、银制烛台、《圣经》和祭祠用品乱七八糟地堆在满是浮尘的地上——这些可怜的遗物好像再也无家可归，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不知道，要我参加管委会特别会议，肯定出事了。”
他终于明白了。他翻身下床，穿上衣服，僵偶似的。妻子正在睡觉，他走到床边，伸手轻抚她的额头。她睁开眼睛，我看见她的唇边还挂着睡梦中的一丝微笑。而后他去唤醒两个孩子，他们全都从睡梦中霍然惊醒，我赶快逃走了。
早晨八点，我们全都疲惫不堪，血管、四肢和头脑就像灌了铅似的。我正在祈祷，大街上突然传来喊声。我迅速解下圣经护符匣，匈牙利警察进了犹太区，正在附近的街道上大喊大叫：
我们准备等候，能等多久就等多久。院子就像通往手术室的前厅，我们站着，等着门打开。街坊四邻听到了传言，也和我们聚在一起。我们看着手表，时间过得很慢。这么长的会议，它意味着什么？
“有传言说，”父亲结巴道，“我们将被送到匈牙利的某个地方，会去砖厂干活。我们这儿好像离前线太近了……”
“起来，先生，起来！你必须做好上路的准备，明天你就被驱逐了。你和你们全家，还有全体犹太人。去哪儿？别问我，别问。只有上帝才能回答！天呀，快起来……”
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我们扔下行囊，倒在地上。
那天傍晚，妈妈让我们早早上床。她说，为了积攒力气。
我们朝犹太教堂走去，仿佛遗弃了自己的镇子。但是，昔日的朋友们很可能藏在百叶窗后面，时机一到就抢劫我们的家园。
大家的情绪没有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们开始适应变化。有人甚至说了些鼓劲的话。他们说，德国人没有时间驱逐我们……被押走的人太悲惨了，太晚了。至于我们，他们或许会让我们依靠这点可怜的东西活到战争结束。
我站在人行道上，挪不动步子，只有目视着人们从我身旁鱼贯而行。首席拉比走过来，他弓着背，背着行囊，由于脸上的胡须刮得净尽，看上去有点儿怪模怪样。他置身于队列中，使得整个场面显出一种超现实的意味。这场面就像从一本书中活生生撕去的一页——从一本历史小说中撕去的一页，上面可能写着巴比伦的陷落或西班牙的宗教审判。
小犹太区。三天前这里还住着人家。但现在，他们的东西被我们使用着。他们被驱逐了。我们忘记了有关他们的一切。
父亲失声痛哭。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见他哭泣，我一直认为他不会哭。母亲走着，脸上就像戴着一只面罩，她一声不吭，若有所思。我看了看自己的小妹兹波罗，她的一头金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胳膊上挎着一件红上衣—— 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她不堪重负，却咬紧牙关，因为她知道抱怨没有用处。警察们挥动着警棍喊道：“快点！”我已经没了力气，刚一上路，就觉得腿软体虚……
为期八天的逾越节到了。天气好极了。妈妈在厨房里忙碌。教堂全都关闭着。人们聚在私宅中，没有必要激怒德国人。
一阵轻松，是的，是一阵轻松。人们羁留在人行道上，置身于大包小包之间，忍受着烈日的炙烤。大家肯定认为，即使在上帝的地狱里饱受折磨，也不会比呆在这儿更难受，去任何地方都比呆在这儿强。
“出什么事了？”我们问。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凌晨四点。父亲里里外外地忙碌，筋疲力尽，他不断安慰朋友们，与犹太管委会一起核实消息，希望突然撤消这道命令。直到最后一刻，人们依然抱着一线希望。
沉默了片刻后，他补充道：“每人只能携带自己的私人用品，一个背包、一些食品、几件衣服。不能带其他东西。”
我们无事可做，只能上床睡觉。床的主人或许正在途中跋涉，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我们需要休息，恢复元气。
他们命令我们跑步，我们不得不跑。难道他们认为我们全都是身强体壮的人？市民们站在窗子后面，隔着百叶窗注视着我们。
门终于开了，父亲回来了，他的脸上毫无血色。人们很快把他围住。
匈牙利警察手持枪托和警棍，不加区辨地驱赶着老人、妇女、儿童和残疾人。
助理牧师毛什跑到我们家来。
头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共进传统的星期五晚餐。我们对着面饼和酒，颂了传统的祝福辞，然后默默吃饭。我们感觉到，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聚餐。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不断回忆着陈年旧事。
我们准备好了，我第一个走出房门，不想看父母的面孔，不想放声痛哭。我们坐在大街中央，就像两天前那批人一样。同样毒辣的太阳，同样的干渴，但没人给我们水。
（可怜的父亲呀！你后来不是被人杀了吗？）
九点钟时再现了星期天发生的一幕。警察们挥着警棍，大声喊道：“犹太人，都出来！”
人们就这样打发时光，谁都不相信这种话。这几天我们过得还算愉快，比较平静。大家都合得来。富人与穷人，显要人物与普通人，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差别了。我们都是遇到相同命运的一群人，尽管这种命运还仍然前途未卜。
他们身后跟着犹太警察，他们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们：
当时我们都很焦急，想听到令人鼓舞的消息，哪怕只有几句安抚人心的话，比如说，这仅仅是一次例会，讨论社区的福利问题和保健问题……但是，只要看一眼父亲的脸色，大家就知道出事了。
在逾越节的第七天，大幕终于拉开：德国人逮捕了犹太社区的领袖。
孩子们哭着闹着要水喝。
几个犹太警察悄悄取来几罐水。我和姐妹们被安排在最后一拔，所以我们还可以四处走动，于是我们也就尽可能地互相帮助。
他们开始挪动脚步，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身后的街道，死气沉沉、空空如也的房子、花园和墓碑……
生活渐渐恢复“正常”了。铁丝网就像一道墙，把我们围了起来。但是，我们并未感到恐惧。我们感觉不错，我们毕竟与自己人在一起，一个小小的犹太共和国……人们不仅组建了一支犹太警察队，还搞了一个福利机构，一个劳工委员会，一家诊疗所，任命了一个犹太管理委员会——有了一整套政府机构。
我去父亲的一个朋友家，唤醒这家人的家长。他长着一脸大胡子，睡眼惺忪地盯着我，由于长年累月伏案学习，他的背有点儿驼。
而后是划分犹太区。
星期六是休息日，这天也被确定为我们的流放日。
夜幕降临了。那天晚上，我们很早就上床了。父亲说：“安安静静地睡吧，孩子们。后天以前，也就是星期二以前，不会出什么事的。”
天刚亮我就醒了，我想趁出发前做一会儿祈祷。
五旬节的前两周，春光明媚，人们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无忧无虑地漫步，心情愉快，相互问候，孩子们在做游戏，或者在人行道上耍榛子。我和几个同学在埃支拉·马立克公园讨论关于《塔木德经》的论文。
“快点！快点！走，你们这群懒鬼，废物！”匈牙利警察在嚎叫。
父亲陪着流放的人们一直走到犹太区的大门口。他们像牲口一样，先被押送到犹太大教堂，上上下下地搜身，不许带走金子、银子和贵重物品。有人歇斯底里地大吵大闹，还伴随着严厉的暴打声。
我父亲不肯，他对我和两个姐姐说：“要去你们去。我和你们的妈妈和小妹留在这里……”
我们当然不愿分开。
人们从我身边一一走过，这其中，有我的师长们，我的朋友们，还有一些我曾畏惧过的人，或者觉得滑稽可笑的人……不管他们是谁，所有这些人，我与他们在同一片天空下已经共同生活了很多年了。
整个犹太区都得清空。从明天开始，人们就得离去，一条街一条街地离去。
“齐步——走！”
教堂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车站，到处都是行李和眼泪。祭坛被砸烂了，帷幔被撕碎了，墙皮裸露出来。我们的人太多了，多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我们在里面呆了整整二十四小时，这段时光太可怕了。男人们呆在楼下，女人们呆在楼上。这一天是星期六——安息日——我们好像是来参加宗教仪式的，但是，谁都不许出去。人们不得不在角落里大小便。
大家都背着行囊，每个人的眼里都噙着泪水和悲伤。队伍步履沉重，朝犹太区的大门缓缓移去。
我们整整一天没吃饭，但我们不觉得饿，只是感到筋疲力竭。
整个犹太区都被唤醒了。我们透过窗子看见，各家各户的灯次第亮了起来。
“消息很可怕，”他终于开口了，然后只吐出一个词，“转移。”
母亲呆在家里，继续操持零碎的家务。有时，她会停下活计，默不作声地注视我们。
这儿比大犹太区乱。显而易见，原先的居民是被突然带走的。我参观了曼德尔叔叔一家人住过的房间。桌子上有半碗汤，有一个准备烤面包的生面团，地板上到处都是书。我叔叔想把它们带走吗？
那是我们在自己家里睡的最后一觉。
她不断重复着：咱们不能屈服，不能屈服。
“全体犹太人，出来，快！”
人们认为这是好事。我们不必再看那些充满敌意的面孔，不必在别人仇视的目光下忍气吞声，不再担惊受怕，不再痛苦。我们犹太人像兄弟一样住在一起……
水！附近的房子和后院里就有水，但是人们不许擅自离队。
几乎所有拉比的私宅都成了祷告的地方。
一间又一间房子被腾空了，大街上全是挎着背囊的人。十点钟，所有人都被赶出来了。警察开始点名，一次、两次……二十次。人们心里沉甸甸的，脸上身上全是汗。
妇女们在煮鸡蛋、烤肉、准备面饼、缝制背包。孩子们怕妨碍大人，没头苍蝇似的东游西荡，不知道做什么好。
快到午夜了，没有人想回去睡觉。有几个人回家看了一眼，很快就转了回来。有些人虽然回去了，却一再叮嘱我们，父亲一回来就通知他们。
我的喉咙干涩，嘴唇发木，说不出话来，也无话可说。
当局在赛加特划分出两个犹太区。较大的犹太区在镇中心，大约有四条街。较小的犹太区位于镇郊，占了几条胡同。我们住的那条街叫蛇街，被划入第一犹太区，因此我们能够呆在自己家里。但是，因为我家位于犹太区的角落，临街的窗子必须封死。一些亲戚被德国人从家里赶出来，我们给他们腾出几间房子。
“时间到了……你们必须离开，舍弃一切……”
“去把邻居们都唤醒吧，”父亲说，“他们必须准备一下……”
又是一阵岑寂。
“后天，除非……有转机，出现奇迹，也许……”
我们站起身来。点完名后，我们坐下。再次起立，再次点名。点了一遍又一遍，我们等得不耐烦了，只希望早点被人带走。他们还在等什么？命令终于来了。
接着又是几道法令：我们不再有权利去饭店或咖啡馆，不能乘电车旅行，不得去教堂，傍晚六点后不得上街。
黎明时分，我们聚在街上，准备离去。这一回，匈牙利警察没有露面，他们同意一切由犹太管委会打理。
被带走的人去哪儿？有人知道吗？没有人知道，一切都是秘密。
突然，花园的门开了，斯特恩进来了，以前他是店铺老板，现在是警察，他把父亲拉到一旁。天色虽然黯淡，我依然看见父亲的脸色变得煞白。
但现在，他们就这样走着，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他们就这样背着他们的行囊，拖曳着他们各自的生命，漫无目的地走着，把他们曾经的美好家园和童年都抛在了身后。
“我警告过你们！”他喊道，不等我们回答，他就走了。
“什么时候轮到我们？”我问父亲。
“你说什么？准备上路？上什么路？为什么？出什么事了？你是不是疯了？”
队伍在拐角处消失了。地面上七零八落：衣箱、提箱、口袋、刀子、盘子、银行支票簿、纸、褪色的画像。他们原来是想带走这些东西的，但到了最后，全都留在了身后。它们已经无关紧要了。
这是秘密。除了犹太区管委会主席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但他不说，或者不敢说。盖世太保威胁他，只要胆敢透露一丝口风，就枪毙他。
我们想知道一切，知道细节。我们被惊得目瞪口呆，但除了俯首听命，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自那以后，一切进度都加快了。种族灭绝步步逼来。
就在这一天，匈牙利警察挨家挨户闯进镇上所有犹太人的家里：自即日起，严禁犹太人拥有黄金、珠宝和任何贵重物品。所有贵重物品都得上交当局，违令者杀无赦。父亲到地窖里，把存款全都埋起来。
真到战争结束后，我才知道那天夜里是谁在敲窗子，是一个匈牙利警长，父亲的朋友。我们进入犹太区前，他曾对我们说：“别担心，一有危险我就通知你们。”如果那天夜里他告诉我们实情，我们是可以逃走的……但是，我们打开窗子后，太迟了，外面已经没有人。
夜幕降临了，我家的院子里聚集了二十来个人。父亲给大家讲述奇闻逸事，对局势发表评论。他是讲故事的高手。
他睡眼迷离地盯着我，满目凄惶，好像期待着我突然大笑，对他说“继续倒头大睡吧。睡觉，做梦，什么事都没发生，这不过是一场玩笑”。
我们什么都不想，只一心一意准备行囊、烤面包、做面饼。一切早已裁定。
“起立！点名！”
“他们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