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修复最关键是揭命纸，稍有不慎就会毁掉文物，有时须靠手指轻搓慢捻，捻成极细小条取下，一幅画动辄要揭一两个月，过程枯燥，技巧在此失效，只能拼耐心。写这本书的四个月中，一遍遍听他们的采访录音，从几十万字的资料里“搓”出来这本书里的十万字，由暑热难耐的伏天写到寒冬将至，时常感到我也在搓着一张看不见的命纸，在枯燥而平静的手感中一点点接近手艺人的世界，我为之喜悦。
在敬畏与谦恭之中，他们用漫长的时间做一件事，双手千百次的重复之后进入自由之境，于是，一道线，也有精神性，有力度和律动的变化。这是工匠的沉默的智慧，手上的开悟。
“反正干我们这行别偷懒，你干的越少越不行。就得多干，你没悟性的必须得多干，才能找出这个感觉来。”写这本书的过程，对我而言是一次很好的学习，通过这些简单朴实的大白话，匠人的世界呈现眼前。相比于跳跃发散、讲求创意观念的艺术家思维，工匠思维是立足于地的老老实实，是在意每一件物品的手感，是面对文物如履薄冰的谨小慎微。职业性的敬畏与谦恭渗透了他们，变成生命底色的一部分。
修复后的精美瓷器
绿妖
这本书，也是一本“随”出来的书。看完第一集《我在故宫修文物》就决定接下这本书的写作邀请。真正在故宫采访我只做了一周，但这本书的文件夹里，最早的采访始于2010年。为拍故宫里的修复技艺的心口相传，《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制片人、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雷建军带着学生在故宫做田野调查。调研持续了五年，2015年纪录片开拍时，摄制组每个人拿到一本十万字的调研报告。更大量的采访发生在拍摄期间，导演萧寒、叶君、导演助理程薄闻在四个月不间断的采访中累积了大量素材。我自己做的访问，像一碗水一样汇入这一条河流。但是，并不觉得陌生，也没有突兀，看那些素材时，我经常觉得问的比我能想到的更周全，重要的是，我们是同一个方向，就像工匠，辨认出前任工匠的高超手艺并为之赞叹，他需要做的只是“随”上原有的工艺，原有的色彩。
在故宫采访这些修复师时，经常听到一个字，“随”。把颜色跟两边随、把眼睛随上……大致是说，修补的部分要跟原有部分颜色找齐，随上，直到浑然一体，分不出哪儿是原件，哪些地方是后来所补，修旧如旧。
我的朋友经常抱怨说，现在国内许多品牌的服装已经放弃了普通身材的女性，经常逛完一条街也买不到一件剪裁合体的好衣裳。据说，因为中国推崇设计师而不重视打版师，但后者才能把设计师的理念变成合体的衣服，所以我们能看到大量的设计师，却仍然买不到一件剪裁合体的好衣裳。我们的社会过分追求聚光灯下的光彩，却忘了，只有土地里的根茎足够深刻，一棵树才能开出繁茂的花朵。工匠是土地之下，看不见也被忽略的根。很有幸，我能近距离地看到这些一流工匠的工作状态，听到他们回忆自己的师父的点点滴滴，工匠的骄傲并不来自炫耀自己修过多少国之瑰宝，而来自更真实的器物，更具体的手感：这件文物我修过，我对得起它，我放心。他们的面貌沉静安详，是在世上找到了安身立命所在的脸。我羡慕这样的面容。
织绣组的陈杨在缂丝
镶嵌组科长孔艳菊
修复后的佛像，静静地陈列在展馆中
2016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