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碎成几十瓣的青铜卣
然后是做旧。这是复制青铜器最关键的，因为您磨出来多好看的东西，没有锈就没价值，它就是一个铸件。师父不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让你自己做，都是他那些材料，你看着材料就照猫画虎地去学。师父特严，不合格他不收。你自己感觉做得挺好的，他也不收，“再凿吧凿吧”，反正还差点儿。就逼得你主动要去想，你不想就出不来。
我的师父叫赵振茂，传承的脉络叫北派修复，最早的师父叫歪嘴于，他的一个徒弟叫张泰恩，歪嘴于是第一代，第二代是张泰恩，张泰恩再传侄子张文普，张文普收了八个徒弟，其中就有我师父赵振茂。
印象深的师父的绝活一个是化学方法做复制品，另外就是师父做旧，全国第一把，那做出的旧真看不出来。现在我们库房还存着他做的莲鹤方壶，做的比真的还好，到现在颜色一点都没变。
我现在也带一个徒弟，高飞。我不像我师父那么严格，可是高飞他自己就能明白。我和高飞关系特别好。主要是互相的，他做得也好。组里边也就这么几个人，有什么事儿都得互相帮忙，互相做。
这真的还是年代的问题。传统的老师傅教人跟现代的不一样，是另外一种思维。反正你自己悟的东西你印象深。可是有一点，我们师父对这文物特别在意，敬重。他交给你一件文物他也心里琢磨你能不能修好，而且在这当中，他看到这文物有危险或者是可能有，他眼睛厉害啊，他接触东西多，可以看出来这腿儿是焊过的，他立马提醒你，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注意，然后，真正说你做颜色的时候，反正就这颜色盒这些颜料，你把颜色盒弄干净了都放好了，剩下就不管了。问他不轻易回答，师父，这个色应该怎么弄？“琢磨去！去慢慢弄！”
文物修复有一个“最小干预”原则，包括修复的地方跟原件要有区别、有可识别性，这是意大利和日本搞的，叫《威尼斯宪章》，我们倒是不反对你们国家怎么修。意大利那儿修的我们也看了，我和我师哥我们一起去过，它那儿雕塑多，只要能立着，胳膊缺了不配，维纳斯缺了不配，搁咱们这儿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不好。如果你有可参考的资料依据你就配上，还是完美的一个再现。可是他们就是有资料他也不配，就说你弄上去不是原来的东西了，他就是那么一个概念。然后色还不给人家做好了，就是故意。其实搁我们来讲等于手艺忒差了，等于你做不出来你才……咱们不能挤对人家，我们就说我们的想法就是修复得越看不出来我们才认可，这是你的手艺。让人能看出来，那太简单了，那活儿还不好干。有个教堂是地震了还是什么，神父像碎得一塌糊涂，又贴回去了，贴回去多少把眼睛得随上吧，他给你露白，眼睛是白的还有裂缝，多难看，人物首先要看眼睛，你多少给它勾勾。
我刚来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就是让师父给磨的性子，真急不来，这活儿你必须是一点一点弄，着急出不了活。真的说一个色调不出来，你一琢磨两天也挺磨性子的。比方原件是绿，要照绿色去调吧，您可能没有觉得，这绿里头有绿有白有黄还得有黑，您可能没觉得这里头有黑，可不加黑就出不来这个色。这个其实靠自己悟，师父不会说，都是“看着弄”。弄对了自然就对了，没特高兴地夸过谁，觉得你这个好就一点头，收了。没有说你做的真好什么的。
八十年代，国家文物局跟鼓楼中学联合，办了一个中专性质的文物职业班。我当时觉得考大学比较困难，报这个班学了三年，学完就分到这儿了。我们学的专业也挺多的，包括字画、青铜器修复都有，国家博物馆的傅金凯先生给我们上过课。说实在的青铜器修复这个专业，我考的分是最低的。真的，没想到后来我能干这个。因为当时主要是学习理论，没接触实物，就是光凭理论。
师父是1916年生人，我们来的时候，他应该是六十五岁，其实这中间是有点儿断档了。他也觉得这一代隔得有点儿长，所以也挺用心教我们。等于我们是最后一批跟赵师父学的，也是跟他学的时间最长的。我们跟师父共同工作了七八年，一直到他七十二岁，腿不利落，才不来了。
我们刚来的时候那根本闲不住，没有让你坐的时候，真正让你坐的时候那就是磨你性子了。最开始是打磨复制品，那时候博物院和英国一个工艺品公司签了三年合同，做青铜器，三十二种，一种要做五十件，量挺大的，从翻模到铸造到成品都是我们做。
开始是有点发怵，可是师父那会儿就把所有的工艺和手段都教给你了，就是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修完以后，感觉比较难的是拼接和做锈，我们行话叫做旧。这两个工艺难度大一点。拼接就按照程序来，按照它碎片上边的花纹、颜色，还有它的薄厚，比对这些特点，给它衔接上，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拼。拼了四五个小块，然后给它连接成一个大块，最后就是拼了有六七组大块，然后整体再给它焊接上。修复花了小一年时间，别的活儿好像没怎么干，几乎天天都做这个。
做旧做了得有一年吧。它其实就是一个大量重复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还就得靠你自己悟，你的悟性到不了，师父把着你手做都做不出来。师父给你本书也没用。自己体会的东西跟老师手把手教的也不一样。
中午他在这儿休息，爱喝两口，倒那么一两半花生米在这儿吃。他都自己带饭，这儿有炉子，我们打酒来，笼火，大蒸锅把饭熥上，到十一点半他吃。我们一般都是饭堂，这儿不是有饭堂么。赵师父比较节俭，饭堂的饭他觉得贵，或者也不是觉得贵还是吃自己的舒服。对，他那时候工资一百多，挣得多，他也不舍得。赵师父对钱狠了，一分钱都不乱花。他过苦日子过惯了。
刚来的时候我十九岁，活蹦乱跳的，年轻都想玩儿。那会儿中午回不了家，然后夏天就筒子河、什刹海游泳什么的，赶紧嘁里咵啦吃两口饭就去游泳去。冬天这不就结冰嘛，这个筒子河边上都有住家，然后还泼水把冰泼平了去滑冰。
下 70 年代，赵振茂与徒弟在复制故宫镇馆之宝莲鹤方壶
七十岁后，我们师父改脾气了，就老小孩了，到后来越来越觉得和蔼可亲。他本身就是一个笑模样，老了以后，花白头发不拘小节，胡子拉碴的天天跟我们聊得还挺热闹。有一件事他爱挂嘴边上，就是1955年文物大清点，请了十二位专家包括唐兰大人物来鉴定，清点鉴定一下青铜器。不知道是什么人给我们师父叫去，说你是修复的，可以参与一下。那会儿他还很年轻，人家岁数都比他大。有一件铜器，专家都说这是真的，到他这儿说这是假的，那专家能饶了你？我们都认可这是真的，你凭什么说是假的？师父说我说假的就是假的。然后那专家说，小同志，说话要注意啊，别那什么。
的确，现在愿意踏踏实实坐下来学一门手艺的人，不是那么多，因为现在各行业也多，不是非得干这个。再说现在各种什么电视，手机上网微信一大堆。他没必要为工作犯愁，因为太磨性子了。那会儿我们磨那个复制品，真就是一天就是在那儿搓，就是拿砂纸在那儿磨，到最后磨得手指头连指纹都没了，就全是茧子。你不干，反正你就没工作，你再找一别的也困难，就这么坚持下来。
修文物不仅是跟做文物的人对话，也是跟历代修复过它的工匠的对话。你能看出上一任修它的人，做的活儿怎么样。你会考虑什么时代谁做的这个，如果遇到上一任修得特别好的，也是挺敬佩；遇到修得不怎么样的，反正说两句。能看出来前一任工匠的态度和手艺高低吗？当然能。最简单的，焊道有虚实，焊一件东西用心焊的话都是实的，断面都是实打实的，严丝合缝地让它连接起来，虚焊的话，没焊到这儿就是空的，就没有连接。
我修过的文物，我都喜爱，你必须得喜爱，要不喜爱，你就对它不珍惜，干出的活也不会太漂亮。要说有名的就是莲鹤方壶。莲鹤方壶是一个墓里出土两件，有一件在河南省博物馆，有一件在我们这儿。后来他们办了一个展览，叫姊妹篇。我们这个呢，并不是损坏，它在出土的时候修过，修过以后呢它又开焊，耳朵掉了，以前修的地方又重新开裂，这么着我和我们这儿一个同事，我们俩给修好了。
没觉得自己红。媒体找我也就是实打实地说，没觉得自己高多少，还是那样，该怎么干怎么干。公共场合有人认出来过，不多，上回吃饭好像有一个人：“您是不是演过故宫的那个”，我说那不是演的，那是他们拍的。
还有一个故宫从湖南收的青铜卣，是个提梁卣，可是呢，碎片里面就没有这个提梁。反正那碎得挺厉害的，整物应该是30厘米见方，直径30厘米大小，然后碎得都是跟蚕豆那么大小，就一点一点弄，费了挺大劲，跟赵师父学的所有的招数都用上了。
修文物后对老祖宗很敬重，有时候你会想到过去又没有机器什么的，能做出这东西，咱们祖先真能。要现在你没电没机器你怎么做？想象不出来。那会儿也没砂纸，他怎么磨得那么细致。所有铜器表面都是非常细，这真是有水平了。
时间长了，工艺这一块的步骤和方法，基本上能学到了，可是有些尖端的东西还是没学到，比如说我们师父做旧，都是用化学方法做锈，我们到现在也没完全学会。现在我们也能做也会做，但是做得没他那么好。比如做闷锈，我们闷的就是一片，等于这个锈就是一片一片地上，你控制不了，我们师父做可以留地子4，所谓地子就是最底下一层亮的那个表面，锈是锈，地子是地子。
后来跟英国的合作任务完成了，复制我们也都会了，就给你一些文物。等于你练过复制品以后这手头上有准了，再修文物你手上能有把握。就一点一点这么去做。那会儿文物坏的也多，库房的东西也多，不像现在，现在真正坏的铜器不多。因为已经大规模修过，而且真正清宫旧藏的铜器也没有说特别坏。你想皇上喜欢的东西他也是在意的，不会说轻易地瞎扔什么的，保存得还好。
从小学了这门手艺，现在感觉，还是比较庆幸选了这个职业，庆幸来故宫，而且还遇到一个好师父。还真是。来对了。
以前老师傅带徒弟好像都是让你自己去琢磨，不会主动教，要想学就是偷学。所谓偷学，就是他做的时候你得瞄着看怎么弄。现在是主动教，生怕你不听。这怎么说，说实在的现在年轻的咱也不能要求太高，年轻人他不跟你调皮捣蛋就可以了，能踏踏实实跟你坐这儿就可以了。让他跟我那会儿似的受管教，你连自家儿子都没法管，时代不一样了。
那会儿北京车没有这么多，骑自行车也都特舒服，那时候道儿还窄哪，真没有现在这么乱得慌，骑着车在胡同怎么飞骑也没事。现在上班我骑电动，因为我离家距离合适，牛街南口，骑电动是最舒服的。冬天不舒服啊，冬天骑自行车，骑自行车好歹膝盖动的。
我们新来的主要还是打磨，就是累活，因为技术含量低。说实在也不低，铸造完以后铸件表面有一层硬壳，氧化壳，必须把氧化壳磨下去。只能手工，那时候什么手枪钻都没有，就是用“两头忙”。你看我这儿还有这个，这钢锉叫“两头忙”，两头都能用。
现在用的修复的技法，跟传统相比，理念没变，我们永远是修旧如旧。工序、工艺我们几乎没有变化，可是工具和材料在变。开始我们用的树脂特差，调出来的胶是黄的，时间长了变色。现在的胶都是透明的而且时间再长不会变化。现在材料比以前好，各种工具也多，方便多了。
文保科技部以前叫修复厂，1950年左右成立。铜器室成立于1952年，我师父当时是在天桥做古铜器生意，经人介绍来到故宫。
本身他人保守，因为他学这行不容易，遭过很多罪，不想轻易教，可是我们来的时候厂长领导们都带我们过来，说你好好教教，这些孩子都不错。我们没有正经地拜师，按过去老理儿正经仪式得师父坐椅子上，然后领导在边上，还得讲话，那才算。工程队那边弄过，瓦工队儿木工队儿那帮，他们给师父还得磕头呢，九十年代工程队还有这个仪式。我们这边没有那特正规的，可是师徒之间写过协议，裱画这儿有仨人写过，我跟高飞写过。核心内容就是一年之内你必须教会徒弟怎么着怎么着，徒弟尽力一年掌握什么什么知识，一式两份。这就等于确定了你俩的师徒关系。
要说最难，哪一步都难。你整形，钳工那点活儿也得会。变形了，你得给它正形。它是旧的，你正不好它就会裂，你对它又不能造成损坏；拼接，相对来讲，拼接跟做旧这两道工序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拼接吧，一大堆碎片，就跟小孩玩儿那拼图一样。拼图它是规整的，是标准件。你这个它都是不标准的；做旧呢，你要不学个三百、五百的话很难做好。做旧这个难度在哪儿，比如说一件器物，你看它是绿锈，它绝对不是纯绿，里边多少是有黄的，有红的，有各种颜色，就跟画油画似的。这当中师父教也教不来，他说了，这里边欠点红，你弄吧，你添多少，你怎么抹都不对，那色怎么都不对。就得靠你感悟，你的经验。不会做的时候，恨不得俩星期你调不出一个色来，着急，天天着死急。然后呢，就是等你经验够了以后，你再去做，那就是手到擒来。
这个修好了以后，他也没有说觉得自己多骄傲，就是修好一件文物心里肯定非常有成就感。
碎成这样，如果说让你来修复，这件器物肯定是重器。后来我听业务部门跟我讲，这种花纹的提梁卣，全国可能也就一两件。蜥蜴纹饰很少，青铜器上一般都是饕餮纹，这个你说是蜥蜴吧，还有些变化，就是跟小蛇似的，就是变种。我们院里头没有这类型的器物，修好了等于我们馆里头也添了一件好东西。
现在甘肃省博物馆还展，展厅一进门就是这马踏飞燕。
文物修复必须有参照物，如果是孤品，除非找到历史性文献资料才能修复，凭嘴说绝对不敢动，必须有文献资料，还得专家认可。跟专家组必须沟通必须确定，这不能轻易地动。
（左为原件）
关于故宫，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小时候也来过那么一两趟。这是好单位。那会儿找工作也不容易，觉得有份差事先干着。等真的来了以后，循序渐进的，慢慢地才找着这感觉。尤其是你修好了一件东西以后，自然有一种成就感。就喜欢上了。
马踏飞燕是我师父修的，好像刚出土就送到我们这儿来。碎了好像是，主要是腿，因为它身子比较厚，几条腿比较单薄，主要就是腿损坏了。拿过来以后，师父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形状，而且它损坏了以后断口都有锈，对茬的时候就不会那么严丝合缝。所以，对形费了劲。后来沿着断茬给焊上了，结果这个马立不起来，它一条腿是落地的，它老歪。我师父就琢磨，突然间发现，过去铸造时腿里头有矾土，碎了以后矾土流失，它就成空的了，空了以后重力不对，然后往里填了矾土。焊完就能立住了。力道掌握得非常好，就这一点平衡。就说老祖宗还是有本事。
具体到铜器的修复，就是按照传统修复工艺，恢复原貌。锈分好锈、有害的锈。锈基本上都是好锈，只有一种粉状锈是青铜病，这东西应该是含氯，能让铜器酥成粉子，而且它传染，这块儿长了那块儿也得长。这种锈一定要清除干净。
后来我们师父真给气急了，拿了一个开水壶，“哗”就往那东西上浇，浇完了漆皮子就崩了。那是后来做的。是不是他做的我忘了，反正他在天桥时见过这个东西。然后我们院长特敬重他，给他发国家特殊津贴，还聘请他加入文物鉴定委员会，工资那会儿就能拿一百多。我们八十年代来的时候才挣三十块钱，五十年代他已经挣一百多。那时候二十二级干部好象才挣四十二块多。他们这几位老师傅比修复厂厂长和故宫副院长工资都高。
师父老家是河北深县，现在叫深州。师父十五岁就从家出来当学徒，头八年好像都没让动东西，因为学徒嘛住在师父家里吃喝什么的都依靠师父，头八年就干了些看孩子、倒尿盆、做饭的家务事。那会儿学徒都是穷孩子。张文普收了十一个徒弟，陆陆续续就剩下七八个，都住在他家。以前都是那种前店后厂，后面住人，前面小铺子收活。因为他天天跟师父在家看这东西，再有点儿悟性，接触铜器后很快就能够独立修活了。
1952年故宫准备进行第一次大的文物整理，清朝那会儿都没怎么动过那些东西，库房里头比较乱，也有坏的，就想在全国招些修复的人员。这么着把我们师父也请过来了。修复厂当时就一个铜器组一个裱画组，还有木器组。清宫败了以后，库房条件不好，民国时期保存的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当时有好多需要修的铜器，他们等于是故宫青铜器修复的开创者。
做这活就害怕慌，着急。必须得把性格磨没了，没有棱角了。干我们这行别偷懒，你干得越少越不行。就得多干，你没悟性的必须得多干，才能找出这个感觉来。
不光我们这个行业，现在好像非遗的项目都是牵扯这个问题，就是断档，年轻人不爱学。你包括这个珐琅厂，珐琅厂好像年轻人也不多。我们通县那个花丝镶嵌厂，也都是一些老人在干，年轻的也都没学。这是一社会问题，我也说不好。
我们这行，对一个人手艺的最高赞誉是恢复原貌，就等于你所做的让人看不出来。一件青铜器碎一百多片，别说什么了，光焊接上面全是道子，跟蜘蛛网似的，所有焊锡多了得去，少了得补，然后颜色跟两边随，得让它看不出断碴儿来，我们必须这么做。
80 年代铜器室师兄弟合影（中为王有亮）
现在是自由选择，而且是每个组都不一样，院长没有说非要怎么着。你比如说木工他们有他们的师父，有他们的传承，有他们那个非遗的项。钟表有他的非遗传承，裱画也是，如果要是说你们师父变了，你老师父要是变了你们爱怎么变怎么变，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这儿是必须遵循我的传承。我是这么想的。
师父在“文革”前收了两个徒弟，就是我们的大师哥二师哥。后来“文革”上干校，他那会儿就是劳动，因为他也是穷孩子出身，农活他也干过不怕，我们大师哥在干校算队长吧，多少能照顾点儿，他也没有说遭大罪什么的。从干校回来后，全国各地招了有十七八个学员，跟他学了很长时间，这帮学员回去后都是全国各博物馆修复行业的骨干。
我是1983年进的故宫，那会儿我十九岁。
最开始，有时候搓一个礼拜还搓得到处都是印，使劲大了搓深了出沟出道，连里面铜底子上都是道道。有道道得拿砂纸磨，反正就是一礼拜也出不了一点活。打磨练了有三四个月。第二年开始有手枪钻，有磨头，用机器基本一天能磨一件出来。最初师父反对使用机器，他的概念里打磨是练我们的手劲。但是当时大批量给人家做，有一个时间限制，用机器快嘛。我磨了两年半。
文保部不能随便用电，打水是每天上班第一件事
青铜器修复师王有亮
下 修复后的青铜卣
我进来时这个组叫铜器室，现在叫金石组，因为什么，我们院藏这些铜器，在我们师父那一代，修得已经差不多了。改成叫金石组，就是包括金银器、珐琅，所有沾金属的我们都修。以前还包括陶瓷、玉的都修，因为那会儿科室少，现在是分得比较细了。
上 80 年代，赵振茂在给年轻的王有亮讲解青铜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