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杨格小姐教给她的办法，伊内兹避免正面提出她的问题，而是说：
因此，伊内兹·格雷罗站了起来，准备前进，但仍然并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是怎么来的。
伊内兹乖乖地去了，坐上电梯，沿着夹层楼面走去，只是模模糊糊知道是要带她到个什么地方去，她也不太在意。后来她被领到一张椅子旁边，安静地坐在那里。也许头脑并没有得到休息，但是她的身子算是得到了休息，颇为惬意。她知道有人在进进出出，有人在说话，但她打不起精神来看个究竟、听个究竟，这样做精神上似乎负担不起。
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所给她个人的影响，加上几个星期来在她身上积聚起来的悲苦和劳累，证明她正面临一次决定性的、毁灭性的失败。这一失败促使她的头脑象条负荷过重的电路那样关闭了。虽然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不是永久性的，但是在这情况存在期间，伊内兹·格雷罗就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为何来此。
但是等不了多久，她的恢复能力——也就是说，人人都有的一种精神力量，不管负担有多重、被作践到什么地步的人都会具有的一种精神力量——
当时，伊内兹的神志还是清楚的。为了弄明白她丈夫D.O.究竟是否真在这架飞机上面，她使用了一个花招，那是环美问讯处那个姑娘杨格小姐在电话中教给她的。有一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正要离开第2次班机停靠的四十七号门。伊内兹迎上前去找他。
就在这个职员走后，伊内兹意识到虽然候机大楼里到处是人，在她周围挤来挤去，但她是完全孤苦伶仃的，举目无亲，想到这里，她哭起来了。
尽管车从市区出来，一开始走得不快，如果没有把时间白白费在等那等不来的找头上面，她还有可能在第2次班机起飞之前及时赶上。现在呢，等她赶到搭乘口，正好看到飞机滑行而去。
就在这个时候，为了躲开瞧着她的人们的目光，她开始漫无目标地在候机大楼里踽踽而行，边走边哭。也大约就在这个当口，她头脑里的防御机器开始工作，带来了一阵保护性的麻木。这样，虽然人还在愁苦之中，神志却暂时变得模糊不清了，这就可以减少精神上的折磨。
伊内兹在神思恍惚的状态下，也还知道有这么一个高大的黑人警察，感觉到她在不久之前在那里见过他。他待她很好，就象目前这样待她。他安详地向她提出一些不那么逼人的问题。问话的结果是，不用她说出来，他似乎就理解到她必须回城里去，而又不能肯定身上还有没有足够的车费。她开始在她的钱包里摸索，想数数里面还剩多少钱。他说不用数啦，把身子背着那另外一间屋子，拿出三张一元的钞票塞进她的手里，和她一起走了出来，指点了一下出去的道路，告诉她坐公共汽车的地方，并嘱咐她说，适才给她的够做车钱了，还有多，到了城里，可以用来坐车到她该去的地方。
也就在这个时候，梅多伍德来的代表团在奥德威警长的陪同下，走进了梅尔·贝克斯费尔德办公室的外间——伊内兹正呆着的地方。代表团继续向另一间屋子走去，内德·奥德威又回出来和伊内兹·格雷罗说话。梅尔在关上办公室门之前，张望了一下，瞥见他们两人在一起。
在一阵很短的时间里，伊内兹心里还在希望她弄错了，希望D.O.不会坐这次班机走的。他竟然会去罗马，这一想法至今仍然象是有点异想天开。然而那个职员却回答说：有，是有一个D.O.格雷罗在第2次班机上面，他，那个职员，很遗憾，格雷罗太太没有赶上送她丈夫走，但是今天晚上，由于这场风雪的缘故，什么事情都是乱糟糟的，现在他是否可以请她原谅，失陪了……
促使她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她该继续向前走，因为人在生活中不管受到多少次的失败，不管生活看上去是多么抑郁和空虚，生活是在前进的，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它总是滚滚向前的。
她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她还得继续前进，并且知道特别是象今天这样一个晚上，这是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办到的。但是，在目前，她心里在想，她要在原地方安安静静地坐一下再说。
一开始，泪水慢慢地往外淌，继而想起年来事事失意，就泪如泉涌，几声抽泣，身子也随着抽搐起来。她哭她的过去，哭她的现在；她哭她有过的那个家，现已不复存在；她哭她的孩子再也不能和她守在一起了；她哭D.O.，尽管他作为丈夫有他的错，不会养家活口，但总还是她的亲人，如今却抛弃了她。她哭她的一生和目前的遭遇；她哭自己身上一文不名，走投无路，只能回到座落闹市、到处都是蟑螂的陋室，而且明天还要遭到逐客令。因为原来打算用来搪塞一下房东那么一点点少得可怜的钱，由于坐了一次出租汽车，受到那个司机的欺诈，弄得一点也不剩……她甚至不知道是否还有剩余的零钱回城里去。她哭，因为脚上那双鞋夹得好痛，因为她衣衫褴褛，浑身湿透，因为她困乏已极，着了凉，在发烧，而且感到病势在加剧。她哭她自己，也哭普天下一切希望都已成为泡影的人们。
不久，空港的一个警察发现了她。那个警察倒还有一点一般警察所不具备的灵性，把她带到一个他所能找到的不太显眼的角落里去，然后打电话向上级请示。奥德威警长正巧就在附近，亲自处理了这件事。他断定，伊内兹虽然语无伦次，心烦意乱，却并非是个危险人物，于是就下令把她带到空港总经理的办公室去——这是内德·奥德威警长所能想到的唯一去处，既安静，又不象警察总部那样吓人。
那个送她到空港的出租汽车司机卑鄙、粗鲁，还误了她的事。在市区讨价还价的时候，他同意收七块钱的车费。等伊内兹下车，拿出几乎是她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一张十元钞票，等他找钱。那个司机咕噜说找不开，这就去兑，把车开走了。伊内兹焦急地等了十分钟，一看候机大楼的时钟已快近晚上十一点，已经到了第2次班机开出的时间。这下她才恍然醒悟过来，那个家伙压根儿不打算回来找钱了。她原先没有看一下这辆出租汽车的车号或司机的名字——那个司机在这上面冒了点险，算定她不会看。而且即便看了，伊内兹·格雷罗也不是那种会向当局提出申诉的人；对这一点，司机也早就摸准了。
“我丈夫搭乘的是刚飞走的那次班机。”她向此人解释她没有赶上送她的丈夫，想问一下他是否安然上了飞机。伊内兹把那张黄颜色的分期付款合同抖开来给那个环美工作人员看。这张单子是她在家里D.O.的几件衬衫中间发现的。那个职员约略看了一眼，然后对了一下他手中的单子。
伊内兹并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理论：一个负担过重、疲惫不堪的头脑自身有个安全阀，它通过退却，进入消极的半知不觉状态来起作用。但是这一理论在她身上已经证明是正确的。此刻，她是个精神上受到轻伤的病号。
7
这个警察朝着他原先来的方向走开了。伊内兹照他说的那样往下走了几层楼梯。在快要走近那扇通向公共汽车的大门口的时候，她瞥见一个非常熟悉的景色，卖红肠面包的柜台。当下她意识到自己又饥又渴，别的事情都是次要的了。她在钱包里摸了一下，找到三角五分钱，买了一份红肠面包，一纸杯咖啡。看到这两样非常普通的东西，心里多少算是踏实了一些。她在离吃食摊不远的地方找了个地方坐下，身子缩在一个角落里面。她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现在喝完了咖啡，吃完了红肠面包，早些时候在开始恢复的意识又一次从她身上消失，使她感到是一种慰藉。就连周围的人群、喧闹声、扩音喇叭里的通告也给她带来了某种慰藉。伊内兹似乎两次听到扩音器里在广播她的名字，但是，认为这是一种幻觉，不可能是真的，因为没有人会找她，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在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