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历经420余年，这三个朝代由三个不同的少数民族执政，他们同汉族存在着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服饰上互相影响。如果说唐宋服制基本上是单一的(汉族服饰占绝对优势)，那么辽、金、元服饰则是多种并行的。
金原为女真族(满族祖先)，曾附属辽200余年。金代服饰大体保持着女真族形制，又继承了辽代样式，得宋北部领土后，又吸收宋制风格，因此具有女真、契丹、汉族三合一的综合特征。
元代的蒙古族，原是中国北部一个部落集团，后来攻灭西辽、西夏、金、大理，并在吐蕃建立行政机构，公元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元代国土空前辽阔，各地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差异很大，各民族的服饰都有自己的特点。同时，由于各地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服饰也相互影响。
辽代臣僚戴毡冠，饰金花，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有的戴纱冠，制如乌纱帽，无檐，不掩双耳。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有的着紫窄袍，系带，用金玉、水晶、靛石缀饰，称为“盘紫”。高龄老臣，可服锦袍、金带。三品官以上戴的进贤冠，三梁，加宝饰；五品官以上，其冠二梁，加金饰；九品官以上，其冠一梁，无饰。臣僚通常着窄袍、锦袍，一般左衽，圆领，窄袖，颜色偏灰暗。
元代蒙古族的服饰是很有特点的：声势浩大的质孙宴，可以说是元代服饰的大展览；全国大量制造金光耀眼的金锦，令人目不暇接；妇女头戴姑姑冠，别出心裁。
元代是我国手工棉纺织技术大发展的时代。棉花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唐代时，棉花从北路传到新疆，从南路传到两广、福建，后来又传入长江中下游。到元代，种棉花已较普遍。棉花的种植为棉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棉花纺织技术的提高又促进了棉花的种植。黄道婆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棉纺织家，她生活在13世纪，幼时流落到海南岛谋生，学会了黎族棉纺织技术，后返回故乡乌泥泾(在今上海县)，向家乡传播纺织技术，传授高超的提花技术，使织成的被、褥、带、帨〔shui税〕(佩巾)呈现出“折枝、团凤、棋局、字样”，光彩美丽。当时有千余户依靠织“乌泾被”为生。这时有手摇两轴轧挤棉籽的搅车，有竹身绳弦的四尺多长的弹弓，有同时可纺三锭的脚踏纺车。元代熊礀〔jian见〕谷的《木棉歌》描写了当时江南农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情景：“尺铁碾去瑶台雪，一弓弹破秋江云，中虚外泛搓成索，昼夜踏车声落落。”十三、十四世纪中国经济生活的重大事情就是棉花种植的推广和棉纺织技术的改进。它直接关系到当时服饰的发展。
辽太祖在北方称帝时，以甲胄为朝服。占领后晋领土后，辽代统治者受汉族影响创立新的服制，契丹族官吏着本民族服装，汉族官吏仍穿汉服。乾亨年间(公元979—983年)服制又有所变化：三品以上的契丹族官吏在举行隆重典礼时也着汉服。日常官服分两种：皇帝及汉族臣僚着汉服，皇后及契丹族臣僚穿契丹服。重熙元年(公元1032年)以后，大礼都改着汉服。我们不难发现，辽代皇帝和宋代皇帝对待异族服饰的态度不大相同。宋代皇帝采取禁止胡服流传的强硬做法，而辽代皇帝对汉服采取吸收宽容的态度，把它当作礼服。特别有趣的是，皇帝日常着汉服，皇后穿契丹服，呈现出和睦相处的良好气氛。
皇太子谒庙还宫、元日、冬至、朔日入朝要戴远游冠、着绛纱袍。其冠三梁，加金附蝉九，首施珠翠，犀簪导。与宋代皇太子相比，朱明衣换成了绛纱袍，略趋简朴。
皇帝本民族的衮冕服饰为：头戴实里薛衮冠，身穿络缝红袍，佩犀玉带，穿络缝靴。礼服为紫皂幅巾，紫窄袍，玉束带，或衣红袄。常服是绿花窄袍。皇帝又着汉服的衮冕：冕为金饰，垂珠十二旒，黈纩充耳，玉簪导。玄衣，纁裳。衣有日、月、星、龙等八种图案，裳有藻、粉米等四种图形。大带，舄加金饰。这是祭祀宗庙、遣将出征、纳后时的衣着。这种衮服与宋代衮服比较，衣多一种图形，裳少一种图形，图案大同小异。
皇后小祀时，戴红帕，服络缝红袍，悬玉佩，穿络缝乌靴。这与宋代后妃服饰比较起来，款式及花样略显简便、单调。
由于辽地处于北方，寒冷时间长，辽代君臣大都服貂裘。皇帝穿最名贵的银貂裘，大臣穿紫黑貂裘，下属穿沙狐裘等。契丹族以游牧为主，祭山是大礼，服饰尤盛。大祀时，皇帝头戴金冠，身着白绫袍，束红带，佩鱼袋，带犀玉刀，穿络缝乌靴。小祀时，戴硬帽，着红克(缂)丝龟纹袍。田猎时，戴幅巾，穿甲戎装，以貂鼠或鹅项、鸭头为捍腰。
地处我国北方的契丹族，唐末开始强盛起来。五代时，得后晋北方十六州，地跨长城内外。公元947年称辽，辽代服制是契丹服与汉服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