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市井音乐生活最活跃的场所是设在市镇贸易中心的“瓦市”、“勾栏”，原先流散在城乡的民间杂乐艺人集中到这里卖艺谋生。这些相对固定的场地为发展市民阶层喜好的通俗音乐艺术，创造了必要的演出环境和发展条件。
“瓦市”也写作“瓦肆”、“瓦子”、“瓦舍”。就是市镇内商品集中的交易市场。“勾栏”，也称“游棚”、“邀棚”、“乐棚”，就是瓦市中四周围起栏杆，顶上张着避雨巨棚，专供民间艺人收费演出的场子。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汴梁几个瓦市中，已有勾栏50余座，几个较大的栏棚可容纳观众数千人，市民观艺十分踊跃。
北宋统一中国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之后，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商贩、手工业者以及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城镇规模不断扩充，从而出现前所未有的市镇经济繁荣局面。这一局面对市镇人民音乐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具有商品经济特点的市井音乐在新的经济文化环境中迅速发展起来，为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发展基础。
此时期以长短句为其结构特征的宋词和元散曲，继承晚唐五代词曲艺术传统，逐渐形成独有的时代风格，社会上填词唱曲，风靡一时，文士、官僚以至酒楼歌伎，无不视此为风雅和高尚，从而促进了散曲演唱艺术的发展。南宋婉约派词人兼音乐家姜夔，在创作词曲的音乐实践中，为后世留下了可以窥见宋词音乐基本特色的难得作品。
北宋首都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围达50余里，水路陆路畅通，是当时经济文化的中心和城市交通枢纽。宋太宗建国后，全国历经百余年休养生息，汴梁民康物阜，迅速成为“竭五都之瑰宝，备九州之货路”(宋周邦彦《汴都赋》)的大城市。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艺术活动也随之活跃，闲散乐伎在市内有了更多卖艺谋生机会，因此在商品集散中心地区便兴起容纳商贩经营和艺人卖艺的集市贸易表演场所“瓦市”和“勾栏”。
艺术歌曲和以说唱故事人物为其特点的表演艺术，此时期发展最为迅速。艺人们投合城镇中下层人士听众的需求，创造了许多群众喜好的说唱曲种。与此同时，部分专业艺人和艺人班社又发扬隋唐散乐百戏传统，采用化装演示故事人物的形式，融合说唱、歌舞和器乐艺术为一体来进行演出，使中国原先处于萌芽状态的“杂剧”进而迈入早期成熟阶段，从此开辟了中国戏曲音乐表演艺术的先河。
“诸宫调”是取同一宫调的曲牌联成短套，再以若干不同宫调的短套联接成长套，反复地演唱并在其间加入说白的一种说唱音乐曲种。这种演唱形式由一位名叫孔三传的艺人始创于北宋熙宁至元祐年间(公元1068—1093年)。孔三传是泽州(今山西晋城、沁水一带)人，“三传”非本名，是指他“多知古事，善书算、阴阳”。他将这种说唱形式从山西带到汴京，在内容上扩充到传奇灵怪故事，在唱法上使用许多新腔，故很受听众欢迎，就连士大夫也“皆能诵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诸宫调的曲调主要来源于唐宋词调、唐宋大曲以及赚词缠令和其他俗曲。伴奏乐器主要用鼓、板、笛。至金元时，也有加入弦乐器伴奏的情况，所以后来明清人就称这种形式为“〔CHOU抽〕弹词”、“弹唱词”。如清毛奇龄在《西河词话》中说：“董解元不知何人，实作《西厢记弹词》(即《西厢记诸宫调》)，则有白有曲，专以一人弹，并念唱之。”这就表明，诸宫调除用鼓板之外，也可加入弦乐器伴奏，而且采用的是一人为主的自弹自唱方式。迄今能见到的早期诸宫调作品，有金人无名氏所作《刘知远诸宫调》残本，金人董解元所作《西厢记诸宫调》，元王伯成所作《天宝遗事诸宫调》残篇等。这些作品内容都是言情故事，后经发展常成为戏曲形式表演的题材。诸宫调由于体制宏大、曲调丰富、表现力较强，所以不仅对宋元以来其他说唱曲种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而且对宋元杂剧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也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的崛起，带来器乐艺术的新发展。拉弦乐器嵇琴、轧筝和弹弦乐器三弦，开始在民间广泛使用，从而使中国传统乐器正式构成“吹”、“拉”、“弹”、“打”四大类格局，同时也促进了小型器乐合奏的兴盛和独奏艺术的提高。
宋代是中国说唱音乐趋于成熟并继而勃起的最早时期。虽然两汉时期已发现击鼓说书俑，唐代佛寺也有说唱变文留存，但在民间大规模地出现音乐表演比重较大、以说唱传统故事独立谋生的职业艺人，还是在宋代；中国文学史上最典型和最有代表性的乐调系说唱艺术作品，也都产生在此时期。陆游诗《小舟游近村》第三首描述的“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的情况，就是宋代说唱艺术普及城乡的客观写照。宋元时期的说唱艺术包括许多特点不同的曲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乐调系品种是“唱赚”、“鼓子词”和“诸宫调”。这些曲种所演唱的内容，主要是铁骑战争故事和民间爱情传说。
“鼓子词”是用同一词调反复演唱并在其间加入说白的一种说唱音乐曲种。因用鼓作为重要节拍乐器而得名。代表作品有北宋欧阳修《十二月鼓子词》和赵德璘《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演唱时，由三人以上合作，其中一人讲说故事兼唱词调，其他人用乐器伴奏和歌唱伴和。这种说唱方式在作品中往往有具体程式说明，如什么时候“唱”，唱什么调子，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加入歌唱伴和。例如，《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开始说白段末就写有“调曰‘商调’，曲名《蝶恋花》。句句言情，篇篇见意。奉劳歌伴，先听格调，后听芜辞”；后面说白段末也有“奉劳歌伴，再和前声”的固定套话，“奉劳歌伴”就是请伴奏和伴唱的歌伴准备加入表演的谦辞。“鼓子词”作为早期说唱曲种，对后世弹词类说唱艺术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图26 《事林广记》唱赚图(宋)瓦市勾栏里表演的文艺节目，品种十分庞杂，大致可分为歌曲、歌舞、说唱、戏剧、器乐、杂耍等几大类。其中最能体现宋元音乐历史发展特点的艺术门类，是说唱音乐艺术和戏曲音乐艺术。
“唱赚”名称的来源，据说是由“令人正堪美听，不觉已至尾声”的使人“误赚”之义得来(耐得翁《都城纪胜》)。这种说唱音乐艺术一般有两种结构形式：一种称为“缠令”，由若干曲调前加引子后留尾声而成。这种结构形式在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可以找到实例，如其中的［越调上平西缠令］——［斗鹌鹑］——［青山口］——［雪里梅］——［尾］等曲子组成的套曲，就是缠令形式的曲式结构。另一种称为“缠达”，由引子加上两个轮流重复演唱的曲调而成。如《西厢记诸宫调》中有一段由［六幺实催］——［六幺遍］——［咍咍〔hai咳〕令］——［瑞莲儿］——［咍咍令］——［瑞莲儿］——［尾］等曲子组成的套曲，就是缠达形式的曲式结构。伴奏乐器用鼓、板、笛。宋《事林广记》中的一幅《唱赚图》，描绘的就是这种说唱音乐形式(图26)。
南宋时，高宗在临安(今杭州)定都，勉强维持着朝廷半壁河山，依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临安原来就是南方重要贸易口岸，定都后即成为南宋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的中心。据周密《武林旧事》罗列的瓦子勾栏详单可知，当时较有名气的瓦市就有23所之多，其中北瓦内的13座勾栏最负盛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