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音之中，金石为先。”商周时代的金、石类打击乐器，在宫廷和贵族的祭典音乐活动中，往往被视为“重器”而得到特殊的重视。正式表演时，这类乐器都放置在显要的位置并通过它们显示主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势，所以只有王公贵族才可能拥有这类乐器和享受这类乐器演奏的音乐。
属于“丝”类的琴、瑟等弹弦乐器，此时期则在称为“士”的知识分子阶层和民众中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渐发展成为表现力很强的伴奏乐器和独奏乐器。琴，今称“古琴”或“七弦琴”(图12)，传说由远古氏族领袖神农氏创制，用桐木为琴体，以绳丝为琴弦，长三尺六寸六分，最初为五弦，至周代定为七弦。春秋战国时期，士人中已涌现出一批琴家，琴技琴艺已发展到较高水准，孔子就曾以善弹古琴而为人称颂。另有一位名叫伯牙的古琴家，《吕氏春秋·本味篇》载有一段关于他的著名故事：伯牙是战国时代人，他弹奏的古琴曲意境深远、技法娴熟，所以自诩无人能欣赏其演奏的音乐，因而常常孤芳自赏，弹琴独乐。一日，伯牙来了雅兴，先弹了一曲《高山》，一位名叫钟子期的樵夫听后立即赞叹说：“多壮美啊！曲意巍峨如泰山！”伯牙大吃一惊，复又弹了一曲《流水》，曲调刚终，钟子期又立即赞叹说：“多壮美啊！乐情浩荡如江河！”伯牙惊喜万分，从此与钟子期结为生死之交，成为音乐上的难得“知音”。现在我们常说的“知音难觅”就出于这一典故；“高山流水”一词也因此而成为美好音乐的代称。今湖北武汉有一游览胜地叫“古琴台”，传说就是当年伯牙弹琴的地方。“古琴台”殿堂正门房檐下有一面书有“高山流水”四个大字的横匾，游人见到，每每会情不自禁地追忆起古代伯牙与钟子期相交的音乐故事来。
今日常用成语“滥竽充数”也来源于“八音”之中的“匏”类乐器竽。《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齐宣王(公元前319—前301年在位)喜好用竽吹奏的音乐，但只爱听众人合奏而不爱听个人独奏，故每次听乐都让300余名吹竽乐工同时演奏，这样宫中供养的吹竽乐工便达到数百人以上。一位名叫南郭先生的人，对吹竽技艺一窍不通，只因知道齐宣王的嗜好，便毛遂自荐以求成为一名为王吹竽的乐工，齐宣王非常高兴，就让他加入到了吹竽行列。每当宫廷大合奏时，南郭先生就混在数百人的吹竽队伍中装着吹竽的样子：摇头晃脑，虚动手指，其实他根本没有奏出曲调，就这样居然还在宫廷乐队中混迹了很长时间。可是好景不长，齐宣王死后齐湣〔mǐn敏〕王继位，他对竽却有与宣王完全不同的嗜好：只喜欢听独奏，对大合奏则不感兴趣，因此便传令吹竽乐工说以后给王奏乐要单人逐次表演。南郭先生听到这一消息，自知以后再也无法蒙混过关了，便悄悄地逃出宫廷。这一极富幽默感的音乐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竽已相当普及，演奏技艺已有相当难度。竽与笙同类，其形制是在一个瓢形匏斗上横排插入若干带音簧的竹管。迄今所见最早的笙实物是战国曾侯乙墓葬出土的笙；所见最早的竽实物是晚于春秋战国的汉代马王堆墓出土的竽(图13)。
图12 古琴图同一大类事物的品种不断增多，必然会导致人们产生对这类事物进行再分类的追求。远古乐器品种的大量增加，也就使古人有了乐器分类的需要。在周代，仅文献记录的中国乐器就达70多种，至此便出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乐器分类——八音。它首见于记录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鲁等国贵族言论的史籍《国语》的《周语》部分。所谓“八音”，就是乐器的八大类。当时划分乐器是按照制作材料来归类的，例如编钟、镛、钲、铃等用金属制作，就归入“金”类；磬、编磬等用石或玉制作，就归入“石”类；埙、缶等用陶土烧制，归入“土”类；鼓、鼗鼓、健鼓等用动物皮革作为鼓膜，归入“革”类；琴、瑟等用丝线作为琴弦，归入“丝”类；柷、敔等用木料制作，归入“木”类；笙、竽等用葫芦或木瓢作为共鸣斗体，归入“匏〔páo袍〕”类；篪、箫、籥等用竹管制作，归入“竹”类。这样“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共八类，所以称为“八音”。
盛行于周朝的乐器分类法“八音”，显示出我国先民在两千多年前的音乐实践中已具有较为科学的物理音响学认识，乐器的工艺制作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八音”一词渐渐失去了早期的分类学意义，至近现代它已衍变成为多种乐器组合演奏的某些地方民间乐队的代称，如山西五台山一带的“八音”会、广西隆林县壮族的“八音”乐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