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沉醉于上帝的国度和民族。”在我有限的印度之旅中，黑塞的《悉达多》一直陪伴我（那时我却不知道自己能在未来翻译它）。在恒河边沐浴禅定的虔敬者身上，在一无所有、黢黑瘦削的沙门身上，在贩卖精油和香料的商人家中，在一双坐于门墩上调情的男女的眉宇间，在一个孩子清澈无辜的大眼中，在黄昏的河畔，一对时而倾心交谈时而沉默不语的印度青年的背影中，或在一棵树、一块石、一片叶、一捧沙中，我看见悉达多。我所见的，和我所读的，交响着，打动我——真是奇妙的旅程与恩典！我内心的赞美与悸动或许召唤了翻译该书这一命运——这些影像，深刻地保留在我的脑海，并在日后的翻译过程中不断得到清晰的再现。
2016年11月于北京
伴随黑塞的书写，我也在悉达多的步履中经历他的告别：告别双亲及家园，告别朋友及老师，告别佛陀，告别挚爱，告别旧我。这些残酷的告别或许是人生真相，或许是获得神性自我，获得对万物、对人、对世界更为广大的宽容与爱的必经之路。我看见佛陀。他光明圆满，神圣温柔。我看见他庄严、永恒而迷人的微笑。当悉达多阴郁地走进芒果园，感受胸中的痛苦和死意时，我看见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中痛饮最后忧伤的一杯，几乎要死，在孤苦和惊恐中渴望一丝属人的警醒与陪伴。在河水的咏唱中，我听见一部巴赫的弥撒，听见至高者的死与复活，听见一个人的爱与受难的一生……
我希望我曾诚实地赞美过。希望我亲爱的读者能在阅读中有所触动。我感谢编辑、出版人，感谢在翻译过程中给予帮助和鼓励的老师和朋友们。
研究德国作家、诗人、画家赫尔曼·黑塞的名著《悉达多》的著作颇丰。迄今主要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方面为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对黑塞及《悉达多》的影响。这一研究不仅围绕黑塞在荣格处接受心理治疗的人生经历展开，也阐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在文本中隐匿的闪现。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帮助当时的黑塞走出难以承受的精神危机和生活危机，也在《悉达多》的创作遭遇困阻时寄予厚力，并为整部作品的形成作出贡献。针对《悉达多》更为广泛的研究落在文本中的宗教与哲学寓意上，囊括发现其中的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和道教精神。早期研究者将印度教作为考察该书的着眼点。鲁道夫·潘卫慈的著作和韩国学者李仁雄的论文则最早最深刻地将调查落实到整个东方文化与宗教上。夏瑞春的著作《黑塞与中国》的出版明确了这一研究方向。这一富有价值的文献为后来者研究“黑塞与东方”打下基础。乌苏拉·齐的《中国智慧与〈玻璃珠游戏〉》鲜明地阐述了黑塞的中国观。1990年代的研究持续集中在东方智慧对《悉达多》的影响上，这从柳维坚的著作和安德列亚斯·特勒的论文中可见一斑。克里斯托弗·盖尔纳的论著《黑塞与东方精神性》分别以精神分析、基督教、佛教、印度教、东方文明为切入口，他的阐释令《悉达多》的研究更为深入。此外，有大量中国学者致力于黑塞及其创作的研究。我借此感谢因翻译工作而阅读的内容庞杂的中外书籍及资料的写作者们。
姜乙
该书副题为“Eine indische Dichtung”，译作“一首印度的诗”。尽管基于上述考查，集中于东方智慧的研究成果削弱了《悉达多》中的印度观念。“印度”仅作为一种功能，作为东方救赎之路的一种举证出场。但不能否认这一副题及印度对该书的重要性。“Dichtung”可译作诗、文艺作品或文学创作。称之为“诗”的考量是：诗对美的理想，诗的包容性以及该书中广泛的诗意。黑塞的语言是美的——《悉达多》是一部完全是诗的、充满歌咏性、音乐性的，光彩夺目的杰作。尽管我的译文不能完全实现黑塞的诗意，但其诗的本性与精神显而易见。
本书出版前，前辈们已为读者奉献过几种优秀的《悉达多》中译本。为此，我的翻译工作在深感卑微中开始，结束。这一持续几近一年的工作虽有困苦，但带来的收获却难以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