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是短暂的，人偏要它体现永恒；书是神圣的，人偏要否定它，倒退到原始，从零开始。妄想重新开始时间和空间的始皇帝从他事业的第一天就陷在泥淖中不能自拔。他的事业的确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实现事业的过程却只有对遥遥无期的模糊概念的渴望和无尽的焦虑。唯有脑子里那天才的形式感在不断激发他的暴力行为，让他在空虚无聊的漫漫长夜中聊以自慰。长城的功能和焚书的效果取决于人的赋予（功利同艺术无关），成为永恒的是艺术家的创造形式——那种孤身向一个不可知的领域奋进的悲壮形式。
始皇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彻底性，即那种废除已有的时间与空间，自己来充当第一个“人”（或上帝）的不回头的决心。焚书是否认历史（逝去的时间），让自己在时间上处于永恒的举动；筑长城则是为了抵御邪恶的生命的入侵，让自己在真空的纯净中体验空间的永恒。或者说，焚书抹掉的是人自身存在的记忆，那令人羞愧、不堪回首的记忆，让自己成为零或历史的起点；筑长城则是为了维护这个零的起点，不让其朝邪恶的方向发展，从而坚守着一个象征的精神王国。这两项运动相互之间抵消，留给人无限的惆怅。然而正是在这种相互抵消的运动中，属于个人的历史又向前发展了。于是破坏与建设并存。以焚书消灭了以往历史的始皇帝又用筑长城来建立着“零”的历史，边消灭边建立，消灭就是建立，建立了的又要被消灭。也可以说他在消灭意义中体会最高意义，或明知意义依存于个人的想象，也要用新的想象来丰富它。
《长城和书》这一篇是对艺术内在矛盾的精彩探讨。秦始皇的心境就是正在进行创造的艺术家的心境。修长城与焚书，这两件难以想象的事件以它们伟大的创造气魄令“我”折服。而同时，事件内含的致命矛盾又令我不安，为此我开始了对秦始皇内心的探讨，希望通过探讨来解开那个渗透在一切艺术创造中的形式感之谜——艺术本身那说不清又摆不脱的魔力。
当我沉浸在始皇帝的氛围之中时，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暗示，它们想对我说些什么，想提醒我那不该遗忘的事，想向我传达神秘的信息。我知道它们说不出。那说不出但感得到的东西就是形式感，就是艺术之梦。
一切形式的特性存在于它们本身，而不在于猜测的“内容”。……一切艺术都力求取得音乐的属性，而音乐的属性就是形式。
——《长城和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