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在一篇短文《我的信仰》中曾说：“有一段时期，西方世界分裂为信仰新教和信仰旧教两派；各国政府非此即彼，头脑清醒而守中立的人属于少数，当时认为这些人是微不足道的，但经过了大约一百年的残杀，任何一方都得不到胜利之后，人们对这种事厌倦了，停止了战争。我们今天回顾起来，觉得压迫新教和压迫旧教之间，并不见得哪一方面更有理由，我们只能将十七世纪的西方人分为两派，一派是头脑清醒的，另一派是互相残杀的愚蠢的狂热分子。将来人们看我们这时代，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也都属于狂热分子。最终的胜利一定不会属于狂热分子，因为他们企图使人的情绪经常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到得最后，大多数人一定会觉得这种紧张的情形是忍受不了的。经过了紧张刺激的宗教战争之后，跟着而来的是十八世纪，那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一个轻松的、与民生息的时代。我确信，目前这种思想意识的激战过去之后，又将是一个理性的时代，那时候，人民将不愿为了坚持某种信仰而去迫害旁人，因为这种信仰根本是没有根据的。”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本报的长期读者们或许都会记得，几个月前，当古巴危机十分严重时，本报社评曾大大赞扬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说他是最明智的哲人，说他是本报最佩服的当代伟人。这不仅因为他大声疾呼的反对核子战争，以九十高龄，尚自为了人类前途而甘心入狱，还因为他向来主张容忍异见，主张开明，主张头脑清醒而反对盲目崇拜。他的人生哲学是：“找寻一种方法，使得人类在社会中生活，不必竭尽所能来损害旁人。”我们办报的哲学，主要是孔子的哲学，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与罗素的哲学几乎是一致的，就像孔子一样，罗素的最终理想是大同世界。在他每一部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书中，他都认为，人类的前途寄托于一个世界政府的组成。
我们也拥护世界政府的理想。虽然目前看来似乎很困难，但我们深信，这是一条必然的途径。当春秋战国之时，中国就是天下，晋楚之争、秦赵之争，其激烈之程度，也不亚于今日美国和苏联的冲突。但这些国与国的界限终于泯灭了，中国大一统而成为一个国家。今日从莫斯科到华盛顿，比当年从秦国的咸阳到齐国的临淄实在要方便得多，迅速得多。不能说世界大同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空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