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后的诗人取法孟郊的远不只上面提到的这些。由于笔者时间的紧迫和学识的浅薄，不可遍读相关诗人的诗集，又由于孟诗的效法者不肯承认效法孟郊的实情，这就给研究者带来了麻烦，所以，在上文论到的只算是荦荦大者。孟诗以它独特的艺术成就滋养了无数诗人，我相信一定还会有人记起它、研究它的时候。
孟郊诗歌杰出的艺术成就，在他生前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元和已后……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易于白居易……”他的诗还曾“随过海船”传到了国外。现在再看看他的诗歌对宋以后的影响情况。
还有在孟郊刚离世时，贾岛就十分肯定地断言：“身死声名在，多应万古传。”文学史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表明：这绝非贾岛个人的私言，而是一个很有眼力的预见。
宋初西昆体那种香软浮艳、堆垛淫靡的诗风使人们觉得腻味以后，有志于变革的诗人们自然就想起了奇险瘦劲的韩孟诗来。欧阳修大概要算是最先称道孟郊的一个诗人。他在《读〈蟠桃诗〉寄子美永叔》中说：“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偶以怪自戏，作诗惊有唐。篇章缀谈笑，雷电击幽荒。众鸟谁敢和，鸣凤呼其凰。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穷者啄其精，富者烂文章。……天之产奇怪，希世不可常。”他不仅对韩孟诗歌称赏备至，而且对两家的诗歌艺术特点的把握也相当准确，不难看出他对韩孟诗歌都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和细心的领会。梅尧臣也极口称赞孟郊诗歌，他质朴而略嫌粗硬的五古雅近孟郊，因为大胆的肯定和热情的赞扬后面必定是虚心的学习模仿。顾黄公在《梅圣俞诗选序》中说：“尽矫西昆之习，然体不出韩、孟，时时取法玉川。此所谓英雄者，不无广武之叹。其间简远淡拙，咀嚼味生，诚有之。”但是，当欧阳修将自己与他比之于韩之与孟的时候，他老大不高兴地说：“永叔要做韩退之，硬把我做孟郊。”还说：“退之昔负天下才，最称东野为奇瑰。欧阳今与韩相似，以我待郊嗟困摧。”对于孟诗来说这几乎是一种奇怪而又普遍的现象：一方面得益于孟郊，一方面又矢口否认、毫不承情。梅尧臣不乐意被人视为当世的“孟郊”，可明李东阳还认为他没有资格当宋代的“孟郊”：“或谓梅诗到人不爱处，彼孟之诗，亦曷尝使人不爱哉？”《老生常谈》指出：“后之学东野者甚多，却要说是学杜韩撑门面，最是可笑。如王幼华之‘峡乱无全天’，非从东野之‘楚山争蔽亏，日月无全辉’化出来耶？评者必称为学杜。”公道自在人心，人们并没有忘记孟诗沾溉后人的好处。薛雪认为“黄山谷楔出豫章一派”也是从孟诗“浸淫”。刘熙载说：“孟东野诗好处，黄山谷得之，无一软熟语；梅圣俞得之，无一热俗句。”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说：“自李杜之出，后莫能及。韩、柳、孟郊、张籍诸人，自出机杼，别成一家。元和之末，无足论者；衰至唐末极矣……诗歌至于豫章始大，出而振之……”（引自赵彦卫《云麓漫钞》）黄庭坚取杜甫险硬一途而参以韩孟，形成了他新奇险僻的诗风。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指出：“逢原诗学韩、孟，肌理亦粗。”王令诗奇妙的构思、生硬的语言确与韩孟有很密切的关系。连不满意孟郊的苏东坡也一边说“我憎孟郊诗”，一边又“复作孟郊语”（见前）。他的《迁皋亭》等诗就明显是学孟郊，如“剑米有危炊，针毡无稳坐”与孟郊《古乐府杂怨》之三中“暗蛩有虚织，短线无长缝”在句法、语调上都极其相似，同时，他对别人学习孟诗也十分赞许，在《赠葛苇》诗中曾以夸奖的口气说：“小诗试拟孟东野，大草闲临张伯英。”
明代竟陵派的代表人物锺惺和谭元春等人的诗歌也常学孟诗，他们那种幽深孤峭的感情，那种新奇奥涩的诗语明显地带有孟郊诗歌的痕迹，不过，他们的孤峭常流入怪僻。姚莹的《论诗绝句》第五十一首说：“诗到钟谭如鬼窟，至今年少解争譊。请君细读公安集，幽刻终当似孟郊。”此处的“公安”当为“竟陵”之误。其中有一部分也能得孟郊之长，曾刚甫《谭友夏集》中称谭元春的诗文说：“次山有文碎可惋，东野佳处时一遭。”钱锺书先生也说：“友夏以‘简远’名堂，伯敬以‘隐秀’名轩，宜易地以处，换名相乎。伯敬欲为简远，每成促寒；友夏颇希隐秀，保得扦格。伯敬而有才，五律可为浪仙之寒；友夏而有才，五古或近东野之瘦。”清代许多诗人也取法孟郊，钱载有不少诗就酷似韩、孟，他们用韩、孟的奥峭生涩来避免诗语的烂熟平弱，想以此挽救传统诗歌的没落。同光体代表诗人之一陈三立的诗风与孟诗很近，辛亥前后诗人、学者学习和研究孟诗的热情很高，接连出版了陈延杰的《孟东野诗注》、夏敬观的《说孟》《孟郊诗》等。可惜我对同光体诗人群体的接触有限，难以深入阐述孟郊诗歌对他们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