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毛先舒的《诗辩坻》引谭元春的话说“诗家变化，盛唐已极，后又欲别出头地，自不得无东野、长吉一派”。所谓“东野、长吉一派”或“东野一派”就是韩孟诗派。谭元春敏锐地从诗歌内部的发展规律来探讨“东野一派”诗歌产生的必然性，他的这一观点为清代的叶燮所引申，成为诗学史上一个很有影响的说法。但无论谭元春还是叶燮都似乎忘记了刘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深刻命题，致使我们探讨的触须总局限在诗歌本身。我们认为，东野一派的产生是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合力的结果。
我们只有从孟郊所处的特定的文学史阶段，就是说，只有从他既是李、杜和元和之间的桥梁，也是中国一个重要诗人，同时又是韩孟诗派的奠基人这一角度来理解他，才能正确估价他诗论与诗歌的重大意义。近人夏敬观在《说孟》中说：“孟东野诗，当贞元、元和间，可谓有一无二者矣。”由于他在诗风上独树一帜且“开创成家”，所以在当时诗坛能“左右风气”。
只有行家里手才能道出这种甘苦之言。创作上不懈的实践，艺术上勤奋的探索，他终于提出了自己相当成熟且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创作了数量可观而风格独异的诗歌。贾岛在《吊孟协律》中说他“集诗应万首，物象曾遍题”。（他现存五百一十首诗中，除去有人以为属伪作的《列仙文》四首外，实存五○六首。据贾诗推测他的诗歌定然亡佚不少。）他的诗论不只是陈、李、杜的继续，而且还有他个人独到的体认，诗情上强调“气直”“情真”，内容上要求“下笔证兴亡”，艺术上主张奇险脱俗，这一诗歌理论后来经过韩愈的引申阐发，奠定了韩孟诗派的理论基础。孟郊的诗歌创作成就对韩孟诗派的形成更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在韩愈与孟郊定交时，孟郊的诗歌风格已经形成，韩愈还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诗歌创作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中指出：“东野诗奇警处甚多，不必与韩往来始奇绝也。”韩愈早年的《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孟生诗》《答孟郊》，蒋抱玄分别评曰“意调大率浅露，殆信口为之耳”“颇不以险硬见能，亦集中有数之作”“光坚响切，自是本色，然不逮孟郊之耐人咀嚼也”。这说明韩愈当时还没有形成后来那种险硬雄奇的风格，诗歌还显得稚嫩而不如孟郊诗那样耐人回味。韩愈诗风形成的众多因素中孟郊诗歌对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明了这一点，就不至于对韩愈为何要“低头拜东野，愿得始终如駏蛩。东野不回头，有如寸莛撞巨钟。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何由逢”感到奇怪。孟郊尚奇尚古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不仅影响了韩愈，也影响了韩孟诗派的其他诗人。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孟郊，韩孟诗派的形成是不可思议的。当然，我们无意于否认韩诗的杰出成就，更无意否认他后来成为韩孟诗派的主将这一历史事实。他后来诗歌的成就、在文坛上的地位与声望足以表明这点。但是，韩愈后来成为韩孟诗派的主将这一事实，同样也不能构成对孟郊是韩孟诗派奠基人的否定。而且孟郊的“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无可辩驳的是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先声（尽管二者之间的内涵有不少差别）。
文章杳无底，斫掘谁能根？
但是元和时代有“大家材具”的诗人，如诗风奇崛的韩愈（768—824）、浩博的白居易（772—846）、清峭的刘禹锡（772—846）都因年少尚未在诗坛上崭露头角。至于奇幽的贾岛（779—843）和奇艳的李贺（779—816）为人所注目的则更在其后了。大历诗坛的老一辈在贞元以后有的离世，在世的也因老来才尽而停止了歌唱。孟郊（751—814）的年龄比韩、白、柳、刘、元长一二十岁，建中、贞元之际他们正当壮年，而且，（一）他出生在中小地主家庭，比出生于上层社会的诗人更了解社会现实；（二）他早年在家乡时参加了皎然等人组成的吴中“诗会”，具备了相当深厚的艺术修养。年龄、出身、修养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使他能上继陈子昂、李白、杜甫、元结所强调的“寄兴”“比兴”的诗歌传统，艺术上一反大历以来那种软熟庸弱的诗风，以新的诗歌主张和新的诗歌内容与风格，在贞元时引领一代新的诗风，并在文学史上开创新的诗歌流派。
——论孟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大历初元结就曾说过：“文章道丧盖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邪？”皎然稍后也指责说：“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大历年间的诗人目睹时世的突变，盛唐时那些浪漫的理想都破灭了，眼前的动乱又不能使他们像稍后的中唐诗人那样激起中兴的希望。他们在世乱面前失去了心理平衡，在现实中一时还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他们避开时代的旋涡，除少数诗人外，大多数诗人只偶尔睁眼看一看动乱的现实社会，更多的是用纤弱、软熟的诗句写离情别绪，写山情水意，和他们诗歌整体内容的贫弱、单调一样，他们在艺术上也没有什么新的突破，或者说，诗人精神的萎靡和诗歌内容的贫乏限制了他们艺术上的成就，他们只是吟出了一些细腻、轻灵的诗歌，丝毫不能改变诗坛上的萧条和沉寂。他们没有才情超越李杜所创造的艺术的高峰，又没有找到艺术上新的突破口，于是就出现了诗论家所谓“风格渐降”“气骨顿衰”的局面。盛唐诗中那样浓烈的情思消退了，代之而来的是恬静闲适、冷落寂寞的情调；盛唐诗中那种阔大的气象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对淡雅、韵味的追求，只有少数诗人和少数诗作回荡着盛唐的余韵。
天高亦可飞，海广亦可源；
梦灵仿佛到，对我方与论。
他一生的心血都凝聚在诗歌创作和诗艺探讨中，他甘于“倚诗为活计”，不戚于贫贱而丧其志，不诱于利禄而易其心。自谓“天疾难自医，诗僻将何攻”（《劝善吟》）。他在《戏赠无本二首》中说：
贞元后由于经济逐渐复苏，给当时的诗人带来了新的希望，不少诗人不满意大历以来诗歌内容上的贫乏和艺术上的停滞，迫切希望诗歌继承“风雅比兴”的传统，在艺术上也走不出不同于盛唐的新路来。
这一章我们将既从横的方面——孟郊与同时代人的相互比较阐明他诗歌思想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和艺术上的独创性，又从纵的方面——孟郊与前人和后人的联系来分析他诗论和诗歌的特殊意义，试图在文学史上的纵横坐标上给予他和其文学成就与历史影响相称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