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糟糕的想法有哪些呢？其中之一就是，我怀疑，在不受逻辑责任管辖的情绪领域中，克拉莉莎认为：帕里的问题是我自己造成的。他是只有我才能召唤出的幽灵，出自我那混乱而不健全的性格，而这种性格被她温柔地称为“天真无邪”。是我把他带到了我们中间，是我把他留在那里的，即使我口口声声地否认与他的关系。
“我叫他滚开。”我说，口气或许过激了些。她再次问起时，我气恼地抬高了嗓门。“你看看他说的树篱里有讯息那一段！他发疯了，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我被困在了原地。在海丁顿大街上，我在车里枯坐了二十五分钟，等待轮到我经过抛锚的巴士。我看着人们从银行、药店和音像店里进进出出。再过不到一刻钟，我就会抵达洛根太太家的门外，而我却还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我到这里来，动机已经不再明确了。起先，我是想告诉她，她的丈夫是何等英勇无畏，生怕其他人疏忽了；但在事故发生后，报上已对他的勇敢作了报道。刚才我打电话给她时，她听上去很平静，并说我去她很高兴，而这似乎就足以构成来访的理由。当时我想，就让一切顺其自然吧，但现在快到目的地时，我却又不那么确定了。今天早上，想到我要离开家门、驱车驶出这座城市，我的心情很愉快。现在这种感觉已经消失殆尽。我和真实的悲伤有个约会，而我仍感到困惑不已。
在克拉莉莎离开家门、我清理好餐桌以后，我继续端着微热的咖啡坐在厨房里，把帕里的信塞回信封中。信封又紧又小，仿佛装着正在入侵我们家园的病毒孢子。更多的坏念头冒将出来：这其实只是个白日梦，但我得让它继续做下去啊。我突然想到，克拉莉莎是在拿帕里当幌子。毕竟，她对这件事的反应很奇怪，好像是在把我和帕里扯到一起，让困难加剧。这该怎么解释呢？她是不是开始后悔和我一起生活了？她会不会另有新欢？如果她想离开我，那么，如果她能说服自己相信我和帕里之间真的有些什么关系，和我分手就会比较容易。她是不是有了情人？工作中认识的？同事？学生？这会不会是一起不自觉的自我说服的典型案例呢？
穿过厨房时，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来到克拉莉莎的书房前，心里想的是要进去拿回我的订书机。当我穿过小房间走向她的书桌时，我可能还在告诉自己，我是想去看看今早送来的邮件里有没有我的其他几封信和她的混在了一起——这种情况有时确会发生。我需要越过一堵道德屏障，而我猜想，当时我所用的方法正是我归咎在她身上的自我说服。
我和克拉莉莎的情形也没好到哪儿去。没错，我们仍然交谈，态度亲切友善，早晨上班之前我们甚至还仓促地爱抚过一阵。吃早饭时，我读了帕里的信，然后把信递给她。她似乎与我同感，也认为帕里是个疯子，而我感觉受到骚扰是顺理成章的。我用了“似乎”这个字眼，是因为她显得并不是那么真心诚意，就算她说过我是对的——我想她的确这样说过——她也始终没有真正承认自己以前犯了错。我感觉她心里还有其他想法，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可我问她时，她又否认了这一点。她皱着眉头读了那封信，读到某处时还顿了一下，抬起头看着我，说：“他的文笔还挺像你的嘛。”
“我得准备上班了。”她匆匆走出房间，我感觉对这件事我们不了了之了。我们应该团结一致，相互慰藉；我们应该肩并肩，背靠背，保护彼此，抵制这一侵犯我们隐私的企图。可是，这下子，我们好像已经被侵犯了。她回来时，我正想对她这样说，她却兴冲冲地吻了吻我的嘴唇。我们情意缱绻，在厨房里拥抱了整整一分钟。我们是在一起呀，我可没必要说出那番话。然后她挣脱身子，抓起外套，离开了。我想，我们之间还残留着一段模糊不清的分歧，尽管我不能确定那到底是什么。
当然，我再也无法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对自己辩解道，我这是在解开绳结，把光明和理解带进这一团未曾言明的混乱之中。虽然这样做很痛苦，但我必须去做。我要将克拉莉莎从她自己的错误想法中拯救出来，同时，我也要摆脱帕里的执念。我要重塑我们之间的感情，重塑这一份让我和克拉莉莎多年来茁壮成长的爱意。如果我的怀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根据，那么能把它们抛在脑后也是十分重要的。我拉开了她存放近期信件的抽屉。每一个连续的动作，每一刻更为深入的渗透，都越来越鲁莽，我也愈发不在乎自己的恶劣行径。某种东西正在形成，又紧又硬，像一面屏风，一副外壳，保护我不受自己良心的谴责。围绕着一个不完整的公正概念，我的合理化解释浑然成形：我有权知道是什么扭曲了克拉莉莎对帕里的反应，是什么阻止了她站在我这一边。莫非是某个狗日的性感淫荡、蓄着胡须的臭屁研究生？我从抽屉里拿起一只信封，邮戳是三天前盖的，正面用故意显得杂乱的小号斜体字写着地址。信封里只有一页信纸，我把它抽了出来，光是信首的称谓就叫我心头一紧：亲爱的克拉莉莎。可这封信无关紧要，不过是她从前的一位女同学聊聊家长里短。我挑了另一封信——是她的教父，声名显赫的凯尔教授，他邀请我们在她生日那天去饭馆共进午餐。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我瞥了瞥第三封信，是卢克寄来的，然后是第四封、第五封，它们都清白得让人无可厚非，这令我自讨无趣。我又看了三封信。这一封封信蕴涵着一位女人——你声称你所爱慕的女人——的一生：忙忙碌碌，聪慧颖悟，怜恤矜悯，目迷五色。你在这里干什么啊？想用你的毒药玷污我们的爱情吗！滚出去！我正想动手再打开最后一封信，但马上又改变了主意。让我觉得自己十分可恶的是，在我退出房间的时候，我居然还摸了摸口袋，以确认——或者说是给人留下我在确认的印象——订书机还在里面。
我站起身。自我说服是进化心理学家们很爱用的一个概念。我曾为一家澳洲杂志写过一篇这方面的文章。那完全是人们坐在扶手椅上空想出来的科学，其理论如下：如果你在集体中生活——人类向来就是如此——那么，说服别人相信你的个人利益和需求，对你的福祉就至关重要。有时你必须利用狡猾的手段。很明显，最能让人信服的方法就是先说服自己，这样一来，你甚至根本不需要假装相信自己的话。倾向于自欺欺人的个体繁衍兴旺，其个人基因也由此流传下来。于是，我们吵闹争斗，因为我们特有的智慧永远服务于我们的特殊需求，而对我们自身的弱点故意视而不见。
自我意识是情欲欢悦的毁灭者。一个半小时前，我们俩在床上的表现就乏善可陈，仿佛在我们的黏膜之间隔着一层细薄的灰尘或沙砾，或者是和此物相对应的精神隔阂，却像海滩上的沙粒一样真实可触。克拉莉莎走后，我坐在厨房里，脑中罗列出一连串从心理到生理上导致房事不悦的悲哀因素——糟糕的想法，低落的性欲，稀缺的润滑——还有疼痛。
这是一座位于北牛津花园郊区深处的半独立式排屋，四周种满了新绿植物。我有个想法：有朝一日，我们会重新发现，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家居建筑有多么丑陋；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作出定义，判断在我们这个时代中，什么样的房屋才算设计美观。到现在为止，由于我们还找不出更好的范例，所以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房屋也还算是不错的。下车时，我的脑部供血可能略有减少，思绪也因而往回漂移。我不相信自己了，我心想。自从侵犯了克拉莉莎的隐私以后，我就不相信自己了。我在大门前停住脚步。房门前是一条砖石小径，两侧种满了蒲公英和蓝铃花。我很容易便作出假想：从这座房子里透出的悲伤气息，只是我个人的心理映射罢了。我还亲自寻找起征兆：花园无人料理，楼上两扇窗户的窗帘紧闭，门前的台阶下有些玻璃碎片，也许是打破的牛奶瓶。我不相信自己。我按响了门铃，同时心里还在想着那只订书机，以及我们为了满足自己可以做出多么虚伪的举动。我听见屋里传出一丝动静。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告诉洛根太太她丈夫有多勇敢。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向她解释，是为了确认自己无罪，确认自己不用为他的死内疚自咎。
克拉莉莎说我这样的想法是错的，或者是荒唐可笑的，但除此以外她并没多讲自己的态度究竟如何。那天早上，我们穿衣服时，她倒是谈起了我的态度。我很烦恼，她说。当时我正在穿皮鞋，便没有插嘴。她说，她不喜欢看到我又被那“返回科学界”的执念纠缠，因为我明明拥有一份如此值得享受的工作，而且又做得这样得心应手。她想要帮我，但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里，我把全部心思都投在了帕里身上，人变得如此躁动，如此狂热，如此……她顿了一秒，寻找着合适的字眼。当时她正站在门口，腰间系着一条带有丝质衬里的褶裙。晨光中，她那白皙的肌肤让她的双眼看上去更加碧绿。她风致韵绝，仿佛遥不可及，而她选择的那个字眼更加强了这一印象。“……孤独啊，乔。在这整件事里你都是如此孤独，就连你对我说话的时候也一样。我觉得你把我关在了外面，你对我有所隐瞒，没有对我说出你的真心话。”
她正要离开卧室走进厨房，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帕里的信正等在那里。她误解了我的表情。她没有对我横加指责，而是恳求道：“我是说，就像你现在看我的样子。你在盘算着一些我永远无法知道的事情。就像你心里藏着两套复式账本，你认为这是接近事实的最好方式。可你难道不明白吗，这样做会让你自我封闭？”
关于窗帘信号，我曾在资料库中进行过一次拉网式搜索，结果一无所获。我还随机地打开了几箱剪报档案查找，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方向引导，半个小时以后我就放弃了。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关于用窗帘作信号的故事，而且它和帕里有些关联。我想自己最好还是停止主动探究，希望更强烈的联想能帮助我的记忆突破重围，也许会在梦中给我答案。
我在厨房中逗留，清理好餐碟，喝完咖啡，然后收起那封信——出于某种原因，我把那些蓝色的小纸页和受教育程度不高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俩之间的和谐关系已经毫不费力地维持了数年光阴，现在在我看来，它却突然变成了一座煞费辛苦精心搭造的建筑，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就像一架古老的旅行钟。我们正在丧失让我们和谐相处的诀窍，或者说让我们不用过分操心就能继续幸福生活的诀窍。近些天来，我每次对克拉莉莎说话，都会意识到自己的言谈可能会造成什么后果。我是否在给她留下一种印象，让她以为帕里的单相思令我暗暗窃喜，或者我无意识中正在引导他继续下去，或者是我没有认清事实，正不知不觉地享受着自己控制他的权力，或者是——也许她是这样想的——控制她的权力？
“看出来了。”她轻轻地说，然后继续读信。我想，我知道是什么在困扰她——是帕里那狡猾的伎俩，他在暗示我和他之间有段过去，有张契约，有种私通，有份用眼神和手势传递讯息的秘密生活，而我的否认似乎跟做贼心虚的否认没有什么两样，正好说明这一切都是真的。要是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又何必这样着急？在读到信末倒数第二页上“关于克拉莉莎的事情”那一段的时候，她停了下来，没有看我，而是扭头看向一边，慢慢深吸了一口气。她放下一直捏在手中的信纸，用指尖触了触眉头。我暗自心想，她并不是相信帕里，只是他在信中如此狂热地相信自我，如此毫不做作、直截了当地表露情感——他显然的确体验到了他所描述的那些感觉——这就一定会使人相应地产生某些自动反应。就连一部烂电影也还会让人泫然泪下咧。有些深邃的情绪反应会摆脱高级理性思维的控制，迫使我们去扮演自己的角色，不论它和实际情况相差多远——我是个因秘密恋情被曝光而愤恨不已的情人，克拉莉莎是个遭到残忍背叛的女子。但当我试着说出这样的想法时，她看着我，轻轻摇头，显出对我的愚笨感到惊奇的样子。那封信的最后几行，她几乎连看都没看。
我知道，就算我现在告诉她“我刚才只是在想你是那么可爱，我根本配不上你”，她也是不会相信的。正因为这样，我在站起身时，心中不禁就想：也许是她才配不上我呢。好吧。收支平衡，复式记录。她说得对，而且加倍地对，因为我之前什么也没说，她也就永远无从知晓真相。我对她笑了笑，说：“我们吃早饭时再谈吧。”但后来我们谈的是帕里的信，而且谈话也不顺利。
这间书房并不如克拉莉莎原先设想的那样严肃。她在大学里有一间办公室，真正的工作都在那里进行。这间书房是一处中转站，是设在家和工作之间的一个抛售箱，里面堆满了论文、书籍和学生的作业。这里也是教子教女们的追踪站，她在这里回复他们的信件，包装送给他们的礼物，把他们的画作和礼物杂乱地堆在一起。她还来这间书房里填写账单，给朋友们写信。在她这里，总会有邮票和高级信封，还有去年在大型展览会上买到的明信片。
她突然站起身。我问：“你要去哪儿？”
海丁顿区如往常一样嘈杂混乱，开进这里时，我被堵在了车流之中。在红绿灯前方，一组施工维修队占用了部分路面，而现在又有一辆双层巴士在此抛锚，挡住了通道。车辆必须排队等待，依次挤过隘口。我对克拉莉莎信件的偷窥是一座路标，标志着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在走下坡路，而帕里的阴险计谋正在得逞。当天晚上，在克拉莉莎回家时，她的态度很友善，甚至还很活泼，而我却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羞愧，无法放松。我的良心更加不安了。现在我真的有事情瞒着她了。我已经一再跨越了我自己那份纯真的界限。
我只是看着她。在这种时候，要么是我一直就在和她推心置腹，要么就是我从来没有对她敞开心扉，而且也不明白什么叫做真心话。不过，当时我所想到的并不是这些。我想的是当初刚认识她时经常冒出的一个意念：像我这么一个块头过大、长相平庸的傻大个，是怎么赢得这位白皙美女的芳心的呢？然后一个新的坏念头飘然而至：她是不是觉得跟我在一起生活有些吃亏了呢？
我在科学领域是个失败者，是个依赖于他人成果的寄生虫和边缘人——这种感觉并没有从我身上消失。事实上它从未消失过。我又像以前那样躁动不安了，也许是因为洛根的坠落，也许是被帕里骚扰所致，或许要归咎于出现在我和克拉莉莎之间的一道细微的情感裂痕。显然，困坐在书房里苦思冥想，并不能帮助我找到不安的源头或者解决办法。二十年前，我也许会花钱请个职业心理医生听我唠叨，但曾几何时，我已经对谈话疗法失去了信心。在我看来，那只是一桩让人假充时髦的骗局。如今我更喜欢开车解闷。在我收到帕里的第一封信的几天后，我开车前往牛津，去探望洛根的遗孀，琼。
然后她问我，我到底对帕里说了些什么。
那天清晨，公路上异常空荡，天色灰暗，光线平均，能见度也不错，而且我还是顺风，风力颇强。在陡崖前的那段平坦高地上，我几乎飙到了限速的两倍。这样势不可挡向前猛冲的高速飙行，使我必须拨出四分之一的注意力去瞟后视镜（小心警察，留神帕里），同时还要保持飙车时精神高度集中，这种状态让我感到情绪平稳，并带给我一种心灵得到净化的错觉。在距事故现场北面三英里远的地方，我沿着公路向下穿过白垩路堑，牛津谷宛如一幅异乡画卷般铺展在我的眼前。在这片平坦朦胧的绿意之中，与我相隔十六英里、关在一栋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里的，就是我此行要探望的那位伤心寡妇。我把车速降到七十，给自己更多一点时间回忆思索。
翌日清晨，我独自坐在书房里，打开老教授的来信，发觉纯真的梦想已顿然破灭，仿佛祸不单行，因为信中说，我不可能在系里寻到一个职位。不仅仅是因为在录用程序上和纯科学研究预算被削减方面的问题，更因为我所提出的虚光子研究计划纯属多余。“我要向你保证，这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而是因为在过去的五年间，相关问题的架构已经发生了大幅变化。这番重新定义似乎已经和你擦肩而过了。乔瑟夫，你目前的事业还是非常成功的，我劝你还是继续干好老本行吧。”
来到她的书桌前时，我还真的做出寻找订书机的动作：我在一张报纸下面找到了它。我甚至还快慰地微微叫了一声。我这样做，是不是因为在这个房间里有某种存在，有某位冷眼旁观的神明，而我希望能说服他呢？我做出这些姿态——不管是基因还是社会本性使然——是不是出于对明察秋毫之神的残余信仰呢？我的表演，以及我的诚实、天真和自尊，在我将订书机塞进口袋后的那一刻轰然瓦解，但我并没有离开房间，而是继续翻看着书桌上的杂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