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说，“就没有什么规矩能让整个世界达成一致吗？”
这事儿太复杂了，叫我难以拒绝。“好吧，”我说，“我答应你。”就在同意的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可以过滤掉若干信息，或许能为这家子人省些苦恼。有时候撒点谎也是对的，这一点瑞秋和里奥应该也会同意吧？小男孩从母亲的腿上滑下，去找他姐姐。琼·洛根微笑着向我致谢，她用手轻快地抚平裙子，这动作表示，她现在可以让我离开了。“我把他们的电话写给你。”
男孩继续盯着我，没有移开他的目光，他开口道：“杀人绝对是错的。”他的姐姐宽容地笑了笑。琼·洛根这时正在向保姆交代一些事情，于是我对男孩说：“这只是一种说法。当你真的很讨厌某个人的时候，你就这样说。”
“我讨厌人家拍我脑门，”女孩说，她弟弟也兴奋地抢过话头。“我爸在印度时，看见过有人把山羊的脑袋砍下来。”
男孩露出得意洋洋的样子。“杀人！”我看了看女孩，她点了点头。这时，关门声突然传来，我们都转过头去，看到他们的母亲刚对保姆交代完进来。
我想不出怎样才能拒绝她的要求，虽然我真的很想拒绝。难道我的生活就要完全屈从于别人的各种困扰吗？
当琼·洛根看到我站起身时，她推断我是要离开了。刚才她已经走到了书桌旁，这会儿正在纸上草草写下姓名和号码。
我站起身，瑞秋正在对我说些什么，可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却一直不停地点头。
里奥从窗帘里钻出来，面露绯红，但还是很高兴的样子。他和姐姐对视一眼，她便吃吃地笑起来。然后他想起了我，便挺身和母亲顶嘴，表现给我看。“可这是我们的宫殿，我是国王，她是王后，只有她给我信号我才出来。”
他着着实实仔细想了想，承认道：“我就曾经这么说过。”
“你们在说什么呢，妈妈？”站在窗边的瑞秋问道。我听出她这句迟疑的问话中带着焦虑和防卫的口吻，并随之瞥见了她内心中的痛苦煎熬。从前肯定有过某些不愉快的场景，女孩害怕又会重演，所以必须阻止它发生。
“这倒是真的，”我说，“但如果某件事是错的，那为什么到了海峡另一边就变成对的了呢？”
这个女人坚信，全伦敦的社交界都在谈论她和国王的恋情，而国王因此陷入了深深的苦恼。有一次，她找不到旅店客房，便感觉是国王在利用自己的权力，想阻止她在伦敦住下去。只有一点她确信无疑，那就是：国王爱她。她也同样爱着国王，但同时也深深地怨恨他。他拒她于千里之外，却又不停地给她希望。他向她发出只有她能读解的信号，让她知道：不管情况多么不便、多么尴尬、多么欠妥，他都爱着她，而且永远爱她。他用白金汉宫窗户上的窗帘和她交流。她一辈子都生活在这座幻想的幽暗囚笼里。她这种哀愁而苦涩的爱，被负责治疗她的法国精神病医生确定为一种综合征，并以他自己的姓氏命名。德·克莱拉鲍特综合征。
只有哀伤，只有发狂似的痛苦，才能让人编得出这条理论，这种故事。“但你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我反驳说，“这也太具体、太不寻常了。那只是假设而已。你不能让自己相信事情一定就是这样。”
有时，克拉莉莎略带感伤地对我说，我是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父亲的。她告诉我，我平易近人，有一说一，很会和小孩子打交道。我从未长时间地照看过小孩，因此从未经历过为人父母者自我牺牲的真火淬炼，不过，在倾听和交谈方面，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在行的。我和她的七个教子教女混得都挺熟。我们请他们来家里过周末，也带过其中几位出国度假，有一周里还曾一心一意地照顾了其中两个孩子——费莉西蒂和格蕾丝，都是会尿床的小姑娘——而她们父母当时正在闹离婚，吵得不可开交。我还对克拉莉莎年龄最大的教子起过某些作用，当时他十五岁，内心狂热，受了流行文化和愚蠢街头信条的蛊惑。我带他一起喝酒，陪他聊天，并劝说他打消了退学的念头。四年后，他在爱丁堡学医，干得还挺不错。
“我们老师说，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人都没手帕，所以像这样擤鼻涕也行。”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梁，翘起另外三根指头，朝我吐出舌头，发出一下咂舌般的怪声音。她弟弟乐得咯咯直笑。我接过琼·洛根折好递过来的纸，和他们一起走出房间，穿过棕色门廊，来到前门。还没走到门口，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德·克莱拉鲍特上。德·克莱拉鲍特综合征。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号角，一记响亮的小号声，把我带回自己的困扰中。这下子又有研究要做了，我已经完全知道该从何处下手了。综合征是一套关于预测的框架，给人带来慰藉。她为我打开屋门，当我们四人走到屋外的砖石小径上准备道别时，我几乎感到自己心情雀跃，就好像我的老教授终于给了我那个研究岗位似的。
因此，当我在椅子上转过身与洛根家的孩子们目光相对时，我看到自己在他们的眼中成了形——又是一个无趣的陌生人（最近这种人老是光顾他们家），大个子，穿着一套起皱的蓝色麻料西装，头顶上秃了一小块，从他们站着的高度就能看见。他们无法理解、也无从考量他来此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依然不是他们的爸爸。女孩大概十岁，男孩应该小她两岁。在他们俩身后，保姆就站在客厅门外，她是个神情开朗的年轻女子，穿着一身运动服。两个孩子盯着我，我也回望他们，而他们的妈妈正威胁着要杀死某人。他们都穿着牛仔裤、球鞋和印着迪斯尼卡通图案的毛衣，身上有种可爱的邋遢感，看上去也不像是很伤心的样子。
“这是瑞秋和里奥，这位是——”
两个孩子靠近了几步，还是肩并肩站着。经过刚才的事，现在讨论起道德的相对性纯粹是一份解脱。
女孩说：“不同国家的人看法不同。在中国，吃完饭打嗝是礼貌的行为。”
在我开口说话的时候，她却在一边摇着头。“不，不，你得先听我说。当时你是在场，但我对这件事了解得比你多。是这样的，约翰还有另外一面。他总想争第一，可他已经是四十二岁的人了，已经不是原先那个无所不能的运动健将了。他很伤心啊，他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当男人开始怀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对这个女人一无所知。我完全没有起疑心，根本没朝那方面去想。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第一个，但有一点我知道：她当时在看着他，而他也知道她正在看他，他想向她炫耀，想向她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必须径直冲进事故现场中去，必须第一个抓住绳索，最后一个放手，而不是像平时那样——躲在后面观望，分析怎么做最安全。如果没有她在场，他一定会这样做，可悲啊。当时他是在一个女孩面前卖弄自己，罗斯先生，现在害得我们大家都得受苦哇。”
“而且，他们居然还是牧师，”女孩补充说。提到父亲时，他们的神色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没有懊悔。他仍然是个活生生的存在。
“是吗？”这时我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
尽管如此，当我和孩子在一起时，我还是得掩饰内心的某种不安。我从孩子的眼中看到了自己，然后就会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对大人的那种感觉。那时，在我看来，他们是一群灰色的人，喜欢坐而论道，热衷聒聒不休，习惯庸庸碌碌。我的父母，我父母的朋友，还有我的那些叔伯姑姨，他们的生活似乎都隶属于其他那些遥远而更为重要的人物。当然，对一个孩子而言，这只是一种局部定义。后来，我在某些大人的身上发现了尊严和绚烂的品质；再后来，这些品质（至少是前一种）也在我的父母和他们圈子里的大部分人身上显露了出来。可是，当我还是个精力旺盛、自以为是的十岁小男孩时，和一群大人同处一室会让我感到十分内疚，觉得应该把我在别处玩耍获得的快乐隐藏起来才算礼貌。每当上了年纪的人跟我说话——他们全都上了年纪——我都担心自己脸上流露出的是怜悯的表情。
我点点头，说：“听我说，洛根太太。您的丈夫是一位非常坚决、非常勇敢的人。请您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瑞秋和里奥正在窗边嬉闹，我必须抬高嗓门。“他决心要救下那个男孩，一直坚持到了最后。那些高压电线很危险，那孩子很可能会死掉。您的丈夫始终不肯松手放开绳索，这令我们其他人深感惭愧。”
“如果这么做不对，”男孩说，“你说你要这么做也就不对。”
里奥走过去坐在母亲腿上。她用双手稳稳地抱住他的腰。瑞秋穿过房间来到窗边，朝外凝望着花园。“那顶帐篷。”她轻轻地自言自语。
“那吃马是不是错的呢？”
“没什么，亲爱的。和你没关系。”
“乔。”我应声接过话头。
“没错，”我说，“在摩洛哥，有人告诉我千万不要拍小孩的脑门。”
“在我们这儿是，”女孩说，“不过在法国就不是。他们那儿成天净吃马肉。”
“你们其他人都还活着，”她说，然后她顿了顿，皱起眉头，因为里奥这时正在落地窗的长窗帘后面尖声叫笑。他的姐姐正隔着窗帘胳肢他。做母亲的似乎想叫他们安静，但又改变了主意。像我一样，她也得提高音量。“别以为我从没有想过这一点。约翰是个登山运动员，洞穴探险家，也是个驾船的好手。但他同时还是一名医生。在救援队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人。”每说出一个“非常”，她的拳头就攥紧一下。“他从不傻乎乎地去冒险。登山途中，队友们经常取笑他，因为他总是担心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天气会发生什么变化，会不会有岩石松动滚落，或者是别人根本不会想到的危险。他是队伍里的悲观分子。有些人甚至认为他胆小怕事。可他并不在乎。他从不做无谓的冒险。瑞秋一出生，他就放弃了那些高难度的登山活动。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根本说不通。”孩子们闹得更凶了，她半转过身，想叫他们安静下来，但她决定先把这些必须告诉我的话说完，而孩子们的喧闹声让她说起这些私事来更方便。于是她转回身子。“他抓着绳索没有放手这件事……听我说，我想过这一点，我知道是什么害死了他。”
终于，我们谈到了故事的关键所在。我马上就要受到指控了，于是我不得不打断她。我要抢先讲出我的版本为自己辩护。仿佛是要鼓励我似的，一幅画面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什么东西，什么人，在我放手之前的刹那间坠下。不过，我也仍然记得自己从那遥远的实验室岁月里留下的经年警句——“所信即所见”。“洛根太太，”我说，“您可能从别人那里听说过些什么，这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坦诚地说……”
“我一定要找到她。”琼·洛根以一种谈生意似的方式继续着我们的谈话，“如果你当时没看见她，那真是太糟糕了。不过，或许你还是可以帮我的。警察全是些窝囊废。其他人中可能有人看到了什么。我不能亲自和他们讲，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说：“那你有没有听人说过‘我饿得能吃下一匹马！’这句话？”
她怜悯地瞥了我一眼，然后转向孩子们。“你们实在是太吵了。我们连自己说话都听不见了。”然后她不耐烦地站起身。刚才，里奥把自己卷在窗帘里，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瑞秋一直绕着他边唱边跳，用手戳他，里奥也就唱着什么，作为回应。现在她站到一边，让母亲打开裹在小男孩身上的窗帘布。琼·洛根的口气中并无责备，倒更像是温和的提醒。“你们会把窗帘架又拉掉的。昨天我就告诉过你们了，你们答应过我不再闹的。”
孩子们再次靠近我，瑞秋说：“我又想到了一个。”
里奥还说了些别的什么话，他母亲也继续温和地管教他，但这些话我都没有听见。就仿佛一块精致细密的花边，仅凭其错综复杂就足以自我修复那撕裂的部分一样，一切都豁然开朗了，我真不明白自己先前怎么可能会忘记呢。那座宫殿是白金汉宫，国王是乔治五世，宫殿外的女人是个法国人，而时间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她曾多次来到英国，一心只想站在宫门外，希望能看到自己心爱的国王一眼。她和他素不相识，也永远不会相见，但她每天醒来，心里想的全是他。
“我有那两个农场工人的电话，”她说，“那个年轻人的电话也不难找。我已经有他的地址了。他叫帕里。打三个电话，这就是我所有的请求。”
琼·洛根感谢我的来访，我告诉她，跟那些人联系以后我会马上打电话给她。现在我要离开了，孩子们显得畏缩起来。我又变成了陌生人。我捏住鼻子，学瑞秋的样子发出了一声怪音，不过听上去要更礼貌些。他们脸上露出强忍住的微笑，这让我感到高兴。我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在沿着砖石小路往外走的时候，我不禁想，我的离开将使他们再次意识到他们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一家人聚在屋门前，母亲把双手放在孩子们的肩上。我走到车旁，打开车门，转身还想再朝他们喊声再见，但三个人这时已经回到屋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