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大吵大闹，就连小小的争执也没有，仿佛我们都感悟到，正面对抗也许就会让我们各奔东西。我们依然友好相处，论工作，谈购物，聊做饭和家庭日常维修。每个工作日，克拉莉莎都要出门去授课、开讲座，向校方开战。我写了一篇冗长而味同嚼蜡的书评，评述五部专论意识的书籍。想当年，当我刚开始从事科普写作的时候，“意识”一词可以说还被排除在科学论述之外，算不上一个“显词”呢。如今，它就和黑洞和达尔文一样大行其道，其风头几乎盖过了恐龙。
她摇了摇头。现在她下了床，收拾起明天要穿的衣服，站在门口。“我吓坏了。”她说。
我听见话筒里传来电视新闻的声音，听见盖德的叫喊盖过了电视声：“我要说的一切，都会在死因裁判庭上一一说明。”盖德太太折了回来，转达了这条信息，她的口吻中分明带着无奈和些许遗憾，仿佛她也为他的拒绝谈话感到难过。
“听我说。我正在做彻底研究。”我把手放在她肩上，她却一耸肩挣开了，但我继续道：“从我读到的资料来看，患有克莱拉鲍特综合征的病人可分为两类……”
“还有那些信，那种笔迹……”她看着我，下唇松弛下来。有什么事情掠过她的脑海。她犹豫起来。
我们一如既往地起居生息，因为除此之外，一切似乎都不明朗。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失去了信心，我们已经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我们没有了爱，或者说我们已经失去了爱的诀窍，而且也不知道这件事该从何说起。我们同床共枕，却没有彼此相拥。我们共用一间浴室，却再也没有看见对方赤裸的胴体。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随意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少做一点点事，比如冷淡有礼的相处，就会暴露出我们其实是在伪装自己，使我们陷入我们一直希望避免的冲突之中。以往曾经十分自然的举止，比如做爱，或是长谈，或是在沉默中静静相伴，如今却显得煞费苦心，矫揉造作，就像哈里森制作的四号航海天文钟那样，要重建它是既无可能，又不合时宜。每当我看着她，看她梳理秀发或是弯腰捡起地上的书，我便会想起她的美丽，就像教科书上的事实，牢记在心底。真实，却并无即时联系。我也可以从她的凝视中重塑自己的形象——蠢笨庸俗，体态粗硕，活生生一根受着生物定律驱动的大头棒，一条满脑子呆板逻辑的巨大水螅，她犯了个错误，和我搅在了一起。和她说话时，我的声音单调平板地在自己头颅里回响，而且不仅仅是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是谎言。哑然无言的愤怒，播散得当的自我厌恶——这些就是我的元素，我的色彩。我们四目相对时，我们无法沟通，就好像那幽魂般刻薄的自我举手挡在我们面前，阻断了理解的可能。况且，我们的视线也很少交会，就算有，也只是那短短的一两秒钟，然后便紧张地移向他处。从前那爱意浓浓的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或宽恕现在的自己，事实就是如此：在那段日子里，萦绕在我们家中那未加承认的情绪，是羞愧啊。
他这话听起来有点太直接、太过于武断，于是我就开门见山地告诉了他。“她怀疑那个人是女的。她在车上发现了野餐的食物，还有一条丝巾。她怀疑丈夫有外遇。这个念头让她饱受折磨。”
“请告诉他，我是冒着生命危险试图阻止他孙子被风吹走的那批人之一。”
“星期三我去找警察，他们也许可以……”
我刚才说过，我们依然可以谈论日常事务，可是，我们生活的某一方面已经纳入了一板三眼的常规之中，而要讨论它是我们无法忍受的。常言道，非凡之事迅即就会变得司空见惯。每当夜间在公路上驾车，或者乘坐飞机冲破云层飞向阳光之际，我就会有这番思绪。我们是适应性极强的生物啊。顾名思义，可以预见的事物成为生活背景，不再占据人的注意力，让人能更好地去应付随机或始料未及的事物。
帕里每周会寄来三至四封信，一般篇幅都很长。来函热情洋溢，所用的时态也越来越集中于现在时。他常常把写信的过程视为主题，描述他所在的房间、光线和天气的变化、他情绪的起伏，以及他如何借由写信成功召唤出我的存在，仿佛我就在他的身旁。收尾时，他下笔冗繁，文字中透出离愁哀凄。涉及宗教部分的内容若不是情感如此炽烈，乍看上去就像是公式化的照本宣科：他的爱就像上帝之爱，富于耐心并包容一切，上帝是想通过帕里把我带到他的身边。来信中通常会含有一些指责的成分，要么贯穿全信隐于其中，要么就集中在宣泄痛苦的一段文字里：是我先挑起了这段恋情，因此我才应该直面应对，对他负起责任。是我在玩弄他，怂恿他奋勇向前，频频向他发出鼓励的讯息，然后却又猝然转身，对他不理不睬。我是个卖弄风骚的浪荡子，我是个风流情郎，我最擅长凌迟折磨人，我的天才就在于绝不承认自己的勾当。我似乎已不再通过窗帘或女贞树向他传送讯息了。现在我在梦中对他说话，就像《圣经》里的一位先知那样，光彩照人地出现在他面前，信誓旦旦地向他表达我的爱意，预言欢乐的时光就要来临。
她没有看我，而是看着我头顶上的某块地方。她的声音很沙哑。“今晚我要去儿童房睡。”
“我是在说你的头脑！”
“我当然有问题，”我说，“可是，你先听我说嘛。多知道些东西总是有帮助的啊。有些病人的症状是整体精神疾病的一部分。他们是很容易识别的。还有一些病人徒有其表，他们完全执迷于自己所恋的对象，但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却表现得很正常。”
我学会了如何快速浏览这些信件。我只看那些内容涉及指责或表达挫折感的段落，努力寻找他有没有再次发出威胁，就像当时在公寓楼外我认为他发出的威胁那样。愤怒洋溢在字里行间，没错。他的心中有股沉沉黑暗，可他太狡猾了，不会把它变成白纸黑字。不过那股黑暗肯定存在，令他认为我是他一切痛苦的根源，使他猜想或许我永远不会与他共居同住，让他暗示这件事可能会“以悲伤收场，给我们带来做梦也想不到的无尽眼泪，乔”。我要的比这更多呢。我期待的就是这个啊。请把武器交到我手上，杰德。只要一个小小的威胁，就足以让我去报警，可他就是不肯给我，他恣意玩弄我，却又缩头缩脑，就像他说我对待他的态度一样。我需要他再来威胁我一次，因为我要吃下定心丸，而在这一点上他却不肯满足我，使我一直怀疑他迟早会对我造成伤害。我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一项针对男性克莱拉鲍特综合征患者的调查中，一半以上的受调查者都表示曾试图向他们执迷的对象施暴。
“乔……”这次，她从美唇间吹出我的名字，然后皱起眉头，深吸了一口气，用丰厚低沉的音调说：“乔，统统结束了。最好全都承认了吧。我想我们已经了结了，你不觉得吗？”
此刻，凌晨一点半到两点之间，我们俩就这样躺在床上，借着一盏台灯昏暗的光线注视着对方，我全身赤裸，她身着棉质睡衣，我们把两臂和双手贴在一起，但表情漠然，均无担当。我们周围问题重重，可一时间我俩都不敢开口。能彼此相望已经足矣。
“我正在想呢。”
他那位住在沃灵顿镇的朋友约瑟夫·莱西当天不在家，要到第二天才回来。于是我就打到里丁市，想和那位气球驾驶员詹姆斯·盖德一谈。接电话的是他妻子，声音亲切悦耳。
“你以为光靠读资料就能解决问题吗？”她突然停止了哭泣，发起火来。“你难道不明白是你有问题吗？”
当我问克拉莉莎时，她说她觉得洛根的车有两扇门开着，甚至也许是三扇，但除了洛根以外，她没有看到别的人。这下就只剩帕里了。我记得，当时他现身的那条步道让他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要靠近那辆车。我是否可以身藏录音机去找他，先询问事实，然后再激他威胁我呢？且不说这种想法很荒唐，指望他能直截了当地向我提供资讯也是妄想。他的世界充斥着情绪、创造和渴求。他是制造噩梦的材料——我甚至很难想象他会从事平庸无奇的俗事，比如刮胡子或者结账单。那感觉就仿佛他并不存在。
“你想找他干什么？”
“那你就滚吧！”我朝他离去的背影大喊，“少在这儿瞎晃悠。别再拿你那些混球的信来烦我了。”可我真正想说的却是：回来，和我说话吧。回来吧，正视你的无助，把你心底的威胁清清楚楚地讲出来。或者你给我打电话威胁我也行，把那些话都存在我的留言机里。
但她走了。第二天，她把她的东西搬进了儿童房，就这样，一时冲动的决定变成了既定的安排。我们仍然生活在一起，但我知道，自己已是孑然一身了。
“乔！”她喊道，“你说他在外面，可我出去的时候并没有人。没有，乔。”
“我也是。他可能会使用暴力。”
我问：“那些信怎么了？”
我坐了起来。“我的头脑绝没问题。正常得很哪。亲爱的，他实实在在是个威胁。他是个危险分子啊。”
“我不知道你这是怎么了，乔。我在失去你啊。这太可怕了。你需要帮助，可我觉得我是帮不了你的。”
“他一看见你穿过楼下的大厅，就会沿着大街走一小段路，然后站在一棵树后面。别问我为什么。”
当我终于联系上莱西的时候，我发现他比其他人更明白重点所在。
“想问一下那场事故，那场热气球事故。我只想问他一下……”
“他们想要什么？不会是还需要更多目击证人吧。”
当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没觉得自己已经跨越了概念重建的门槛，也未曾感到地面或床铺从我的身下消失，不过我确实进入了一个极高的境界中，可以洞察这些事并没有发生。当然，我正处于否认一切的状态下，自己什么感觉也没有。一点也没有。我没说话，不是因为无言以对，而是因为我毫无任何感觉。我那冷血的思绪就像青蛙一样跳到了琼·洛根身上。在我的脑海中，克拉莉莎目前和她共居一地，她们被归为同一种女人，都相信自己被人冤枉，并且都对我抱有期待。
真是干脆利落，她的态度也相当冷静。两个小时后，我又试了一次，这一回我赶紧抢先报上姓名，告诉她，我是当时和她儿子一起抓住绳索的人之一。等托比·格林终于跛着脚跳过来接电话时，却帮不上我的忙。他是看到了约翰·洛根的车停在远处的原野彼端，可他当时正忙着修剪树篱，后来又朝气球跑去，所以并不清楚洛根是否孤身一人。我很难让格林围绕主题而不岔开话头。他想谈他的脚踝，想谈他本应因此得到的病假工资。“管福利金的那帮家伙我们已找过三次了……”我听他讲了二十分钟行政人员如何办事不力，如何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然后他母亲把他叫走了，他连声再见都没说就挂上了电话。
现在，我们已经在床上默默地躺了十分钟。她向左侧着身，我想我透过枕头听到了她那沉重缓慢的心跳声。也许那是我自己的心跳吧。节奏很慢，而且我确定它越来越慢。在这片沉寂中没有丝毫紧张。我们四目交错，视线有规律地在对方的脸上移动：从眼睛，到嘴唇，再回到眼睛。这就像一段漫长而迟缓的回忆，随着每一分钟逝去，我们缄默无语，恢复便聚集起了自身平静的力量。爱的惯性力量，那些彼此相伴、和谐共度的小时、星期与年月，一定比区区目前的环境因素更为强大。爱不是会自主繁衍的吗？我心想，我们现在最不应该做的，就是放下架子耐心地解释和倾听。大众心理学太注重于把话说清楚了，人们也对此期望过高。冲突，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也有一段自然的生命周期。诀窍就在于知道何时让其死去。倘若时机不宜，言语就会像纤维性颤动一样造成可怕后果。冲突会以病原形式复活，以有趣的新组合，或者在某种对事物的病态“新眼光”中热烈重生。我的手微微动弹了一下，放在她胳膊上的手指轻轻使了点力。她双唇微张，伴着这性感的开启发出一声轻柔的爆破音。我们只需要看着对方，殷殷回想。只要做爱，其他一切都自然能够解决。克拉莉莎的双唇形成了我的名字，但没有发出声音，就连一口气也不曾呼出。我无法将视线从她的嘴唇上移开。这么丰润，这么亮丽，色泽如此自然饱满。人们发明唇膏，就是为了让其他女人也能拥有像这样的双唇，不过效果要稍逊一筹。“乔……”这双嘴唇又说。现在不谈我们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那样做，我们就必须让帕里进入我们的卧室，引入我们的床中。
“如果真有别人，那他不出面肯定是有极好的理由。要我说啊，就是不想惹是生非呗。”
他咂了咂舌头，然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求你别走，克拉莉莎。”
这会儿，由于我什么也没说，由于我无法调动情绪作答，克拉莉莎就又开口了。我们仍然凝视着对方。“你总是在想他。没完没了地想。刚才你就在想他，是不是？说吧，对我说实话。说呀。”
“是他的遗孀想问。她认为当时有别人和她丈夫在一起。”
“我尽力而为吧，”她说，“可他现在不太情愿谈这事。”
至少克拉莉莎似乎已经从帕里的头脑中消失了。如今他在信里从不提到她，他也从未试图跟她说话。实际上他是在主动地回避她。每次她离开公寓时，我都要从起居室的窗户往下看。只要透过楼下大厅的玻璃窗一看到她走下楼梯，甚至还没等她走出公寓，他就会沿着大街匆忙走开，等她离开后再回到原地。难道在他的故事里，他相信自己可以不用在意她的感情吗？莫非在想象中，他以为我已经对她解释过了一切，她基本上已和此事无关，或者他自己已经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故事根本就不需要前后一致的连贯性？
“又是记者，烦死了。你干吗不快点给我滚开！”
我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现在的局面，但我们俩面对面地躺在床上，就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也许仅仅是因为疲倦了吧。时间很晚了，早已过了午夜。这份沉默是如此凝重，仿佛拥有了视觉上的质地，可以看见它在闪烁光芒，或是散发出冷硬的釉光，而且还带有一份厚重感，就像新涂刷的油漆。这种联觉一定是由于我现在心神混乱所致，因为这幅情境是如此熟悉——我躺在她那双碧眼的视线中，感受着她那纤细手臂的滑润滋味。这情景又是如此出人意料。我们并非处于冷战状态，但两人之间的一切都停顿了。我们就像两支军队，隔着迷宫般的重重壕沟傲然对峙，动弹不得。唯一在动的是头顶上如旌旗般飘扬的沉默指控。对她而言，我躁动狂乱，变态执迷，最糟糕的是还侵犯了她的私人空间。在我看来，她背信弃义，在这一危机时刻不肯向我施以援手，还满腹猜疑，蛮不讲理。
这是一座自我指认的爱情监狱，但不管是喜悦还是绝望，我都无法诱使他来威胁我，甚至无法让他和我说话。曾经有三次，我打开藏在身上的录音机，穿过大街走向他，可他却不愿待在原地。
“那么你看到她了？”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他说：“我不想在电话上谈这件事。你来沃灵顿一趟吧，我们到时再说。”他把地址留给了我，我们约好了时间。
除了信件以外，帕里在公寓外的露面也成了例行公事。他大多白天来，在街对面的一处位置上站定。他似乎在时间需求和自身需要的压力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如果没看见我，他就会在那里站上一个小时光景，然后步行离开；如果他看见我出了公寓，就会在大街另一侧尾随我走上一小段路，然后转身拐进一条侧街，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藉此，他就能得到足够的接触让他的爱保持鲜活，而据我推测，随后他会直接回到汉普斯特的家中动笔写信。其中一封的开头是：“我理解你今天早晨投来的那一瞥，乔，但我想你错了……”然而，他再也没有提起上次他说决定不再和我讲话的事，我倒突然觉得束手无策了，因为，假如他不肯在信上威胁我，那我就希望他或许能好心让我把他的话录下来。我口袋里一直放着一台小型录音机，麦克风藏在翻领下面。有一次，在帕里的注视下，我徘徊在女贞树旁，双手拂过树顶以留下讯息，然后转身望着他。但他不肯走过来，当天稍晚些时候写来的信中也没有提到这一刻。他这种爱的模式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即使渊源于我也一样。他的世界由内在决定，受私密需求的驱使，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完整。没有什么能证明他是错的，也不需要有什么来证明他是对的。就算我写出一封热情似火的情信给他，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蹲在自己搭建的囚室里梳理意义，为不存在的交流注入希望或失望的戏剧性情节，永远细致地观摩现实世界，检视生活中的随机布局和混乱的噪音与斑驳的色彩，探寻与他目前情绪状态相关的事物——而且也总能得到满足。他用自己的感觉阐释着这个世界，而世界则在他情绪转变的那一刻为他提供相应的证据。如果绝望升腾，那是因为他从空气中读出了黑暗，或者某只鸟儿的鸣叫声起了变化，告诉他我对他嗤之以鼻。当情绪转为喜悦时，则是出于某种出人意料的愉快缘由——我在梦中传递给他的温馨信息，在祈祷或冥想时“浮出水面”的直觉。
我尽力而为，孜孜以求。早些时候，我拿上洛根太太的那张字条，坐在书桌前打起了电话。我先打给住在罗素沃特村的托比·格林，接电话的是个健朗豁达、声音粗哑的老太太，那一定是他母亲。我好心地问起她儿子脚踝的伤势情况，但她一下子打断了我的话。
“是的，我是在想他。”
“你还在吗，莱西先生？”
自然，我那天吼的那些话并没有对他产生影响，第二天我收到了他的来信，信里充溢着欢乐和希望的话语。他的自我中心主义无可动摇。我开始恐慌起来。这种逻辑可能会驱使他一下子从绝望转向仇恨，或从爱情转为毁灭，而这逻辑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别人无从猜测；而且，如果他要对我下手，事先也不会有任何警告啊。于是，夜里我就格外小心，把公寓大门锁上。独自出门时，尤其是在夜晚，我会留心注意身后跟着什么人。我坐出租车的次数愈发频繁，而且下车时我也总会先环顾四周。我颇费周折才与当地警局的一位巡官约好时间会面。我开始幻想自己需要带什么武器防身。催泪瓦斯？指节铜套？刀子？我成天做着暴力冲突的白日梦，梦里获胜的永远是我，但我那凡事讲求逻辑的心——那装满无趣常识的器官——深谙，他不大可能直接来找我的麻烦啊。
她也挣扎着要坐起身。“哦，天哪，”她说，“你不明白。”说罢她哭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