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往前走，路过一幢幢活生生的豪宅别墅。它们灯火通明，高耸于装有对讲机的大门之上，我瞥见大门后面有几辆随意停放的汽车。我的情绪如此恶劣，以至于可以刻意并且乐意忘却我们自己那幢价值五十万英镑的公寓，纵情想象自己是个贫困潦倒的可怜虫，在雨中匆匆路过有钱人家的宅邸。有些人好运连连，而我却浪费了自己一生中仅有的几次机会，现在我一文不值，这里没有人会来在乎我。自从进入青春期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像这样去自欺欺人，而发现自己还能做到这一点让我颇感愉悦，几乎就好像我能在五分钟里跑完一英里似的。但紧接着，当我再一次想起“窗帘”时，脑中却没有任何联想，就连半点影子都没有了。我开始放慢脚步，心想：人脑竟是这么一件细致精密却又华而不实的东西，一旦情绪状态发生变化，其他一百万条无法察觉的神经回路就都会受到影响。
就在我听到他高喊我的名字之前，我隐隐觉察到那个折磨我的人正在向我逼近。然后他又叫了起来：“乔！乔！”我听出来他正在呜咽。“是你。是你开始的这一切，是你让这件事发生的。你一直在跟我玩游戏，一直都是，现在你还装作……”他没能把话说完。我再次加快了脚步，在穿过下一条街时，我几乎是在奔跑了。他的哭叫声随着每一个刺耳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我感到既恶心又害怕。我到达对面的街道，转头回顾，他一直跟着我，现在被困在了马路中间，等待车流出现一个缺口。稍不小心他就有可能栽倒在一排飞驰的车轮下，而我正希望这种事情发生，这个愿望很冷酷也很强烈，我却并不为自己感到惊讶或者羞耻。当他看到我终于回头去面对他时，他大声喊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什么时候才能放过我？你已经抓住了我的心，让我无法自拔。为什么你不承认你自己正在做的事呢？为什么你一直假装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乔，那么那些信号呢，为什么你又不断地向我发信号？”
帕里啜泣着，说不出话来了。他向我走近一步，但一辆汽车从马路中央疾驰而来，一路车笛鸣声大作，迫使他后退，而多普勒效应也使他的哀鸣被喇叭声压了下去。当他大声喊叫时，尽管我对他心怀敌意和反感，我一度几乎又可怜起他来。也许那不只是悲伤。看见他被困在路中央不停吼叫着，我感觉松了口气，因为那个人不是我，那种感觉就和看见一个醉汉或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指挥交通时那样。我还在想，他的状况过于极端，对现实的构想如此扭曲，因此他伤害不了我。他需要帮助，但不会是我去帮他。这个想法和刚才那份空想的愿望并行不悖，我还是希望看到这个惹人厌的家伙被碾扁在柏油马路上。
还有另外一件事，像一层皮肤、一层柔软的外壳包裹着我的愤怒，限制它并使之显得更为戏剧化。那是一段若有似无的记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一份由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读过的材料所引发的朦胧联想，它与我当时的阅读目的毫不相干，但就像童年梦境中的一个片段持久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现在它和我有关了，我想，它能对我有所帮助。关键词是“窗帘”，在我的想象中，这个词是用我自己的笔迹书写的。一如睫毛上的雨珠让路灯光线在我眼中显得离析破碎，这个词也仿佛分裂散开，被记忆显示屏边缘外的联想朝四面八方拉扯。我在心里看见了一座豪宅的远景，其再现效果就像是登在旧报纸上带有污渍的黑白照，带有高高的围栏，里面也许还有军人、一名安全警卫或是哨兵。但即使那条意味深长的窗帘就挂在这座房子里，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含义。
由于仍然被困在马路中央，他的身影和话语不时被飞驰的汽车隔挡，他抬高了音量，嘶哑地吼叫，让我无法移开视线。我本应该继续向前奔跑，因为这是甩掉他的绝好机会。但是他的怒气咄咄逼人，我只能目瞪口呆地旁观，不过我始终没有放弃能使我解脱的那种可能性，一心希望能有辆汽车来撞死他，撞死那个站在离我二十五英尺远的地方、一边诅咒一边恳求我的家伙。
雨还在下，但已经小了些。前方两百码外路口的交通灯信号已经改变，从前进车流的状态来看，再过几秒钟帕里就有机会穿过马路了。于是我抛下了他，任他掩面而泣。他肯定没有看见我转过身，迈着轻快的脚步沿着一条狭窄的住宅区小道慢跑而下。即使凄凉的他想快跑追上我，我也可以在街区里曲里拐弯，不出一分钟就能甩掉他。
他说话尖声尖气的，语调渐扬，重复不断，仿佛动物园里一只孤苦伶仃的衰鸟近乎变成了人类。“你想要什么？你爱我，你想要毁掉我。你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发生！你这个混蛋！你在玩弄我……折磨我……向我发出该死的秘密小信号，让我一再走向你。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这混蛋。你这个混蛋！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将我带离……”这时一辆房屋般大小的搬家卡车驶过，我没听见他接下去的话。“……你以为你能将我带离他。但是你会来到我的身边。到最后……你也会到他身边来，因为你必须这样。你这个混蛋，你将会乞求怜悯，你将会匍匐在地上……”
在我的印象中，我一踏出房门，雨势就骤然加大了，但我没打算折回去拿帽子或雨伞。我没有理会帕里，而是怒气冲冲地大步前进，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等我走到街角、朝四下里张望的时候，他已经在我身后五十码远了。我头发湿透，右脚那只鞋里也因为在鞋底上有条很久没去在意的裂缝而渗进了雨水。我身上的愤怒气息像冷光般四下发散，没有特定的对象，显得有些孩子气。帕里当然应该为插足于我与克拉莉莎之间而受到谴责，然而我的狂怒却是针对他们两人——他给我带来苦恼，而她没能支持我去对抗它——同时也是针对所有人、所有事，特别是这场无孔不入的雨，还有我不知道要去哪里这一事实。
对这些脆弱的联想的苦苦探寻，令我想起了我书房里的窗帘，然后又想到了整间书房。我想到的不是它的舒适，不是那台灯的羊皮灯罩里发出的光线，不是布哈拉地毯上鲜亮的红色和蓝色，也不是我那幅夏加尔油画仿制品（《躺着的诗人》，1915年）里的海底风格色调，而是那些填满了五个搁架、堆了整整一面墙的约百来英寸长的箱装文件，带标签的黑色箱子中塞满了剪报；在书房的另一面，在朝南开的窗户边，有台像小型摩天楼似的硬盘驱动器，里面存储着3G大小的数据，等着帮助我在这栋豪宅与“窗帘”、“信号”这两个词之间建立联系。
我想起了克拉莉莎，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欢悦的爱意，感觉要解决我们的争吵似乎也很容易——不是因为我态度恶劣或是做错了事，而是因为我的正确是如此显而易见又无可辩驳，只是她弄错了。我必须回去啊。
听他叫嚷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又冒出了第三股思绪和感觉。这份灵感来自于一个词汇，而这个词被他使用了两次：“信号”。每听到它一次，先前让我烦恼的那条窗帘就会扰动起来，两个词合成了一个基础的语法结构：用作信号的窗帘。现在我比以前更接近真相了。我几乎就要想起来了。一栋豪邸，一处著名的伦敦住宅，窗前的帘子被用来传递联络……
